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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日本一度繁荣的贸易在18世纪的下半叶慢慢地衰落下去。1697年以后，幕府采取通过长崎会所直接管理贸易的体制，如此一来，各地的商人与大名再也没有机会插手长崎的对外贸易了。1715年，新井白石制定了对外贸易的限制条例：规定每年驶往长崎的唐船（中国船）最多为30艘，贸易额最多为白银6000贯，荷兰船只最多为2艘，贸易额最高为白银3000贯，还规定中国的船只必须持有幕府颁发的信牌才可以进入长崎港口。1790年日本幕府限定每年只允许1艘荷兰的船只来到长崎。尽管如此，双方都没有彻底断绝贸易的意愿。荷兰人方面非常紧张，担心一旦被逐出出岛，英国人就紧接着取而代之。更有甚者，虽然荷兰人每年的贸易额有所下降，但是他们留在出岛的职员仍然能够通过私人贸易获利。从日本人方面来看，官吏以及商人也喜欢与有利可图的人保持贸易的联系，即便是在江户的幕府也是如此看待。所以，日本-荷兰的贸易以及文化联系一直持续到了幕末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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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幕府来说，出岛是当时日本人唯一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幕府的官员可以定期地了解荷兰和外部世界发生了什么。也正是这个原因，日本人与荷兰人在文化以及智识上的交流变得更加有趣和重要了，至少，对于后世的人来说，要比那种受到限制的荷兰-日本贸易更加有趣和重要。不幸的是，并非许多在出岛受到限制的荷兰人和外国人都有兴趣去利用这个开放给他们的机会，只有少数的例外。在日本方面，对于西方文化的兴趣似乎更加广泛和迫切，不仅仅局限在那些官方的译员——尽管他们更加容易接触到外国的文化。早在1720年，德川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1716—1745）放宽禁书令，除基督教以外的欧洲其他学问的书籍可以入岛，从那时起，有一些欧洲的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流入日本。在18世纪的下半叶，由此形成了一些所谓的“兰学学者”（Holland scholars or Rangakusha），他们有兴趣研究外国的和荷兰的学问。他们是一个社会成分复杂的群体，其中有医生、天文学家、流浪的武士甚至是一些封建的领主。有一位荷兰学者、商人和外交家伊萨克（Issac Titsingh）注意到他们中有许多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能够掌握荷兰的知识和学问，日本的幕府甚至允许一些“兰学学者”在他离开日本以后继续保持通信联系。在“兰学学者”中有一名最重要的人物名叫司马江汉（Shiba Kokan，1747—1818），他在15岁的时候就在“狩野派”画家的指导下作画，后来他的画风受到木刻画家铃木春信的影响。此后，他又尝试包括西洋蚀刻版画在内的各种不同的画风，他是第一位在日本学习西方风格的蚀刻画的先驱者和艺术家。他生活在江户，有机会接触到“兰学”。他也是一位致力于将哥白尼和开普勒天文学知识普及给大众的学者，曾经撰写并配图出版了一部介绍哥白尼天文学说的《天文图解》。1792年，他还按照哥白尼的学说手绘过一本世界地图，其中太阳、地球以及月亮的位置都是按照哥白尼的理论安排的。他基本上居住在江户，只有一次到过长崎。司马江汉完全意识到在当时江户幕府提倡“新儒学”的沉闷的社会文化气氛中他个人所拥有的那种创造性。他不加掩饰地宣传西方文明中技术以及艺术的优越性，同时也极力避免违反幕府“锁国”的种种严厉的规条。与日本后来另外一些提倡学习西方思想以及技术的先驱者不同，“兰学学者”是一个较小的知识群体，他们的受众主要在江户以及京都等大城市，他们的书籍，如司马江汉的作品，都要获准才得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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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出岛的荷兰商站的站长以及随从获准前往江户觐见江户的将军的时候，在江户以及京都的“兰学学者”有时被允许与他们见面。在长崎，他们之间见面的机会会更多一点。出岛的“红毛人”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在长崎港口的出现会给一些画家带来艺术的灵感，他们创作了许多所谓的“长崎绘”（Nagasaki-e），它们出现在1750年左右，是以木刻板制作的彩色的图画，这是当时的一种“流行艺术”，主要是出售给来访者与旅行者的。与更为著名的江户和京都的“浮世绘”相比，他们更加便宜，艺术的品质也更低一点。“长崎绘”的最主要的主题除了表现长崎港口中的荷兰的以及中国的船只以外，还有出双入对的荷兰人，有时有白人妇女以及日本的妓女，一些域外的动物如大象、骆驼以及火鸡，出岛的风景，还有中国的商人与海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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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21年至164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通过在亚洲的战争以及贸易，其经济实力迅速地超过了其他所有的贸易竞争对手，扩大了商业活动的范围。从1620年至1670年，仅白银一项货品，荷兰人从亚洲各通商口岸输出的数量就相当可观。1602年至1609年输出白银的价值为519.7万荷兰盾，1610年至1619年为965.8万荷兰盾，1620年至1629年为1247.9万荷兰盾，1630年至1639年为890万荷兰盾，1640年至1649年为880万荷兰盾，1650年至1659年为840万荷兰盾，1660年至1669年为1190万荷兰盾，1670年至1679年为1098万荷兰盾，1680年至1689年为1972万荷兰盾，1690年至1699年为2900.5万荷兰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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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G.E. Hall，History of South Asia ，London，1955，pp.23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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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R. Boxer，“The Dutch East-Indiamen: Their Sailors，Their Navigators，and Life on Board，1602—1759 ”，The Mariner’s Mirror，49，London，1963，p.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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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R. Boxer，“The Dutch East-Indiamen: their Sailors，their Navigators，and Life on Board，1602—1759 ”，The Mariner’s Mirror，49，London，1963，p.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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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约瑟夫·法朗索瓦·杜布雷（Joseph François Dupleix，1697—1763），法国东印度公司的总督。他的父亲是法国东印度公司的董事，1720年被父亲派往东印度，担任公司在本地治里的高级评议员和军事负责人。1731年成为金德纳格尔的商站的站长，他发挥政治、行政以及商业上的才能，成功地经营商站，并且重整公司的业务。1742年被任命为本地治里的总督。1744年以后，他受到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影响，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军队交战。他凭借着出色的军事天赋，在1747年和1748年击败了英国军队从陆地和海洋对于本地治里的进攻和包围。此外，他也给军事上疲弱不振的南部印度诸侯提供武力上的帮助，强化法国东印度公司的影响，并且也与英国支持的印度诸侯打仗。然而此时法国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不愿意花钱在打仗的事情上，于是在1754年将杜布雷解职。杜布雷回到法国以后，对公司提起赔偿诉讼，企图取回自己代垫的款项，但是诉讼没有成功，他抑郁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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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罗伯特·克莱夫（Robert Clive，1725—1774），英国东印度公司军队总指挥官。他在18岁的时候以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的身份前往马德拉斯。当时他年少气盛，情绪容易冲动。当时刚刚爆发了卡纳提克战争，他在1751年的军事行动中发挥了才能。1753年结婚，婚后暂时回到英国。1755年再度回到南印度，抵达马德拉斯以后收到加尔各答沦陷的通知，于是紧急赶回孟加拉夺回加尔各答要塞。不久以后，他又在普拉西战役中击败孟加拉的纳瓦布军队。从那时起直到1760年为止，他一直以孟加拉总督的身份致力于稳定纳瓦布的权力。他在暂时回国时受到英雄般的欢迎，1765年以后，三度回到印度，直到1767年1月为止。他一直以孟加拉总督的身份维持当地的秩序，并且严格执行防止腐败的政策。回国以后受到政敌的严厉批评，他的作为被指责为是导致英国东印度公司财政恶化的根源。他在国会中发表了义正词严的演说，虽然维护了自己的名誉，但是政敌的激烈攻击仍然使得他罹患精神疾病，并在1774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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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onathan I. Israel，The Dutch Republic，Its Rise，Greatness，and Fall，1477—1806 ，p.939. p.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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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Jonathan I. Israel，Dutch Primacy in World Trade，1585—1740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89，p.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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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onathan I. Israel，Dutch Primacy in World Trade，1585—1740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89，p.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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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170634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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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第八章荷属西印度公司与美洲殖民地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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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1706342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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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荷属西印度公司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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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打破西班牙人在大西洋海域、西印度群岛以及中美洲的贸易和军事垄断地位，荷兰人决定以建立东印度公司的方式建立西印度公司。“西印度”一词的出现，最初可能是因为1492年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抵达今天的加勒比海一带的时候，错将那里当作印度而造成的；直至达伽马到了今天南亚次大陆的印度以后，人们才确认了哥伦布的误解。不过，欧洲人依然依据着传统的表达，将今天的加勒比海诸岛屿习惯上地称为西印度，而将南亚次大陆的印度甚至更东面的亚洲广大的地区和海域称为印度或者东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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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建议创立荷兰西印度公司的是威廉·乌瑟林克斯（William Usselincx，1567—1647），他出生于安特卫普，当时这座城市经历了它最繁荣的时期，他是一名富裕的小书经销商人，他很富于想象力，在有些方面他的思想是超前的。他的最主要的思想就是认为荷兰应该将她的农业的殖民地设在海外的新世界地区的某一个地方，这样就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如果这种想法能够实现，这些农业殖民地就能够为母国提供足够的农产品以及其他有价值的产品，并且扩大母国的出口贸易。他对西班牙的那种仅仅将殖民地经济建立在开采中南美洲金银矿的经济发展模式持批评的态度。他认为新世界的自然的产品如甘蔗、靛蓝、胭脂虫、可以用作燃料的木材（如巴西红木）以及珍珠等，在某种意义上是更加珍贵的资源，而西班牙人只是将这些东西作为手工艺者以及艺术家的作品的原料，乌瑟林克斯则认为它们具有经济价值。他认为巴西是荷兰人实现这个理想的最佳的实验场所——这块繁荣的葡萄牙人的殖民地虽然不出产矿产，但是有丰富的蔗糖、棉花和巴西红木等。这些自然的产品在葡萄牙的市场上出售，不仅满足了葡萄牙本国的需求，根据他的估计，在1580年至1640年两国合并时期仅仅巴西的蔗糖就至少为西班牙-葡萄牙王国产生了48万荷兰盾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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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属西印度公司的倡导者乌瑟林克斯肖像，无名氏作于16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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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瑟林克斯并没有建议荷兰去攻击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在美洲的殖民地，但是他敦促联省议会在与西班牙人签订和约的时候要规定允许荷兰人在那里通商并设立定居点，特别是在圭亚那（Guiana，所谓“野性的海岸”Wild Coast）以及拉普拉塔河（Rio de la Plata）流域南边的地区，这里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都没有占领的区域。他认为荷兰人可以通过与当地的印第安人建立友好的贸易联系在这里站稳脚跟。通过与荷兰人的贸易，印第安人可以生产欧洲人需要的产品，这样荷兰与其海外殖民地的贸易联系也就日益增加和稳固了。他甚至认为西班牙人与当地人的混血儿后代也很可能与他们这些信奉“异端”的新的定居者交往和通商，因为这些人并没有将美洲视为自己的祖国。他还认为荷兰人要比西班牙人以及葡萄牙人更廉价和更有效地为当地人进口他们所需要的货物。像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乌瑟林克斯认为殖民地首先要为母国提供生产的原材料，成为母国为自己的加工业而存在的垄断的出口市场。因此，他建议政府不要在殖民地发展工业和手工业，而是要提供足够的住房。他强调要向殖民地输出的是农业人口而不是熟练的技工和手艺人（在他看来荷兰的技工流入美洲只会减弱本国经济的实力）。日耳曼以及波罗的海沿海国家中有许多的农业家庭的人口，他们在本国的收入很低，生活没有改善的希望，荷兰人可以帮助他们移民到美洲这片肥沃而广大的土地。乌瑟林克斯并没有到过美洲，他曾经在亚速尔群岛生活过一段时间，他有点低估了热带地区对于欧洲劳动者生活上带来的负面影响。他认为白人劳动者可以在黄昏、夜间或者拂晓从事重体力劳动，如在磨坊里榨甘蔗，他还认为使用奴隶劳动既不符合经济学原理，也不合人道，这种思想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乌瑟林克斯还是一位热忱的加尔文派信徒，他的计划中贯穿着传播所谓“真正的基督宗教（归正宗）”的精神，他要在新世界发动一场针对基督——教宗的精神上的战争。这只有在荷兰人设立的新的定居点上才能够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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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1609年荷兰与西班牙签订了《十二年停战协定》，但是这个协定实际上是限于欧洲范围之内的。在此期间，奥登巴恩维尔特对于规划西印度公司一事，并没有给予大力的支持，其原因是一些先驱者组建的公司常常以贸易之名，行海盗私掠之实，由此与伊比利亚人在海上发生激烈的冲突，这种行为与他想与西班牙维持和平关系的理念大相径庭。奥登巴恩维尔特以《十二年停战协定》为借口搁置了乌瑟林克斯的雄心勃勃的提议。奥登巴恩维尔特和他的支持者们认为荷兰现在在西班牙与葡萄牙在美洲的港口获得当地的货物更加容易和安全（虽然说不一定便宜），荷兰人是不需要直接航行去加勒比地区的。那时，荷兰的寡头统治集团中的议员们并不热心在海外建立农业的居留地，或者在新世界推广加尔文派的教义。他们认为荷兰人在东印度与葡萄牙人作战的任务已经很重，无法再向西面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