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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荷兰人此次进攻巴西的准备时间较长,葡萄牙人已经风闻他们的攻击目标,他们已经加强了从巴伊亚至伯南布哥一带的炮台和要塞的守卫,但是马德里的政府所做的事情仍然不多。伯南布哥受封地的总督马萨亚斯·德·阿尔伯奎克(Mathias de Albuquerque)在两年以前就已经回到了马德里,在听到荷兰进攻的消息以后,他于1629年10月立即回来并且被任命为当地的总督和将军率领东北方四地即伯南布哥、伊塔玛拉卡、帕拉伊巴以及格兰德河的军队抵抗荷兰人的入侵。他率领的军队是从奥林达出发前往前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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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萨亚斯·德·阿尔伯奎克尽了最大的努力加强当地的防务,但是他发现当地的部队人数很少,军械不足,防备松懈,只有200名士兵以及650名民兵可供调动。居民对于荷兰人即将入侵的反应也无动于衷。但是,他最后还是聚集了2000名战斗人员,他们中大部分人是没有战斗经验的。他在累西腓港口还发现了65艘商船,他派出其中的18艘商船满载着蔗糖驶回葡萄牙,并将其中剩余的38艘中的16艘改建成为可以开炮的战舰。他还想在一些最暴露在外的海滩上建立炮台,但是发现既没有人员可以守卫,也没有大炮可供安置。1630年2月9日,阿尔伯奎克在累西腓港口得知大西洋上葡萄牙快船送来的消息说荷兰人即将来到,他还想再做准备,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荷兰舰队在2月15日抵达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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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的军队兵分两路发动攻击。龙克率领主要的舰队进攻累西腓港口;另一支陆军部队则在指挥官瓦登布格(Jonckheer Diederik van Waerdenburgh)率领之下在奥林达以北6英里的地方登陆。荷兰人在海上的攻击被击退了,但是他们在陆地上的进攻取得了进展,没有遭到任何抵抗。2月16日傍晚,荷兰人以伤亡50至60人的代价攻占了伯南布哥地区的奥林达。17日早上,葡萄牙人看到奥林达失守以后,下令烧毁船只以及堆放蔗糖的仓库。累西腓因为有要塞的保护,所以葡萄牙人据险抵抗了一段时间,3月3日失守。荷兰人终于渐次攻克了奥林达、累西腓以及毗邻的安东尼奥·瓦兹海滩,然后他们举行了感恩崇拜的仪式。马萨亚斯·德·阿尔伯奎曾经组建过一支游击队试图反攻,他将游击队的总部设在距离奥林达和累西腓3英里处的森林里,并将这座建有要塞的兵营以基督教化的名称命名为“好耶稣的兵营”(Arraial do Bom Jesus)。荷兰人很快地就知道了他们的计划,并从三个方向向它发动进攻,葡萄牙人则发起反击,一些葡萄牙人定居者也加入了收复失地的战斗,双方还因为食物以及弹药的缺乏陷入窘境。马德里政府在4月底得到奥林达失守的消息,它要求里斯本当局在5月组织一支舰队前往营救。这一次,葡萄牙当局的反应远远没有1624年的时候那样热情,因为葡萄牙人对于西班牙人征收的重税极为不满,所有的准备工作都拖拖拉拉,进展缓慢。荷兰方面则加强了对于刚刚攻下的巴西殖民地的增援,1630年11月至1631年4月,荷兰的舰队陆续抵达累西腓。5月,西班牙方面派出一支强大的舰队由安东尼奥·德·奥肯多(Antonio de Oquendo)指挥,从特茹河启航前往巴西,葡萄牙人则派出5艘战舰加入作战的行列。伊比利亚的舰队抵达巴西以后,有800人滞留在巴伊亚,1000人前往伯南布哥以及200人前往帕拉伊巴。但是伊比利亚人的反攻没有取得胜利,荷兰人损失了500名士兵,但是西班牙人阵亡者更多,仅奥肯多的旗舰“圣地亚哥号”就有250名士兵阵亡。两边都不想重新开战,荷兰军队退回到了累西腓,西班牙舰队不久索性离开巴西海岸线回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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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军队包围奥林达与累西腓,1640年的地志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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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630年3月14日起,荷兰人在奥林达和累西腓建立了一个“政治会议”(Politiek Raad or political council),它是根据1629年西印度公司“19绅士”为将要占领的殖民地制定的规则而建立的。这个会议最初的时候由3位文官组成,以后又增加了2位。在1630年5月龙克离开以后,瓦登伯格成为它的高级官员,他被授予总督的官衔,指挥陆地和海上的军事力量。同时,他也是“政治议会”的第二名负责人,但是不被允许当主席。这个会议的每一名文官每月都要轮换选举。瓦登伯格本人在会议中也有一名军事顾问协助他的工作,文官与军人密切合作平稳地处理所有的事务,并且在整体上相互协调。他们最后同意,将奥林达作为不设防的城市,而将军队集中到累西腓加强那里的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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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1年11月,荷兰人开始执行这个计划,他们聚集了7000名战斗人员,其中包括士兵、海员与黑人奴隶。荷兰人在伯南布哥的统治区域只集中在累西腓、安东尼奥·瓦兹以及伊塔玛拉卡(Itamaracá)。荷兰人在伊塔玛拉卡建立了奥伦治堡,由366名士兵驻守,由一名勇敢的波兰籍军官担任驻军的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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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人放弃奥林达的一个理由就是他们不想让太多的士兵去当卫戍部队,而想让他们成为攻击部队的军人。因为荷兰人觉得还有太多的地方应当去占领,比如帕拉伊巴以及格兰德河流域,最后他们还想占领圣阿格斯蒂纽海角(Cabo de Santo Agostinho)。但是荷兰人在进攻所有这些地方的时候都小心翼翼,因为有葡萄牙人的军队以及游击队的出没。1632年4月,有一名名叫多明各斯·费尔南德斯·卡拉巴(Domingos Fernanders Calabar)的葡萄牙人与原住民的混血儿逃亡并且投奔了荷兰人,在此以前,已经有几百名黑人奴隶在为荷兰人服务,他们大多数都是从葡萄牙人的种植园主那里逃亡出来的。但是卡拉巴比任何其他人都要显得重要。他出生于波尔图·卡沃(Porto Calvo),对于当地的每一处地方都非常了解,为人也十分聪明与活跃,力壮如牛,荷兰现在找到了一个得力的向导,可以帮助他们去攻击葡萄牙人防卫最薄弱的环节。在他的引导之下,荷兰的军队很快就攻下了伊瓜拉苏(Iguaraçu)。同年的年底,荷兰的增援部队赶到,在卡拉巴的引导之下,他们对分散在不同地区的葡萄牙人发动了更大的攻势。1633年2月,荷兰人攻占了里奥·福莫索(Rio Formoso),3月,荷兰人又攻占了阿弗加多斯(Afogados)并且在当地建立了要塞与兵营。紧接着,荷兰人又采取了一系列激烈的攻击行动,到9月的时候占领了里斯·马果斯(Reis Magos)要塞,这个地方是扼守格兰德河的入口处的兵家必争之地。从那时起,荷兰人开始与居住在巴西内陆塞拉(Ceará)的塔普亚食人族建立了联系,他们是葡萄牙人殖民者最惧怕的美洲印第安人敌人,这些塔普亚人愿意与荷兰的入侵者合作,一起进攻和屠杀当地的葡萄牙人以及带有葡萄牙人血统的白人定居者。同时,并不是所有的塔普亚人都愿意与荷兰人合作,他们中的另一部分人则效忠葡萄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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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人的进攻也不都是频频得手的。1633年5月至8月他们对于葡萄牙人上述设在累西腓以及奥林达之间的兵营的两次进攻都被打退了。1634年2月,荷兰人进攻帕拉伊巴的葡萄牙人军事要塞的进攻也被打退了。1634年3月1日,经过周密的策划,荷兰人对累西腓发动了夜袭。同月,他们也对该城市附近的港口圣阿格斯蒂纽海角发动了第二次攻击,这个港口曾经是葡萄牙船只来到当地以后的最安全的停靠点,这些船只运来的物资是要供应葡萄牙人兵营的军需,它也是葡萄牙人将巴西的蔗糖装运回国的最方便的口岸。葡萄牙当地的总督马萨亚斯·德·阿尔伯奎克当然知道这个地方的重要性,但是他没有把荷兰人驱逐出去。他从邻近的要塞密切监视荷兰人的动向,伺机反扑。但是总的来说,荷兰人在伯南布哥地区慢慢地占了上风,他们的增援部队陆续赶来,并且组织了第三次向帕拉伊巴的进攻,这一次他们终于取得了成功,在圣诞节以前拿下了卡贝代罗(Cabedello)要塞。这一地区葡萄牙人的处境已经非常危难,荷兰人控制了从格兰德河至圣阿格斯蒂纽海角的海岸线,一些逃离荷兰巡航战舰的葡萄牙大帆船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停靠,只得找一些平时不太停靠的小港湾卸货。许多当地的白人定居者对于战争取得胜利已经不抱有希望。荷兰人为了争取他们归顺,在1635年占领帕拉伊巴以后宣布当地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以及财产将会得到保护,这项政策取得了预期的成功。一些白人定居者已经宣誓向荷兰人效忠。荷兰人还允许一些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以及修道士继续居住在当地并可以进行天主教的崇拜活动;还允许他们携带武器防备土匪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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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葡萄牙与西班牙正合并为一个国家,马德里经历了多事之秋:在德意志,瑞典的军队向西班牙人发动进攻,1631年11月,西班牙的西印度珍宝舰队在离开墨西哥的时候受到飓风的袭击,损失惨重;从1630年至1632年,葡萄牙连续三年干旱,饥馑蔓延。不仅伯南布哥,在东印度、西印度、德意志和意大利到处向马德里告急,伊比利亚人无暇顾及伯南布哥发生的事情。很明显,出于总督马萨亚斯·德·阿尔伯奎克要求,巴伊亚的主教决定从荷兰人的征服地区召回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主教将此决定报告里斯本当局,结果遭到里斯本的“良心与秩序委员会”(Mesa de Conscience e Ordens or Board of Conscience and Orders)的强烈谴责,他们指责巴伊亚的主教将羊群丢弃给了异教徒,并且指出一旦白人定居者放弃了天主教的信仰,他们很容易地就会服从荷兰人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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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5年3月,荷兰人在卡拉巴的引导之下进攻波尔图·卡沃,许多白人定居者欢迎荷兰人的到来,荷兰人则许诺给他们比帕拉伊巴更宽厚的条件。紧接着,荷兰人就开始进攻久攻不下的“好耶稣兵营”。在经过三个月的围攻以后,荷兰人拿下了这座兵营。不久,在圣阿格斯蒂纽海角附近的一座要塞也被荷兰人占领。一些白人定居者归顺了荷兰人,但是仍有7000名信仰天主教的不同民族的居民出逃去了巴伊亚。葡萄牙总督马萨亚斯·德·阿尔伯奎克曾经组织反攻,但是由于白人定居者的告密,反攻没有成功。在此期间,荷兰的军队还企图进攻其他的一些地方,但是也没有取得成功,只是保住了海上交通线的通畅,并在次年占据了沿海的一些要塞。荷兰人将他们占领的巴西地区称为“新荷兰”(Nieuw Hol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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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人的高级官吏在累西腓的统治并不是具有合作的精神。当时荷兰的总督只是名义上的。在“政治议会”中的5名文官中有一名官员主要负责民事当局的任务,另外有一名官吏管蔗糖的出口贸易和军需供应,前者可以指挥后者。这些文职官员都非常忙碌,偶尔才会在累西腓开会碰头。一直有人呼吁要建立一个具有广泛权力的总督负责制度。尽管在陆地和海上的战争都有利于荷兰人,但是西印度公司的财政经营不是很好。从1623年至1636年,有806艘伊比利亚的船只被荷兰人俘获,这些船只本身价值700万弗罗林,缴获的战利品价值3000万弗罗林,但是荷兰舰队、军队以及军需的供应相当于4500万弗罗林。超出的金额只能通过出售殖民地的蔗糖、红木和其他产品来弥补,结果西印度公司还负债1800万弗罗林。联省议会以及西印度公司的“19绅士”知道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领导和扭转这种局面,他必须要像在巴达维亚的总督那样与东印度公司的总部维持良好的沟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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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莫里斯亲王在巴西的开明统治 1637年,荷兰西印度公司的“19绅士”任命约翰·莫里斯(Johan Maurits van Nassau-Siegen or John Maurice of Nassau,1604—1679)为第一任驻扎荷属巴西的总督,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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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属巴西的总督莫里斯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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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莫里斯出身于名门望族,他开始在军队服役以前曾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的父亲简·德·米德尔斯特(Jan de Middelste)是一位富裕的拿骚-锡根伯爵(count of Nassau-Siegen)贵族,也是一位虔诚的加尔文派信徒。他结过两次婚,有23个孩子。莫里斯是米德尔斯特与第二任太太所生的第一个孩子。他的祖父简·德·奥德斯特(Jan de Oudste,1536—1606)是拿骚家族的首领“沉默者威廉”的哥哥。约翰·莫里斯于1604年6月17日出生在迪林根风景如画的祖宅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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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的约翰·莫里斯被送往黑博恩、巴塞尔以及日内瓦接受教育,他对于人文主义学问的兴趣明显地大于那些枯燥的加尔文主义的神学,尽管他终其一生一直是信奉新教的。三十年战争打断了他的学习生活,他被送往叔叔弗里斯兰的执政官威廉·罗德威克(Willem Lodewyck)的军队中服役,两年以后,他志愿前往联省议会的军队中服役,参加过许多的战役。后来,他又前往执政官亨德里克设在海牙的政府工作。他在那里与许多艺术家、诗人和饱学之士都有交往,由此培养出浓厚的审美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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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的军旅生涯使得他的才干脱颖而出,由于他在战场上的表现以及显赫的家世使得他升迁得很快。1629年,他在登博斯奇围城中战作战勇敢,有卓越的表现。在1632年的荷兰东南部的马斯特里赫特的战役中也立了战功,当时他击退了帕蓬海姆军队的猛烈攻击,解除了要塞被包围的困局。1636年4月,在经过艰苦的围城战役之后,他指挥军队经过顽强的战斗重新攻占了申肯斯汉斯(Schenckenshans),此举使得他在整个欧洲赢得了名声。此时他的生命似乎抵达了辉煌的顶点。他不久就定居海牙,并在当地建造了一座价值不菲的带有花园的宅邸,并且成为建筑师以及画家的赞助者。同年8月,他接受了西印度公司委任他为驻荷属巴西总督-将军的职务。同时,他还是新近建立的“高级与秘密议会”(Hooghen en Secreten Raad)的主席,该议会除了他本人以外还有3名成员,他们分担莫里斯到巴西以后的最高执行权力。莫里斯原本准备率领一支由32艘战舰和7000名至8000名士兵组成的远征军去往巴西,但由于费用实在过于高昂,后来削减为12艘战舰与2700名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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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6年10月25日,约翰·莫里斯率领舰队从特塞尔启航,他没有等齐全部的舰队,只率领了4艘战舰去了巴西。1637年1月23日,他的舰队在累西腓登陆。当他第一眼看见巴西的时候,就立即爱上了这块在热带的新世界的土地。当时,他的最大的困难就是要解决欧洲雇佣军驻军的军需供应问题。当地有3000名白人士兵、1000名海员以及1000名与荷兰人友善的印第安人。当时东印度公司的白人雇佣兵都是北欧人,他们所需的物资远远要高于那些贫穷的南欧国家如葡萄牙以及意大利。这些雇佣军没有金钱的供应就会闹哗变,莫里斯将军队开到海边,从海上的舰队中得到充裕的军需供应,然后他率领荷兰士兵前往哗变的地方镇压那些叛乱者。2月18日,他向叛乱的雇佣军发起攻击,杀死了叛军的头目。莫里斯还在佩内多(Penedo)建立了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要塞,这里距离河口有18公里。约翰·莫里斯迅速地恢复当地的秩序,一些最具破坏力的抵抗者被逮捕并押送回荷兰。他还指派地区法官以及法警处理当地的民事案件,改善当地的治安。这些清剿活动使得荷兰人消灭了伯南布哥境内的敌人,莫里斯也没有追击他们。他在给国内的报告中还指出,宽阔的圣弗朗西斯科河流是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在巴西自然的边界。现在,整个伯南布哥境内的叛军都被清除了,后者撤退到了塞尔吉佩(Sergipe),莫里斯也没有乘胜追击,他更没有进攻巴伊亚的计划,因为这需要大量的军队、武器弹药以及物资补给,这是他办不到的。他在给奥伦治亲王的信中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于已经取得的成果的满意。他认为宽阔的圣弗朗西斯河就是葡萄牙人与荷属巴西之间自然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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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莫里斯在巴西的时间越长,就越喜欢这片土地。他在佩内多写给奥伦治亲王的信中强调这是一片肥沃丰饶的地方:“我不认为有任何地方比这里更加温润和气温适宜。在一般情况之下,白天行军时感到的炎热不会比晚上感受到的阴凉更加强烈,尽管有时晚上也会有一点哆嗦。广大的平原被流动的小溪以及从容不迫绵延超过10公里的河流浇灌着,到处都可以看到500头、5000头或者7000头放牧的牛群。我非常惊讶地看着这一切,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片土地除了需要有居民居住和呼唤殖民者来到这荒野以外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我写信给‘19绅士’要求将那些从德意志被赶出他们的祖国并被剥夺财产以后来到荷兰避难的白人送到我们这里来,他们会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温和的统治之下的美好国度。我向阁下您提出同样的看法,希望得到您的同情和理解,要是没有殖民者来到的话,这片土地对于公司来说是毫无用处的。如果这个计划不能够继续进行下去,我希望阿姆斯特丹打开它的囚犯工厂并且释放大帆船上的奴隶,让他们能够用鹤嘴锄耕犁这里的土地,他们以前的恶行就能够得到体面的补赎,由此他们也能够证明自己是对联邦国家有用的而非有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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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朗兹·波斯特(Frans Post,1612—1680)《伯南布哥风光》,作于1637—1664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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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4月雨季的征战回到累西腓以后,莫里斯发现百废待兴,要做的事情很多。起初,当他不在累西腓去南方的时候,曾经安排三位文官处理行政管理事务。他回来以后,则继续让他们行使自己的职权。当时的累西腓处于经济繁荣和萧条交互出现的时期,社会状况很不稳定。有大批冒险家与声名狼藉之徒混迹于此,也不乏令人尊敬的和有开拓精神的商人来到此地;在西印度公司的雇佣兵中也有一些人在放假的时候偷盗和抢劫;还有许多已经宣布服从入侵的荷兰人的葡萄牙人居民并非十分忠诚或者两头观望。那些从荷兰省和泽兰省来到巴西的严格的加尔文派教会的牧师则急于皈化当地的居民信仰新教。莫里斯的前任抱怨说,当时的累西腓简直就是荷兰各种社会渣滓聚集的垃圾桶。更有甚者,尽管从总体上来说西印度公司给雇员的工资要超过东印度公司,但是低级职员常常领不到工资。累西腓的房价从5000至14000弗罗林不等,租金则是阿姆斯特丹的六倍,而每月低级雇员的薪水大约60弗罗林。贿赂和腐败的现象充斥各处,这种社会现象在许多殖民地城市如果阿、巴达维亚、哈瓦那以及孟买是如出一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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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莫里斯很快就明白,他必须竭尽全力,力挽狂澜。他必须迅速恢复社会秩序以及军队的纪律。那些最严重的违反纪律的人用大船装载运送回国,以免后患。他指定地方法官以及警吏来处理一些较小的案件。司法部门则进行了彻底的检查和改进。当地的葡萄牙人必须服从罗马-荷兰式的大陆法,同时按照联省共和国的法律保护他们享有与共和国臣民同样平等的权利,履行同样的义务,征收同样的赋税。所有的定居者都要向公司的法规宣誓效忠并允许配枪保护自己免受匪徒的袭击。莫里斯还允许定居者重新占领奥林达重建他们的家园。他还正式向定居者保证满足他们最主要的关切,那就是在议会里一星期拨出两天倾听他们的诉求。尽管有的时候在食物分配上有不公平的时候,他还是规定了公司文职人员以及雇员固定的食物份额。公司要放弃所有的废弃的甘蔗磨坊,拍卖给最高的竞标者,可以用蔗糖和现金支付长期的贷款。尽管如此,有些钱款直至1645年葡萄牙人叛乱时仍然没有付清。但是这项措施还是从商业上刺激了殖民地蔗糖业在1637年至1639年的发展,巩固了蔗糖业经济的基础。莫里斯还派出官员检查了所有的要塞,拆除了一些不必要的军事工程,加固和改进了一些必要的军事工程。莫里斯总督在整个荷属印度的社会改革还包括如下几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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