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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军队包围奥林达与累西腓，1640年的地志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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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630年3月14日起，荷兰人在奥林达和累西腓建立了一个“政治会议”（Politiek Raad or political council），它是根据1629年西印度公司“19绅士”为将要占领的殖民地制定的规则而建立的。这个会议最初的时候由3位文官组成，以后又增加了2位。在1630年5月龙克离开以后，瓦登伯格成为它的高级官员，他被授予总督的官衔，指挥陆地和海上的军事力量。同时，他也是“政治议会”的第二名负责人，但是不被允许当主席。这个会议的每一名文官每月都要轮换选举。瓦登伯格本人在会议中也有一名军事顾问协助他的工作，文官与军人密切合作平稳地处理所有的事务，并且在整体上相互协调。他们最后同意，将奥林达作为不设防的城市，而将军队集中到累西腓加强那里的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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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1年11月，荷兰人开始执行这个计划，他们聚集了7000名战斗人员，其中包括士兵、海员与黑人奴隶。荷兰人在伯南布哥的统治区域只集中在累西腓、安东尼奥·瓦兹以及伊塔玛拉卡（Itamaracá）。荷兰人在伊塔玛拉卡建立了奥伦治堡，由366名士兵驻守，由一名勇敢的波兰籍军官担任驻军的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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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人放弃奥林达的一个理由就是他们不想让太多的士兵去当卫戍部队，而想让他们成为攻击部队的军人。因为荷兰人觉得还有太多的地方应当去占领，比如帕拉伊巴以及格兰德河流域，最后他们还想占领圣阿格斯蒂纽海角（Cabo de Santo Agostinho）。但是荷兰人在进攻所有这些地方的时候都小心翼翼，因为有葡萄牙人的军队以及游击队的出没。1632年4月，有一名名叫多明各斯·费尔南德斯·卡拉巴（Domingos Fernanders Calabar）的葡萄牙人与原住民的混血儿逃亡并且投奔了荷兰人，在此以前，已经有几百名黑人奴隶在为荷兰人服务，他们大多数都是从葡萄牙人的种植园主那里逃亡出来的。但是卡拉巴比任何其他人都要显得重要。他出生于波尔图·卡沃（Porto Calvo），对于当地的每一处地方都非常了解，为人也十分聪明与活跃，力壮如牛，荷兰现在找到了一个得力的向导，可以帮助他们去攻击葡萄牙人防卫最薄弱的环节。在他的引导之下，荷兰的军队很快就攻下了伊瓜拉苏（Iguaraçu）。同年的年底，荷兰的增援部队赶到，在卡拉巴的引导之下，他们对分散在不同地区的葡萄牙人发动了更大的攻势。1633年2月，荷兰人攻占了里奥·福莫索（Rio Formoso），3月，荷兰人又攻占了阿弗加多斯（Afogados）并且在当地建立了要塞与兵营。紧接着，荷兰人又采取了一系列激烈的攻击行动，到9月的时候占领了里斯·马果斯（Reis Magos）要塞，这个地方是扼守格兰德河的入口处的兵家必争之地。从那时起，荷兰人开始与居住在巴西内陆塞拉（Ceará）的塔普亚食人族建立了联系，他们是葡萄牙人殖民者最惧怕的美洲印第安人敌人，这些塔普亚人愿意与荷兰的入侵者合作，一起进攻和屠杀当地的葡萄牙人以及带有葡萄牙人血统的白人定居者。同时，并不是所有的塔普亚人都愿意与荷兰人合作，他们中的另一部分人则效忠葡萄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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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人的进攻也不都是频频得手的。1633年5月至8月他们对于葡萄牙人上述设在累西腓以及奥林达之间的兵营的两次进攻都被打退了。1634年2月，荷兰人进攻帕拉伊巴的葡萄牙人军事要塞的进攻也被打退了。1634年3月1日，经过周密的策划，荷兰人对累西腓发动了夜袭。同月，他们也对该城市附近的港口圣阿格斯蒂纽海角发动了第二次攻击，这个港口曾经是葡萄牙船只来到当地以后的最安全的停靠点，这些船只运来的物资是要供应葡萄牙人兵营的军需，它也是葡萄牙人将巴西的蔗糖装运回国的最方便的口岸。葡萄牙当地的总督马萨亚斯·德·阿尔伯奎克当然知道这个地方的重要性，但是他没有把荷兰人驱逐出去。他从邻近的要塞密切监视荷兰人的动向，伺机反扑。但是总的来说，荷兰人在伯南布哥地区慢慢地占了上风，他们的增援部队陆续赶来，并且组织了第三次向帕拉伊巴的进攻，这一次他们终于取得了成功，在圣诞节以前拿下了卡贝代罗（Cabedello）要塞。这一地区葡萄牙人的处境已经非常危难，荷兰人控制了从格兰德河至圣阿格斯蒂纽海角的海岸线，一些逃离荷兰巡航战舰的葡萄牙大帆船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停靠，只得找一些平时不太停靠的小港湾卸货。许多当地的白人定居者对于战争取得胜利已经不抱有希望。荷兰人为了争取他们归顺，在1635年占领帕拉伊巴以后宣布当地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以及财产将会得到保护，这项政策取得了预期的成功。一些白人定居者已经宣誓向荷兰人效忠。荷兰人还允许一些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以及修道士继续居住在当地并可以进行天主教的崇拜活动；还允许他们携带武器防备土匪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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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葡萄牙与西班牙正合并为一个国家，马德里经历了多事之秋：在德意志，瑞典的军队向西班牙人发动进攻，1631年11月，西班牙的西印度珍宝舰队在离开墨西哥的时候受到飓风的袭击，损失惨重；从1630年至1632年，葡萄牙连续三年干旱，饥馑蔓延。不仅伯南布哥，在东印度、西印度、德意志和意大利到处向马德里告急，伊比利亚人无暇顾及伯南布哥发生的事情。很明显，出于总督马萨亚斯·德·阿尔伯奎克要求，巴伊亚的主教决定从荷兰人的征服地区召回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主教将此决定报告里斯本当局，结果遭到里斯本的“良心与秩序委员会”（Mesa de Conscience e Ordens or Board of Conscience and Orders）的强烈谴责，他们指责巴伊亚的主教将羊群丢弃给了异教徒，并且指出一旦白人定居者放弃了天主教的信仰，他们很容易地就会服从荷兰人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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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5年3月，荷兰人在卡拉巴的引导之下进攻波尔图·卡沃，许多白人定居者欢迎荷兰人的到来，荷兰人则许诺给他们比帕拉伊巴更宽厚的条件。紧接着，荷兰人就开始进攻久攻不下的“好耶稣兵营”。在经过三个月的围攻以后，荷兰人拿下了这座兵营。不久，在圣阿格斯蒂纽海角附近的一座要塞也被荷兰人占领。一些白人定居者归顺了荷兰人，但是仍有7000名信仰天主教的不同民族的居民出逃去了巴伊亚。葡萄牙总督马萨亚斯·德·阿尔伯奎克曾经组织反攻，但是由于白人定居者的告密，反攻没有成功。在此期间，荷兰的军队还企图进攻其他的一些地方，但是也没有取得成功，只是保住了海上交通线的通畅，并在次年占据了沿海的一些要塞。荷兰人将他们占领的巴西地区称为“新荷兰”（Nieuw Hol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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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人的高级官吏在累西腓的统治并不是具有合作的精神。当时荷兰的总督只是名义上的。在“政治议会”中的5名文官中有一名官员主要负责民事当局的任务，另外有一名官吏管蔗糖的出口贸易和军需供应，前者可以指挥后者。这些文职官员都非常忙碌，偶尔才会在累西腓开会碰头。一直有人呼吁要建立一个具有广泛权力的总督负责制度。尽管在陆地和海上的战争都有利于荷兰人，但是西印度公司的财政经营不是很好。从1623年至1636年，有806艘伊比利亚的船只被荷兰人俘获，这些船只本身价值700万弗罗林，缴获的战利品价值3000万弗罗林，但是荷兰舰队、军队以及军需的供应相当于4500万弗罗林。超出的金额只能通过出售殖民地的蔗糖、红木和其他产品来弥补，结果西印度公司还负债1800万弗罗林。联省议会以及西印度公司的“19绅士”知道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领导和扭转这种局面，他必须要像在巴达维亚的总督那样与东印度公司的总部维持良好的沟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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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莫里斯亲王在巴西的开明统治 1637年，荷兰西印度公司的“19绅士”任命约翰·莫里斯（Johan Maurits van Nassau-Siegen or John Maurice of Nassau，1604—1679）为第一任驻扎荷属巴西的总督，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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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属巴西的总督莫里斯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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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莫里斯出身于名门望族，他开始在军队服役以前曾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的父亲简·德·米德尔斯特（Jan de Middelste）是一位富裕的拿骚-锡根伯爵（count of Nassau-Siegen）贵族，也是一位虔诚的加尔文派信徒。他结过两次婚，有23个孩子。莫里斯是米德尔斯特与第二任太太所生的第一个孩子。他的祖父简·德·奥德斯特（Jan de Oudste，1536—1606）是拿骚家族的首领“沉默者威廉”的哥哥。约翰·莫里斯于1604年6月17日出生在迪林根风景如画的祖宅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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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的约翰·莫里斯被送往黑博恩、巴塞尔以及日内瓦接受教育，他对于人文主义学问的兴趣明显地大于那些枯燥的加尔文主义的神学，尽管他终其一生一直是信奉新教的。三十年战争打断了他的学习生活，他被送往叔叔弗里斯兰的执政官威廉·罗德威克（Willem Lodewyck）的军队中服役，两年以后，他志愿前往联省议会的军队中服役，参加过许多的战役。后来，他又前往执政官亨德里克设在海牙的政府工作。他在那里与许多艺术家、诗人和饱学之士都有交往，由此培养出浓厚的审美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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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的军旅生涯使得他的才干脱颖而出，由于他在战场上的表现以及显赫的家世使得他升迁得很快。1629年，他在登博斯奇围城中战作战勇敢，有卓越的表现。在1632年的荷兰东南部的马斯特里赫特的战役中也立了战功，当时他击退了帕蓬海姆军队的猛烈攻击，解除了要塞被包围的困局。1636年4月，在经过艰苦的围城战役之后，他指挥军队经过顽强的战斗重新攻占了申肯斯汉斯（Schenckenshans），此举使得他在整个欧洲赢得了名声。此时他的生命似乎抵达了辉煌的顶点。他不久就定居海牙，并在当地建造了一座价值不菲的带有花园的宅邸，并且成为建筑师以及画家的赞助者。同年8月，他接受了西印度公司委任他为驻荷属巴西总督-将军的职务。同时，他还是新近建立的“高级与秘密议会”（Hooghen en Secreten Raad）的主席，该议会除了他本人以外还有3名成员，他们分担莫里斯到巴西以后的最高执行权力。莫里斯原本准备率领一支由32艘战舰和7000名至8000名士兵组成的远征军去往巴西，但由于费用实在过于高昂，后来削减为12艘战舰与2700名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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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6年10月25日，约翰·莫里斯率领舰队从特塞尔启航，他没有等齐全部的舰队，只率领了4艘战舰去了巴西。1637年1月23日，他的舰队在累西腓登陆。当他第一眼看见巴西的时候，就立即爱上了这块在热带的新世界的土地。当时，他的最大的困难就是要解决欧洲雇佣军驻军的军需供应问题。当地有3000名白人士兵、1000名海员以及1000名与荷兰人友善的印第安人。当时东印度公司的白人雇佣兵都是北欧人，他们所需的物资远远要高于那些贫穷的南欧国家如葡萄牙以及意大利。这些雇佣军没有金钱的供应就会闹哗变，莫里斯将军队开到海边，从海上的舰队中得到充裕的军需供应，然后他率领荷兰士兵前往哗变的地方镇压那些叛乱者。2月18日，他向叛乱的雇佣军发起攻击，杀死了叛军的头目。莫里斯还在佩内多（Penedo）建立了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要塞，这里距离河口有18公里。约翰·莫里斯迅速地恢复当地的秩序，一些最具破坏力的抵抗者被逮捕并押送回荷兰。他还指派地区法官以及法警处理当地的民事案件，改善当地的治安。这些清剿活动使得荷兰人消灭了伯南布哥境内的敌人，莫里斯也没有追击他们。他在给国内的报告中还指出，宽阔的圣弗朗西斯科河流是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在巴西自然的边界。现在，整个伯南布哥境内的叛军都被清除了，后者撤退到了塞尔吉佩（Sergipe），莫里斯也没有乘胜追击，他更没有进攻巴伊亚的计划，因为这需要大量的军队、武器弹药以及物资补给，这是他办不到的。他在给奥伦治亲王的信中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于已经取得的成果的满意。他认为宽阔的圣弗朗西斯河就是葡萄牙人与荷属巴西之间自然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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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莫里斯在巴西的时间越长，就越喜欢这片土地。他在佩内多写给奥伦治亲王的信中强调这是一片肥沃丰饶的地方：“我不认为有任何地方比这里更加温润和气温适宜。在一般情况之下，白天行军时感到的炎热不会比晚上感受到的阴凉更加强烈，尽管有时晚上也会有一点哆嗦。广大的平原被流动的小溪以及从容不迫绵延超过10公里的河流浇灌着，到处都可以看到500头、5000头或者7000头放牧的牛群。我非常惊讶地看着这一切，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片土地除了需要有居民居住和呼唤殖民者来到这荒野以外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我写信给‘19绅士’要求将那些从德意志被赶出他们的祖国并被剥夺财产以后来到荷兰避难的白人送到我们这里来，他们会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温和的统治之下的美好国度。我向阁下您提出同样的看法，希望得到您的同情和理解，要是没有殖民者来到的话，这片土地对于公司来说是毫无用处的。如果这个计划不能够继续进行下去，我希望阿姆斯特丹打开它的囚犯工厂并且释放大帆船上的奴隶，让他们能够用鹤嘴锄耕犁这里的土地，他们以前的恶行就能够得到体面的补赎，由此他们也能够证明自己是对联邦国家有用的而非有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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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朗兹·波斯特（Frans Post，1612—1680）《伯南布哥风光》，作于1637—1664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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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4月雨季的征战回到累西腓以后，莫里斯发现百废待兴，要做的事情很多。起初，当他不在累西腓去南方的时候，曾经安排三位文官处理行政管理事务。他回来以后，则继续让他们行使自己的职权。当时的累西腓处于经济繁荣和萧条交互出现的时期，社会状况很不稳定。有大批冒险家与声名狼藉之徒混迹于此，也不乏令人尊敬的和有开拓精神的商人来到此地；在西印度公司的雇佣兵中也有一些人在放假的时候偷盗和抢劫；还有许多已经宣布服从入侵的荷兰人的葡萄牙人居民并非十分忠诚或者两头观望。那些从荷兰省和泽兰省来到巴西的严格的加尔文派教会的牧师则急于皈化当地的居民信仰新教。莫里斯的前任抱怨说，当时的累西腓简直就是荷兰各种社会渣滓聚集的垃圾桶。更有甚者，尽管从总体上来说西印度公司给雇员的工资要超过东印度公司，但是低级职员常常领不到工资。累西腓的房价从5000至14000弗罗林不等，租金则是阿姆斯特丹的六倍，而每月低级雇员的薪水大约60弗罗林。贿赂和腐败的现象充斥各处，这种社会现象在许多殖民地城市如果阿、巴达维亚、哈瓦那以及孟买是如出一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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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莫里斯很快就明白，他必须竭尽全力，力挽狂澜。他必须迅速恢复社会秩序以及军队的纪律。那些最严重的违反纪律的人用大船装载运送回国，以免后患。他指定地方法官以及警吏来处理一些较小的案件。司法部门则进行了彻底的检查和改进。当地的葡萄牙人必须服从罗马-荷兰式的大陆法，同时按照联省共和国的法律保护他们享有与共和国臣民同样平等的权利，履行同样的义务，征收同样的赋税。所有的定居者都要向公司的法规宣誓效忠并允许配枪保护自己免受匪徒的袭击。莫里斯还允许定居者重新占领奥林达重建他们的家园。他还正式向定居者保证满足他们最主要的关切，那就是在议会里一星期拨出两天倾听他们的诉求。尽管有的时候在食物分配上有不公平的时候，他还是规定了公司文职人员以及雇员固定的食物份额。公司要放弃所有的废弃的甘蔗磨坊，拍卖给最高的竞标者，可以用蔗糖和现金支付长期的贷款。尽管如此，有些钱款直至1645年葡萄牙人叛乱时仍然没有付清。但是这项措施还是从商业上刺激了殖民地蔗糖业在1637年至1639年的发展，巩固了蔗糖业经济的基础。莫里斯还派出官员检查了所有的要塞，拆除了一些不必要的军事工程，加固和改进了一些必要的军事工程。莫里斯总督在整个荷属印度的社会改革还包括如下几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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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累西腓的城市建设。莫里斯总督以极大的热忱关注累西腓的新的城市的建设，他通过巨大的努力，将这个城市建设成为荷属巴西真正的首府。他扩大了累西腓原有的城市规模，兴建了街道、道路和桥梁。他还在旧城附近建立了一所新的著名的城镇莫里斯塔德（Maurisstade），这片地方毗邻安东尼·瓦兹岛，后来此地发展成为现代累西腓城市的中心。莫里斯在这个地方建立了宽敞的政府行政中心，还建设了储量丰富的鸟舍、动物园和植物园，他还发展了自己在收集域外果蔬以及植物的兴趣，沉迷于大量收集这些域外出产品以及大量移植热带植物。他还建立了欧洲人在新大陆的第一座天文台和气象站，记录风雨运行的规律。他还设想在巴西建立一所大学，使得信奉新教的荷兰人以及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人都能够接受教育。不过，关于大学的计划一直停留在纸面上，并没有付诸实施。从那时起，累西腓逐步发展成为荷属巴西的首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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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荷兰人合作的天主教神父卡拉多（Fr. Manuel Calado do Salvador，1600—1654）曾经作了如下的记载：“这位拿骚的亲王全神贯注地关注于建设他的新城市，他引导定居者建造房子，他本人亲自仔细地测量绘图，设计街道的位置，以便让城市看上去更加美丽。他还在城市的中间挖出排水沟并筑起堤坝使之穿越城市，让河水通过闸门的入口处流入。户主或者定居者们使用的独木舟、小船以及驳船可以行驶在这条沟渠里，在一些地方上面还架设了木桥可以让人跨越这条沟渠，就像在荷兰的城市一样，于是这个岛屿就慢慢地完全被水环绕了。他还花费了许多克鲁扎多建立了政府的行政中心。他还在一片沙地以及贫瘠的荒野上种植植物建造花园，里面有巴西生长的各种各样的果树，还有一些果树是从许多不同的地方被带到这里的，另外还有许多果树是用驳船从外面的其他丰饶的果实累累的地方运来的，一起被带来的还有大量的肥料，他让这里成为最能够结出果实的丰饶之地。他还在这块地方种植了2000多棵从别的地方运来的椰子树，他要求户主们把这些树带过来，他们就用大车将这些树装运带过来了。他还为户主或定居者们建造了一些长长的和美丽的林荫大道，在另一些地方则建立了网格状的葡萄藤架子和种植了蔬菜和鲜花的花园苗圃，女士们和他的朋友们可以在这里度过他们的夏天的假日，享受和欣赏欢乐的交际聚会、野餐和宴饮，按照荷兰的习俗，他们还要演奏乐器。这位亲王喜欢每一个人都来欣赏他的奇珍异宝，他也乐于将这些珍品展示给他们看并解释给他们听。为了更加方便和舒适地居住，他离开了原来的房子，将政府的行政中心和大部分的家眷搬移到这里。”这位神父继续写道：“他（莫里斯）还将他所能够找到的鸟类和动物都带到这里；既然当地的定居者都知道他的兴趣和爱好，每个人就把他们能够在内陆找到的珍奇的鸟类和野兽都带给他。他将金刚鹦鹉、涉禽、野雉、珍珠鸡、鸭子、天鹅、孔雀和火鸡带到这里，还有大量的仓院鸡，不可计数的鸽子等。他还饲养老虎、雪豹、猿、松鼠猴、佛得角山羊、安哥拉羊、貘、野猪和大量的兔子；巴西几乎没有什么珍品他没有拥有的。当地的定居者都愿意将好东西赠送给他，因为他也善待他们。他们还帮助莫里斯建立了两个居住的地方，一个在威利伯格（Vrijburg），行政中心也在那个地方；另一个叫博·维斯塔（Boa Vista），在卡皮瓦里博河的河岸上。莫里斯经常在后一个地方待上数日，到处走走，欣赏田园的风光。定居者们赠送给他木材、砖块、瓦片以及灰泥，尽量帮助他建造房子。他也对定居者表示感谢，宽厚地对待葡萄牙人，使得他们感到有一位父辈在他们中间一样。这些葡萄牙人生活在当地，不感觉他们自己是被征服者或是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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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维持葡萄牙与荷兰定居者之间的良好关系。约翰·莫里斯总督在巴西当地实行了比较开明的统治，他完全明白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当地的葡萄牙人（尤其是种植园主以及定居的葡萄牙户主），对于维持荷兰人在巴西的统治的重要性。同时，他也明白应当维持与荷兰定居者之间良好的沟通，要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那时，在荷兰统治下的巴西，荷兰的定居者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被称为“公务员”，他们是官员、士兵和加尔文派的牧师；第二种为“自由人”，是不同于上述类型的荷兰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来到巴西寻找新的生活的人，往往与贸易和其他经济活动有比较密切的关系。莫里斯维持葡萄牙人与荷兰定居者和平相处的策略和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至少在表面上看是这样的。莫里斯在城市组成的代议制地方政府中的市政厅以及农村的乡村会议里吸收了荷兰人和巴西-葡萄牙人，尽管这两部分人总是存在分歧与争论，要他们全心全意地合作共事并非易事，但是这样的统治机构毕竟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在社会经济方面，他极力避免单一经济带来的恶果，要让殖民地在食品供应上自给自足，他特别强调要种植除了甘蔗以外的其他的如树薯等农作物；他减去赋税并且允许给予种植园主比较宽松期限的贷款，让他们重建已经毁坏了的小磨坊和购买从安哥拉来的黑人奴隶；他也试图建立一种代议制的地方政府形式，通过建立城市的和乡村的议会让葡萄牙人以及荷兰的定居者或住户能够参与地方的管理，使得两个族群的殖民者能够全心全意地合作以及和谐共处，尽管他的努力并没有取得长久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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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莫里斯在1644年离开巴西的时候，他已经观察到伯南布哥当地的主要问题是荷兰的商人更加看重的是金钱和商品而非自己的生命，相比之下，葡萄牙人的定居者更加谦恭和有礼貌。他在另一个场合说大部分种植园主“像乔布一样贫穷，但是像布拉干萨那样傲慢”。他认为对于那些支持荷兰人的葡萄牙人应当在暗中给予帮助和鼓励，以免他们的同伴怀疑和抱怨。他强调在酷刑之下获得的证词是不可靠的，甚至完全以合法手段获得的证词也可能不可信。他强调维持卫戍部队严格训练的重要性，同时也及时支付他们军饷以及给他们吃好的食物。他的这些措施赢得了人们普遍的欢迎，当地的葡萄牙人称莫里斯为他们国家和人民最受欢迎的圣徒安东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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