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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在贸易方面的差别反映在它们在阿姆斯特丹市场上市的股票上。在1645年的时候，西印度公司价值100弗罗林的股票报价为46弗罗林，主要原因是该公司在整个过程中只给两三个股东派发股息，但是东印度公司的价值100弗罗林的股票则以正常的规则给许多股东派发股息，其报价为460弗罗林。这两个公司在它们所在地的运作方式也大不一样。东印度公司能够在食品的供应如肉类、大米和亚力酒等方面自给自足，其他的生活用品在当地也能够以很低的价格采购到。在荷属巴西，许多食品的供应是以很高昂的价格从荷兰本国进口的。在1630年至1640年间，由于当地的经济集中于甘蔗种植，树薯作物也不充足，牛群和家畜也被毁坏，导致肉类、面粉、黄油和酒类需要大量地从国外进口到巴西而不是东印度。“19绅士”曾经鼓励种植稻米以及其他可以食用的谷物。莫里斯总督也竭尽全力地缩小单一经济带来的弱点，他命令种植园主和定居者为每一个黑奴种植一定份额的树薯。“19绅士”还通过立法鼓励种植稻米以及其他谷类。这种努力产生的成果非常小，因为种植园主和定居者顽固地反对这样做，他们更喜欢种植甘蔗，因为这能够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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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欧洲来到荷属巴西的船只出于种种原因延误的时候，累西腓的基本食品价格就上升到了天文数字，大家都抱怨说荷属巴西是世界上物价最贵的地方。即便在1642年至1643年相对繁荣的年代，物价也高企不下。这种情况使得一些犹太人私商从中渔利，大发其财，但是西印度公司却无利可图。西印度公司在当地的代表也不得不以当时流行的价格从私商手里购买货物囤积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尽管这些进口的物品主要是为了满足荷兰居民的消费，但有些还是被运往内陆卖给葡萄牙人，那些葡萄牙人需要大量的布匹和奶酪。累西腓成为当时世界上物价十分高昂的地方之一，这使得西印度公司对于莫里斯总督的奢华的花费心存抱怨。在公司的领导人看来，莫里斯作为总督、政治家和将军当然拥有无可争辩的德行，但是他绝对不是好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家。他自由自在地花费自己的钱和公司的钱，从不关心钱花费的多少；他也是一个慷慨大方的艺术赞助者、一个业余的建筑师和风景园艺鉴赏家，完全放任自己的爱好，为自己建立舒适豪华的官邸与行政中心，在累西腓与莫里斯塔德之间建立桥梁，他在巴西还维持一帮如群星璀璨般的艺术家和科学家在身边。当然，其中一部分花费是他自掏腰包的，还有一部分是要公司以各种形式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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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2年4月18日，西印度公司的主管写信给莫里斯，通知他要将卫戍部队的数量减少到18个中队，同时也通知他在1643年的春天回国。这个决定很明显地让莫里斯感到吃惊与不愉快。他在9月24日写信给联省议会，询问联省议会的议员们与西印度公司“19绅士”的想法是否一致，同时也警告他们减少卫戍部队是有危险性的举动。1643年5月，“19绅士”为了阻止这个动议，向联省议会派出了一个代表团请求他们同意召回莫里斯。最高当局勉强同意了这个决定，5月9日，他们“小心谨慎地写信给拿骚的伯爵（莫里斯），请求他回国继续为国家服务”。同年9月，莫里斯得到这个正式的通知，但是他推迟了离开自己所钟爱的巴西的时间，直到1644年5月才动身回国。在他交出权力的时候，他向“高级和秘密议会”（High and Secret Council）的三名成员强调要实现殖民地当地所有的民族以及居民在宗教信仰上的宽容政策的重要性，还要持续稳定地支付军队的工资以及提供必需的军需物资，要尊重和宽容地对待当地的葡萄牙人居民，要相对自由地允许他们履践天主教的宗教活动，不要过度地干预他们，要适当地考虑如何处理种植园主所欠的债务，要改革当地行政管理上的混乱局面，可以考虑取消法警这个职位，因为他们太不受当地的白人定居者欢迎了，还要维修和保养要塞、仓库以及弹药库，要与葡萄牙人在巴伊亚的当局维持友好甚至合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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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莫里斯总督即将离开巴西的消息的传开的时候，全殖民地的人民都感到十分遗憾，无论是尼德兰的加尔文派教会信徒、葡萄牙的天主教信徒以及塔普亚族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博克塞是这样描绘莫里斯离别巴西时的场景的：“他的离开使得当地的人们无不关注，也十分悲伤。人们都极力地颂扬他。当他骑着马离开累西腓去帕拉伊巴乘船的时候，有100名市民骑在马背上陪伴着他，他发现有一大群来自不同民族和阶级的人们在道路两旁为他送别，他们为莫里斯伯爵的离去感到悲哀。富裕的人与有权势的人都想与他握手，穷人和出身低微的人则想触碰他的长袍的衣褶。只要累西腓和莫里斯塔德还在他的视野之中，他就紧紧勒住马的缰绳不时回头深情地望着他所建立的这座城市。他的号手则精神百倍地吹响了一首老歌《威廉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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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在回到海牙以后，立即向“19绅士”报告了巴西殖民地的具体情况。同时，他也在自己的宅邸里面招待多年不见的祖国的朋友们。他在屋子里面展示了从巴西带回来的动植物标本以及其他各种珍奇异宝，就像是一个展示域外风物的博物馆。他让赤身裸体的塔普亚族人表演了表现战争的舞蹈。一位看过表演的人士说，那是当时荷兰人完全没有见到过的真正的“原始”的风俗，但是另外一些目击者则感到无比惊异，他们以批评的态度说“那些带着太太来看这样的表演的人，一点都不觉得这有什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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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莫里斯向联省议会写了一篇很长的报告，再次详细解释了他在巴西伯南布哥实行的宗教宽容政策（特别是对葡萄牙白人居民）的缘由与重要性。他也详细说明了殖民地当地的情况，特别是种植园主负债累累以及黑人奴隶价格的不断下跌，还有经济上萎靡不振的征兆以及他对于这些社会问题的对策。他公开批评“19绅士”的短视政策，认为西印度公司的领导人不重视正式的官方的报告，更喜欢听取那些不怀好意的人背后的流言蜚语以及小报告，尽管他也承认当时资金的短缺的确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他尖锐地指出：“一个伟大的帝国不能与心胸狭窄的小人走在一起。”同时，他也以乐观的精神展望未来，设想了一个宏伟的远景，那就是将东印度公司与西印度公司合并起来，这样荷兰的海洋帝国就一定能够集中人力和物力资源夺取西班牙王室统治下的从秘鲁到菲律宾的全部的辽阔的海外殖民地。在这份报告中，他再次宣示了自己的生命格言：“（我们的心胸要）像世界一样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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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伯爵晚年居住的宅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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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克塞认为莫里斯总督的卓越超群的人格在他整个七年的统治巴西期间对于荷属巴西产生了一种决定性的影响，也是西印度公司最大的资产，虽然公司“19绅士”并不珍视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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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亲王在巴西的事业结束以后，他很高兴地接受了布兰登堡选帝侯弗里德利希·威廉姆（Friedrich Wilhelm，the Elector of Brandenburg，1620—1688）的邀请，担任克里维斯（Cleves）城市的执政官，这个位于莱茵河流域的城市曾经是霍亨佐伦家族的领地之一。他在以后20年的时光大部分是在这个地区度过的。其间，他也不时访问过海牙、柏林以及其他的地方。1652年，他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三世（Ferdinand III，1637—1657年在位）封为帝国的亲王，还被授予布兰登堡辖区“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的团长。他出售了部分在巴西收集的藏品给威廉姆选帝侯，以所得的收入购买了一部分田产，致力于发展建筑业和风景园艺。同时，他对于创建新教的杜伊斯堡大学也很感兴趣。1658年，他作为布兰登堡的代表出席了在法兰克福举行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Emperor Leopold I，1658—1705年在位）的选举和登基加冕仪式。虽然人在莱茵兰，他还是保留了荷兰共和国陆军骑兵中将以及韦泽尔要塞司令的军衔。1665年，在第二次英荷战争爆发以及穷兵黩武的明斯特主教进攻荷兰的时候，他被任命为东线的首席指挥官。晚年，当荷兰与法国发生战争的时候，他还被任命为乌特勒支的总督，但此时他的健康已经不能支持这项工作。他于1676年回到莱茵兰，在一个富于田园风光的乡间建筑了自己的墓地。在最后的时日，他虽然年老体衰，但是心智清晰。1679年12月20日，他在平静中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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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巴西殖民地统治的结束 莫里斯总督离开巴西以后，伯南布哥沿海一带的防务就松懈下来了。西印度公司的“19绅士”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如何与葡萄牙人维持友好的关系上，让后者不要进攻荷兰人在巴西的属地。但是葡萄牙人一直没有放弃收复失地的企图。“19绅士”的考虑在最初的时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那时荷兰海军在大西洋上的优势似乎是不可挑战的，在大西洋的两岸，荷兰人也拥有坚固的堡垒——他们在佛得角修建了要塞，在几内亚湾和安哥拉也拥有一系列的要塞与商站，葡萄牙人在安哥拉内陆与圣多美岛拥有的据点岌岌可危。1640年，葡萄牙摆脱西班牙人的统治取得了独立，荷兰人认为，刚刚即位的葡萄牙国王若奥四世（João IV，1640—1656年在位）似乎不大可能向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帝国发起挑战——如果葡萄牙向荷兰开战，它又如何能够同时应对西班牙人的镇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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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葡萄牙国王若奥四世还是通过该国在海牙的使节要求荷兰人归还他们在1641年至1644年间夺去的原葡萄牙人在巴西、非洲西部以及锡兰的土地。联省议会中并非完全没有人考虑葡萄牙人的建议，但是荷兰与泽兰两个航海大省的议员是起决定作用的，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领导人也是绝对不愿意割让任何一块海外的属地给葡萄牙人的。1643年，荷兰西印度公司“19绅士”扬言如果葡萄牙人不收回他们索回罗安达、圣多美以及马拉尼昂的要求，公司将不惜从事推翻卢西塔尼亚王室的活动。荷兰东印度公司也表达了类似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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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莫里斯在巴西的统治是成功的，但是他没有或者说无法解决荷兰人向巴西大规模移民的问题。在巴西当地人口主要是由葡萄牙人、在巴西出生的土生葡人、非洲运来的黑人奴隶以及美洲的印第安人组成的。而大部分的在西印度公司军队服役的荷兰军人都想在军旅生涯结束以后回到尼德兰，他们不想在巴西定居。巴西的蔗糖种植园主大部分都是富有的葡萄牙人，并且使用从美洲运来的黑人奴隶作为劳动力，维持蔗糖的生产是需要资本的，在许多荷兰人看来得不偿失。1644年，西印度公司将莫里斯召回荷兰以后不久，当地的局势就发生了变化。1645年6月，伯南布哥周围地区的当地居民以及甘蔗种植园主就奋起反抗信奉“异端”的荷兰人。长期以来，他们在内心深处从来也没有真正地接受荷兰人的统治，那些种植园主对于荷兰的贷款人以高额的利息借款给他们一直心怀不满。8月，当地居民组成的军队就已经在累西腓周围的地区战胜了荷兰的军队，不久甚至攻下了莫里兹塔德要塞。1646年，荷兰军队只留下包括累西腓在内的四个据点。1646年，荷兰紧急派出一支包括20艘战舰的援军支援累西腓，该城市暂时免于陷落。在欧洲，荷兰人在巴西的失利使得荷兰决意要结束长期与西班牙的战争。1648年1月，荷兰与西班牙达成《明斯特协议》，结束了两国自1588年开始的“八十年战争”。几乎在同时，荷兰于1647年12月，派出41艘战舰与6000名士兵的强大舰队前往巴西企图收复挽回颓势，但是到了累西腓以后，许多士兵不是病倒就是因为缺军饷而开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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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巴西殖民地脱离荷兰人统治的反抗斗争，葡萄牙国王若奥四世开始时有些犹豫，因为葡萄牙才刚刚复国，根基未稳，但是葡萄牙国王和政府后来还是决定为巴西人民持续地提供非官方的但是充裕的物资、人力以及船只上的帮助，让当地人摆脱荷兰人的统治，重新回到葡萄牙的怀抱。不久，葡萄牙政府的暗中支持就变得公开化了。1648年，葡萄牙国王选择由巴雷托（Francisco Barreto de Meneses，1616—1688）担任葡萄牙军队的总指挥官，率领军队前往巴西伯南布哥地区攻击在那里的荷兰人，支持当地的葡萄牙-巴西人的战斗。巴雷托出生在秘鲁，父亲是葡萄牙人，母亲是西班牙人与美洲原住民的混血儿，他被若奥四世选中担任指挥官的时候，还是一名在阿连特茹骑兵军团中服役的司令官，他为何被选为葡萄牙巴西远征军总指挥官的原因不详，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国王的选择是明智的。3月26日，巴雷托率领的葡萄牙舰队离开里斯本跨越大西洋前往巴伊亚，舰队由5艘大战舰和两艘快艇组成，除了士兵以外，船上还有金钱、军械和弹药，士兵中有一个分遣队是由波尔图的新兵组成的。同年4月17日至18日，葡萄牙军队与荷兰军队打响了第一次瓜拉拉佩斯（Guararapes）战役，瓜拉拉佩斯位于累西腓附近的一座崎岖不平的山丘，双方的军队在山上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战斗，都表现得非常英勇。葡萄牙军队二十四小时都顾不上吃饭，而荷兰的军队则在不习惯热带雨林的气候条件下苦撑。战斗的结果，荷兰人失利，死亡500名将士，其中有48名军官，荷兰的战旗以及联省议会的纹章也不知所终。葡萄牙方面只死亡了80名士兵，近400人受伤。不久，葡萄牙军队进攻奥林达，虽然荷兰士兵人数较多，但是士气低落，不战而逃，葡萄牙人收复了这座城市。1648年底，累西腓的荷兰当局急于打破葡萄牙人对于该城围攻的态势，集结了3000余名白人士兵、250名海员以及200名印第安原住民士兵，于1649年2月17日抵达瓜拉拉佩斯山区与葡萄牙人展开在该地的第二次战役，巴雷托指挥的士兵只有2600人。19日，荷兰人先发制人，向葡萄牙军队开炮。但是巴雷托沉着应战，他将部队埋伏在山谷阴影笼罩之下的灌木丛中，而在山顶的荷兰士兵在热带阳光的照射下饥渴难当，他们想撤退到累西腓附近的一个乳牛场去。就在荷兰军队进入狭窄的山道的时候，葡萄牙军队不失时机，发动进攻。开始时荷兰军队还能够抵挡，但是后来就变成了在斜山坡上的四散逃跑，结果大败。荷兰士兵有957人死亡，被捕89人，伤亡者中包括100名军官；葡萄牙人方面只有伤亡250人，而且大部分人是负伤。早在1624年荷兰人入侵巴西的时候，他们基于一个判断就是与西班牙人相比，葡萄牙人的战斗力是非常弱的，荷兰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葡萄牙人在训练有素的欧洲军队面前是不堪一击的，但是事实证明并非如此。荷兰人在巴西的处境日益恶化，但是他们还是与葡萄牙人对峙并重新占领了塞拉，不过这个地区经过多年的战争已经没有人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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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雷托在军事行动取得进展以后积极准备攻占荷属巴西殖民地首府累西腓，荷兰方面也策划反攻。1651年6月，荷兰与葡萄牙的《十年停战协定》到期了，在许多泽兰省的商人以及西印度公司的支持者的策动之下，联省议会就向葡萄牙人宣战了。阿姆斯特丹的商人则不太愿意终止与葡萄牙的港口塞图巴尔之间有利可图的盐业贸易，许多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以及船主也不太在意是在葡萄牙的或是荷兰的国旗之下与巴西保持贸易联系。泽兰对于葡萄牙人的敌意则比较明显，1652年11月，他们的私掠船只甚至阻止阿姆斯特丹的船只去巴西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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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1653年3月，还是有4艘荷兰的快船从圣阿格斯蒂纽出发运载蔗糖前往里斯本进行贸易。这使得累西腓的议员们倍感恼怒。在葡萄牙人方面，若奥四世的政府不断地暗中支持伯南布哥的葡萄牙人的地下反抗活动。1652年爆发的英国与荷兰的战争也使得荷兰的海军没有办法在海上封锁里斯本。同年7月1日，葡萄牙海外事务委员会向国王建议说现在已经是接受巴雷托的向累西腓发动总攻的时机了。从那时起，葡萄牙人在巴西的部队以及海军就开始拦截和切断荷兰的物资供应了。另一方面，葡萄牙人也没有终止与荷兰人的谈判，他们一直希望荷兰人能够自动放弃累西腓，但是谈判没有取得进展。1653年11月20日，葡萄牙人在巴西组织的一支庞大的有77艘战舰的舰队从海上切断了所有通向累西腓的海路，同时，在陆地上也有葡萄牙军队把守，拦截通往累西腓的交通线。此时荷兰的军事指挥官员已经意识到葡萄牙人的决心以及事态的严重性。那时，荷兰人在巴西各个据点和要塞最困难的事情就是缺乏补给，葡萄牙人则不断地骚扰和攻击这些地方的守军，累西腓的状况也在日益恶化，据一名荷兰法官写的报告，当地卫戍部队的士兵“没有食物果腹，衣不遮体，就像蚯蚓一样，惨不忍睹，我相信就是割掉他们的耳朵，也不会有血渗出”。其间，荷兰人曾经派出使团前往里斯本求和，企图与葡萄牙谈判如何划分荷兰占领下的巴西，但是谈判没有取得成果。葡萄牙海上的舰队一直不断地包围累西腓，切断荷兰人的补给线，虽然有一些荷兰的补给船只冲破包围进入城市，但是担任卫戍的荷兰军队的服役期过长，而他们的军饷也被长期拖欠，所以士气低落，不愿再战，再加上指挥官生病，终于不能够抵挡葡萄牙海军的包围以及陆军的不断进攻，1654年1月22日，累西腓的“高级和秘密议会”决定求和。1654年1月26日，巴雷托与荷兰人军事指挥官冯·索普（Von Schoppe）谈判达成了一个对于投降者来说是体面的协定：（1）协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累西腓以及所有荷兰人占领的巴西地区，如伊塔马拉卡岛、北格兰德河州、帕拉伊巴以及塞拉，在以上所有的这些地区，荷兰人都必须放下武器，葡萄牙人则提供足够的船只让所有愿意离开的荷兰人回国；（2）葡萄牙人允许荷兰人可以从容地不受干扰地卖掉或者处理好他们的货物和财产以后再离开；（3）允许愿意留在巴西的荷兰人继续生活下去，他们会受到与葡萄牙臣民一样的对待；（4）信奉新教的荷兰人在公共事务上必须遵守如同生活在葡萄牙本国的外国新教徒一样的限制；（5）即便是正统的犹太人也可以留下（尽管后来没有一个犹太人选择留下）；（6）大赦所有的在战争期间与葡萄牙人作战的荷兰人，葡萄牙人答应不会对于这些人在言语或者行动上进行报复；（7）所有愿意离开巴西的荷兰臣民可以在三个月内处理好自己的事务，在此期间荷兰人之间法律上的纠纷案件仍然由当地的荷兰法庭处理；（8）对于荷兰的船只以及要塞做出妥善的处理，绝大部分的武器和军械将交给葡萄牙人，但是荷兰的指挥官可以带20门不同类型的青铜大炮以及充足的铁炮弹，以便荷兰的船只回国途中在大海上遇到海盗时可以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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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4年1月28日，巴雷托指挥的葡萄牙军队举行了凯旋入城仪式进入累西腓。他以十分宽容的态度对待葡萄牙人，在交出钥匙的仪式结束以后，他亲自陪同荷兰指挥官冯·索普回到自己的家中。巴雷托要求葡萄牙军队在进入城市以后维持严格的纪律，不要打扰当地的居民。他甚至没有苛待当地的犹太人团体，这些犹太人非常害怕葡萄牙人重新征服这块土地，他们知道一旦落入狂热的天主教士的手中，日子是不会好过的。他也允许犹太人将他们的货物卖掉以后随同荷兰人一起离开，当时有600多名犹太人选择了离开，大部分犹太人回荷兰，但是并非所有的犹太人都回到了荷兰，一些人去了法国的南特，一些人去了西印度，他们对加勒比地区的蔗糖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就是在1654年，第一批伯南布哥犹太人离开巴西去了今天纽约的曼哈顿岛的新阿姆斯特丹，他们被允许在当地居住和进行贸易，并可以在家里举行自己的犹太教崇拜仪式。不过，当时荷兰西印度公司还没有允许他们开设属于自己的商店以及犹太教的会堂。他们就是今天美国犹太人的先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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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雷托对于荷兰的指挥官冯·索普以及其他军官都表现出骑士风度，他允许他们免税带一些巴西的红木回国。当冯·索普等人回国以后，他们立即被当局逮捕并对他们实行了正式的审讯。当时荷兰国内流行的一些小册子都指责是荷兰本国当局而不是累西腓的殖民地当局要对巴西的丢失负责。法庭对于冯·索普的判决是没收他在投降以后的一切工资收入以及津贴，其他的一些军官似乎没有受到过于严厉的处分，其中有一名军官后来成为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富裕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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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人在巴西的统治始于1630年2月，终于1654年1月。从一开始，当地的葡萄牙-巴西起义者提出的口号是夺回“蔗糖”的利益，但是实际上更重要的因素还有罗马天主教徒与信奉新教的加尔文派之间的对立。在这场战争中，荷兰人和葡萄牙人都拥有各自的当地同盟军，塔普亚族加入荷兰的军队中，而大部分图皮族保持了对于葡萄牙人的忠诚。在与荷兰人的持续的战争中，葡萄牙-巴西的军队是由穆拉托族、黑人以及不同民族的混血儿组成的，而许多美洲印第安人以及黑人则成为杰出的军团指挥官。起义的领导者之一若奥·费尔南德斯·维埃拉（João Fernandes Vieira）就是一位出生于马德拉群岛的葡萄牙贵族与当妓女所生的孩子，他从战争爆发的第一天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天。在伯南布哥重新被葡萄牙人夺回以后，巴西的蔗糖生产和贸易又回到了葡萄牙人的控制下；但是在荷兰人占据伯南布哥时期，巴西的甘蔗种植以及蔗糖生产方法有了很大的改进并传入了英属和法属西印度群岛，很可能葡萄牙-巴西的犹太人是这种种植与生产技术外流的中介人。从荷兰人方面来看，有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累西腓的丢失是一件绝对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因为它修筑有当时世界上最坚固的要塞之一。荷兰人的同盟者塔普亚族人特别地蔑视荷兰人的投降行为，他们认为这是对同盟者的不忠，弃自己的印第安盟友不顾，使后者沦于葡萄牙人的报复之中。在世界另一边，当一些被关押在果阿的葡萄牙人监狱中的荷兰囚犯听到累西腓陷落的消息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反复嘟囔着：“可能某一天葡萄牙人会攻占阿姆斯特丹，但是他们绝对不可能攻占累西腓！”在后来的世代中，有些荷兰人认为累西腓的陷落是荷兰海洋帝国的黄金时代由兴盛步向衰落的转折点，自1619年科恩在原爪哇人居住的雅加达城市上建立巴达维亚以来，荷兰的对外扩张事业一步步地迈向辉煌，现在则开始走向没落，他们说：“我们的胜利从雅加达开始，从累西腓我们则走向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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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R. Boxer，The Dutch in Brazil，1624—1654 ，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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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onathan I. Israel，Dutch Primacy in World Trade，1585—1740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89，p.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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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onathan I. Israel，Dutch Primacy in World Trade，1585—1740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89，p.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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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e Laet-Naber，Jaerlik Verhael ，iv，298，C.R. Boxer，The Dutch in Brazil，1624—1654 ，p.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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