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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1653年3月，还是有4艘荷兰的快船从圣阿格斯蒂纽出发运载蔗糖前往里斯本进行贸易。这使得累西腓的议员们倍感恼怒。在葡萄牙人方面，若奥四世的政府不断地暗中支持伯南布哥的葡萄牙人的地下反抗活动。1652年爆发的英国与荷兰的战争也使得荷兰的海军没有办法在海上封锁里斯本。同年7月1日，葡萄牙海外事务委员会向国王建议说现在已经是接受巴雷托的向累西腓发动总攻的时机了。从那时起，葡萄牙人在巴西的部队以及海军就开始拦截和切断荷兰的物资供应了。另一方面，葡萄牙人也没有终止与荷兰人的谈判，他们一直希望荷兰人能够自动放弃累西腓，但是谈判没有取得进展。1653年11月20日，葡萄牙人在巴西组织的一支庞大的有77艘战舰的舰队从海上切断了所有通向累西腓的海路，同时，在陆地上也有葡萄牙军队把守，拦截通往累西腓的交通线。此时荷兰的军事指挥官员已经意识到葡萄牙人的决心以及事态的严重性。那时，荷兰人在巴西各个据点和要塞最困难的事情就是缺乏补给，葡萄牙人则不断地骚扰和攻击这些地方的守军，累西腓的状况也在日益恶化，据一名荷兰法官写的报告，当地卫戍部队的士兵“没有食物果腹，衣不遮体，就像蚯蚓一样，惨不忍睹，我相信就是割掉他们的耳朵，也不会有血渗出”。其间，荷兰人曾经派出使团前往里斯本求和，企图与葡萄牙谈判如何划分荷兰占领下的巴西，但是谈判没有取得成果。葡萄牙海上的舰队一直不断地包围累西腓，切断荷兰人的补给线，虽然有一些荷兰的补给船只冲破包围进入城市，但是担任卫戍的荷兰军队的服役期过长，而他们的军饷也被长期拖欠，所以士气低落，不愿再战，再加上指挥官生病，终于不能够抵挡葡萄牙海军的包围以及陆军的不断进攻，1654年1月22日，累西腓的“高级和秘密议会”决定求和。1654年1月26日，巴雷托与荷兰人军事指挥官冯·索普（Von Schoppe）谈判达成了一个对于投降者来说是体面的协定：（1）协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累西腓以及所有荷兰人占领的巴西地区，如伊塔马拉卡岛、北格兰德河州、帕拉伊巴以及塞拉，在以上所有的这些地区，荷兰人都必须放下武器，葡萄牙人则提供足够的船只让所有愿意离开的荷兰人回国；（2）葡萄牙人允许荷兰人可以从容地不受干扰地卖掉或者处理好他们的货物和财产以后再离开；（3）允许愿意留在巴西的荷兰人继续生活下去，他们会受到与葡萄牙臣民一样的对待；（4）信奉新教的荷兰人在公共事务上必须遵守如同生活在葡萄牙本国的外国新教徒一样的限制；（5）即便是正统的犹太人也可以留下（尽管后来没有一个犹太人选择留下）；（6）大赦所有的在战争期间与葡萄牙人作战的荷兰人，葡萄牙人答应不会对于这些人在言语或者行动上进行报复；（7）所有愿意离开巴西的荷兰臣民可以在三个月内处理好自己的事务，在此期间荷兰人之间法律上的纠纷案件仍然由当地的荷兰法庭处理；（8）对于荷兰的船只以及要塞做出妥善的处理，绝大部分的武器和军械将交给葡萄牙人，但是荷兰的指挥官可以带20门不同类型的青铜大炮以及充足的铁炮弹，以便荷兰的船只回国途中在大海上遇到海盗时可以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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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4年1月28日，巴雷托指挥的葡萄牙军队举行了凯旋入城仪式进入累西腓。他以十分宽容的态度对待葡萄牙人，在交出钥匙的仪式结束以后，他亲自陪同荷兰指挥官冯·索普回到自己的家中。巴雷托要求葡萄牙军队在进入城市以后维持严格的纪律，不要打扰当地的居民。他甚至没有苛待当地的犹太人团体，这些犹太人非常害怕葡萄牙人重新征服这块土地，他们知道一旦落入狂热的天主教士的手中，日子是不会好过的。他也允许犹太人将他们的货物卖掉以后随同荷兰人一起离开，当时有600多名犹太人选择了离开，大部分犹太人回荷兰，但是并非所有的犹太人都回到了荷兰，一些人去了法国的南特，一些人去了西印度，他们对加勒比地区的蔗糖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就是在1654年，第一批伯南布哥犹太人离开巴西去了今天纽约的曼哈顿岛的新阿姆斯特丹，他们被允许在当地居住和进行贸易，并可以在家里举行自己的犹太教崇拜仪式。不过，当时荷兰西印度公司还没有允许他们开设属于自己的商店以及犹太教的会堂。他们就是今天美国犹太人的先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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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雷托对于荷兰的指挥官冯·索普以及其他军官都表现出骑士风度，他允许他们免税带一些巴西的红木回国。当冯·索普等人回国以后，他们立即被当局逮捕并对他们实行了正式的审讯。当时荷兰国内流行的一些小册子都指责是荷兰本国当局而不是累西腓的殖民地当局要对巴西的丢失负责。法庭对于冯·索普的判决是没收他在投降以后的一切工资收入以及津贴，其他的一些军官似乎没有受到过于严厉的处分，其中有一名军官后来成为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富裕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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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人在巴西的统治始于1630年2月，终于1654年1月。从一开始，当地的葡萄牙-巴西起义者提出的口号是夺回“蔗糖”的利益，但是实际上更重要的因素还有罗马天主教徒与信奉新教的加尔文派之间的对立。在这场战争中，荷兰人和葡萄牙人都拥有各自的当地同盟军，塔普亚族加入荷兰的军队中，而大部分图皮族保持了对于葡萄牙人的忠诚。在与荷兰人的持续的战争中，葡萄牙-巴西的军队是由穆拉托族、黑人以及不同民族的混血儿组成的，而许多美洲印第安人以及黑人则成为杰出的军团指挥官。起义的领导者之一若奥·费尔南德斯·维埃拉（João Fernandes Vieira）就是一位出生于马德拉群岛的葡萄牙贵族与当妓女所生的孩子，他从战争爆发的第一天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天。在伯南布哥重新被葡萄牙人夺回以后，巴西的蔗糖生产和贸易又回到了葡萄牙人的控制下；但是在荷兰人占据伯南布哥时期，巴西的甘蔗种植以及蔗糖生产方法有了很大的改进并传入了英属和法属西印度群岛，很可能葡萄牙-巴西的犹太人是这种种植与生产技术外流的中介人。从荷兰人方面来看，有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累西腓的丢失是一件绝对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因为它修筑有当时世界上最坚固的要塞之一。荷兰人的同盟者塔普亚族人特别地蔑视荷兰人的投降行为，他们认为这是对同盟者的不忠，弃自己的印第安盟友不顾，使后者沦于葡萄牙人的报复之中。在世界另一边，当一些被关押在果阿的葡萄牙人监狱中的荷兰囚犯听到累西腓陷落的消息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反复嘟囔着：“可能某一天葡萄牙人会攻占阿姆斯特丹，但是他们绝对不可能攻占累西腓！”在后来的世代中，有些荷兰人认为累西腓的陷落是荷兰海洋帝国的黄金时代由兴盛步向衰落的转折点，自1619年科恩在原爪哇人居住的雅加达城市上建立巴达维亚以来，荷兰的对外扩张事业一步步地迈向辉煌，现在则开始走向没落，他们说：“我们的胜利从雅加达开始，从累西腓我们则走向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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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R. Boxer，The Dutch in Brazil，1624—1654 ，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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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onathan I. Israel，Dutch Primacy in World Trade，1585—1740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89，p.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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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onathan I. Israel，Dutch Primacy in World Trade，1585—1740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89，p.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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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e Laet-Naber，Jaerlik Verhael ，iv，298，C.R. Boxer，The Dutch in Brazil，1624—1654 ，p.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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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第九章伊比利亚人与荷兰人的此消彼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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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军事技术与谋略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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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葡萄牙人相比，新兴的荷兰人拥有更为优越的经济资源、更多的人力资源以及更为强大的海上优势。尼德兰联省国在经济方面比贫穷的葡萄牙王国更好。这两个国家在人口上大体相等，前者150万，后者125万。但是在1640年以前，葡萄牙人要为西班牙提供兵力与欧洲其他的列强打仗，荷兰人则可以利用邻近的日耳曼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人力资源为它的军队和舰队服务。在海上的葡萄牙与荷兰的悬殊就更加惊人，1649年，葡萄牙著名的耶稣会士安东尼奥·维埃拉神父估计荷兰拥有14000艘船只可以用作战舰，而葡萄牙在同类战舰中不会超过13艘。维埃拉还指出，荷兰拥有25万名海员和海军士兵，而葡萄牙的海军官兵花名册上登记的军人人数只有4000人。博克塞认为维埃拉可能有点夸大其词，不过也不会夸大得太离谱。1620年，里斯本当局统计葡萄牙整个国家可以用于舰队服务的人数也不过为6260人。1643年11月果阿总督的顾问会议指出里斯本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合格领航员服务于驶往印度的舰队，因为那些合格的领航员（不超过10名）都因为荷兰的封锁被滞留在果阿的港口内不得动弹。从1580年至1640年，葡萄牙还缺少在深海航行的水手，因为在这段时间内葡萄牙国内资深的海员都更喜欢选择去西班牙海军界服务，因为西班牙王室所支付给他们的薪水比葡萄牙当局更高，西班牙王室也鼓励这种趋势。因为数世纪以来，尽管有加利西亚和比斯开湾地区的海员和领航员愿意为西班牙服务，但是西班牙还是缺少深海航行的海员。所以王室决定起用葡萄牙的海员。因此，在与荷兰的海上竞争中，葡萄牙总是处于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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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使得葡萄牙在亚洲的海域处于劣势的原因是在1636年至1645年间，荷兰在巴达维亚的总督迪曼在指挥才能以及战略谋划上卓越超群，远胜过历任葡属印度果阿的总督，荷兰的舰队在印度洋上有力地打击了葡萄牙的海军。1609年，在印度果阿的安东尼奥·德·戈维亚（António de Gouveia）神父称荷兰人在印度海域取得的胜利是“其统帅灵活指挥的结果”。另外，葡萄牙人在海军军官的选拔上过于拘泥于传统的所谓门第观念，要求有绅士的血统以及贵族门第出身的人士才可以担任海军指挥官。荷兰海军军官的选拔标准更加注重实战的经验和操作能力而不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这也使得葡萄牙的海军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海军的战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有一位聪明的葡萄牙人看出了这一点，他在1656年指出，在摩鹿加群岛和锡兰，那些出身贵族世家的葡萄牙指挥官，输给了出身低微的荷兰军官，最后丢失了这些葡萄牙的领地。另一个相关的原因是荷兰的士兵更加训练有素。与经济衰落的葡萄牙果阿殖民地相比，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商业竞争上蒸蒸日上，赢得了更多的金钱和财富。曾经撰写葡萄牙与荷兰在锡兰的战争的耶稣会士编年历史学家克伊罗支（Fernão de Queiroz，1617—1688）曾经说：“荷兰人说我们的战斗方式是一种穷人的战斗方式。”一位有经验的葡萄牙指挥官在1663年告诉果阿的总督：“人所共知的事实就是我们没有人力和金钱，在战争中就不会有赢的好运，这就是我们看到如此多的混乱、如此多的眼泪和如此多的损失的原因，国王陛下的金库空空如也，他的臣民也没有资本可以帮助他。”再过一年，在马拉巴的一名葡萄牙指挥官写信给同一位果阿的总督说：“任何一名荷兰的舰长都拥有全权和足够的金钱处理任何事情，只要他有需要就可以使用这些金钱。在我们方面，连最小的事情也要请示最高的权威。更有甚者，一旦我们发生问题，到哪里我们都不得不要以乞求的方式行事，其实我们也不可能做成任何事情，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特别是与那些印度的原住民在一起的时候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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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葡萄牙人与荷兰人长期的战争中，在士兵的体力以及训练方面，后者也占了优势，在亚洲的战场上更是如此。荷属东印度公司和荷属西印度公司使用的都是雇佣兵，他们中有日耳曼人、法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在1652年以前还有英国人，尼德兰人只是在军官中占了较高的比例。在巴西和锡兰的葡萄牙人都曾经说这些北欧人在体魄上比他们更加健壮，不仅如此，葡萄牙人还抱怨自己在食物配给上供应不足。事实上，荷兰的士兵在军需和食物供应上都要远远超过葡萄牙人。1644年，在锡兰的处于半饥饿状态的瘦弱的葡萄牙士兵抱怨说：“我们是如此瘦弱和饥饿以至于我们三个葡萄牙人都不能敌一个荷兰人。”1625年5月，当葡萄牙的军队重新攻占巴伊亚以后，一位资深的葡萄牙军官在描绘被打败的荷兰卫戍部队的士兵时这样写道：“他们全都是经过挑选的年轻人，在世界上任何步兵部队中他们都是光彩照人的。”1638年，荷兰人第二次进攻巴伊亚，一位守卫巴伊亚的葡萄牙士兵在击退荷兰人最后一次攻击以后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清点了死亡者的人数，共327人，把他们交还给了荷兰人，他们都是从未见过的长得最漂亮的男人；他们看上去就像是巨人，毫无疑问是荷兰军队之花。”另一方面，在整个17世纪，由于太多的葡萄牙士兵被送往殖民地的战场充当炮灰，葡萄牙当局不得不从那些罪犯以及已经被判犯罪的人中间征集人员派往前线和战场，他们在打仗时因为缺乏训练导致力不从心，但是在扰乱地方秩序时不遗余力，由此增加了巴伊亚以及果阿当局不断的抱怨。葡萄牙本国当局也不是不知道这样做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埃武拉的博学的法学家法利亚（Manuel Severim de Faria）在1622年得知霍尔木兹陷落的消息以后这样写道：“没有什么比腾空葡萄牙监狱里的囚犯和暴徒，让他们去充当葡萄牙派往印度的士兵是更好的选择了，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持守对于天主以及人类的信仰。因此，同样地，对于他们在海外所表现出来的与在国内一样的不良行为也大可不必感到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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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人在面对荷兰对手时的另一个重大的不利因素是由于长期享有和平，葡萄牙军队缺乏严格的纪律约束和军事训练，在亚洲地区两国军队对垒时尤其如此。近两个世纪以来，葡萄牙人有意地抑制组织任何永久的军事单位。除了在战场上狂吼“圣地亚哥与我们同在！”以外，他们不讲究战术。在近代欧洲，葡萄牙是最后一个进行战术训练和军备改革的国家。奇怪的是他们的邻居西班牙人在整个16世纪一直在军事改革方面不断进取。在1580年至1640年间，葡萄牙人由于完全忽略军事训练以及强调军队纪律而成为西班牙人的笑柄。葡萄牙人的这种缺乏军事和纪律训练的情况是与他们的自负有关的。当1595年荷兰人进攻霍尔木兹的时候，葡萄牙士兵像往常一样在要塞外面的帐篷里呼呼大睡，没有执行站岗放哨的勤务，也拖延了去通知黑奴拿起武器的时间。1649年是休战年，但是荷兰的士兵却在印度西海岸的达曼登陆，进入达曼城市以后竟然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因为整个城市的人们都在从正午到下午4点钟的午睡中进入了梦乡。葡萄牙人还没有足够的武器装备，即便拥有武器，也疏于管理，不加保养，听任其生锈腐烂。自从阿尔伯奎克以后，葡萄牙在印度的军界人士中就一直有抱怨说政府长期忽视军事装备的革新的声音。法学家法利亚说：“那些生活在里斯本大门外面的人也令人极为讨厌地疏忽（军备的改进），他们好像感觉自己如同生活在国内一样的安全。这导致他们经常陷入那种最骇人听闻的相反的后果，因为手无寸铁的人与装备强大的敌手战斗，要么被打败，要么逃跑，除非出现天堂的奇迹。”据记载，在17世纪初叶，葡萄牙人的船只上很少更新大炮等作战设备，他们的船只上堆满了用来赚钱的货物，两军对垒时，葡萄牙的士兵还迷恋于中世纪时的肉搏战，而荷兰人则尽量避免近距离的战斗，宁愿相信以大炮从适当距离内进行的炮击。有一位叫阿马拉尔（Melchior Estácio do Amaral）的葡萄牙人于1604年记载说：他看见荷兰人“每艘强大的战舰都配备有30门大炮”，“运载大量先进的武器和战斗人员”，“上层甲板上不堆放任何东西，大炮由专业人员操纵”，他们“都是异端的加尔文派教徒，集士兵、海员与炮手于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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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人通过六十年与葡萄牙人的战争，夺取了葡属亚洲殖民地的许多重要的战略要地。但是，他们在进攻安哥拉以及巴西的时候却失败了。博克塞分析其中有几个原因：虽然荷兰雇佣兵在体格和体能上超过了葡萄牙人，但是葡萄牙人却更习惯于赤道地带的热带气候，这是葡萄牙和巴西人在保卫巴西时取得胜利的原因，特别是在具有决定意义的从1648年至1649年的瓜拉拉皮斯战役中，习惯于在热带的烈日下和在茂密的丛林中作战的葡萄牙和巴西人打败了只能在寒冷地带进行贸易活动和在正规战场上打仗的荷兰的佛兰德斯以及日耳曼雇佣军。另一方面，同样在赤道热带的锡兰，荷兰人则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其中部分是由于当地的僧伽罗盟军的支援，虽然葡萄牙人也有忠于他们的僧伽罗人的后援，还有部分原因则是长期以来在锡兰岛上的葡萄牙高级指挥官软弱无能。相反，在巴西的伯南布哥，葡萄牙人则有着优秀的指挥官，如出生于马德拉群岛的费尔南德斯（Joaõ Fernandes）、出生于巴西的内格雷依罗斯（André Vidal de Negreiros）、出生于秘鲁的巴雷托等，他们成功的指挥保证了葡萄牙军队能够在上述地方够抵御住荷兰人的进攻，这些地方葡萄牙人在陆地上的战斗与他们在海上的表现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在南大西洋以及印度洋，荷兰人则建立了压倒性的优势。当然，在伯南布哥地区，信奉新教的荷兰移民的人数远远不足，使得他们不能给长期地抵抗当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信奉天主教的人们在军事、社会以及宗教上的压力。在哈德逊河流域也是因为荷兰本国移民太少，才使得这片土地最后被移交给英国人管理。无论如何，在自然的条件和气候方面，荷兰人明显地不及葡萄牙人那样适应南美洲、非洲和南亚以及东南亚的环境，那里的情况与南部欧洲的葡萄牙更加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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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二、经营殖民地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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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或多或少的技术性的原因以外，荷兰人没有战胜葡萄牙人的原因就是后者已经长久地在这些殖民地深深地扎下根来，拥有深厚的基础。葡萄牙人不会因为海上的或者仅仅一两次陆地的军事战斗的失败就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即便是经历一系列的失败如1630年至1640年在巴西东北部和1641年至1648年在安哥拉的失败，葡萄牙人也没有失去自己的殖民地。许多荷兰人也意识到这一点，如巴达维亚的总督迪曼以及在锡兰的荷兰军中服役的荷兰军人科普罗尔·约翰·萨（Corporal Johann Saar）都持有相同的观点。1642年，迪曼在给阿姆斯特丹的上司写报告的时候指出：“大部分的葡萄牙人将印度（实际上就是指亚洲）当成了自己的祖国。他们已经不再思念葡萄牙。他们很少挪动，也不再回到那里（葡萄牙）从事贸易活动，而是满足于他们自己的在亚洲的通商口岸，他们就像是本地人而不是别的国家的人一样。”20年以后，在锡兰的萨也写道：“一旦他们（葡萄牙人）到了哪里，这就意味着他们在哪里安家落户，度过余生，他们不想再回到葡萄牙了。但是，当荷兰人来到亚洲以后，他就在想‘只要我的六年服役期一到，我就要回欧洲了’。”在巴西的开明的荷兰总督莫里斯伯爵不断地提醒海牙和阿姆斯特丹的上司要尽快地将荷兰人、日耳曼人、斯堪的纳维亚的殖民者派往巴西以取代或者说与葡萄牙和巴西的当地居民混合居住在一起。在他看来，巴西当地的居民总是心向着葡萄牙人，总有一天，机会一到他们就要造反。这样的事情果然在1645年6月发生了。著名的法国胡格诺派信徒、旅行家简·巴蒂斯塔·塔维尼（Jean-Baptiste Tavernier，1605—1689）曾经写道：“葡萄牙人不论到哪里，总是比在他们以后来的人将当地建设得更好。相反，荷兰人总是在他们涉足的地方破坏一切。”博克塞认为塔维尼的看法可能带有一些对于荷兰人的偏见，但是这种说法离真实的情况也不远。在锡兰与葡萄牙人打仗的荷兰军官萨指出：在荷兰人攻下科钦、科伦坡以及其他已经建设得很好的葡萄牙人居留地以后，他们就立即拆毁许多房子、城墙和要塞，只留下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和空地供自己使用。荷兰人在攻占摩鹿加群岛的一些地方以后，大规模砍伐原住民以及葡萄牙人已经普遍种植的丁香树，以免影响他们自己对于丁香生产的垄断。相比之下，葡萄牙人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尽管葡萄牙人强调他们是印度洋的“征服者、航海和通商的主人”，并以残酷的方式对待印度人，但是一位荷兰人在1618年在苏拉特写道，印度人认为自己“还是比较喜欢与葡萄牙人相处，胜于与其他欧洲基督教国家的人”。43年以后，另一位葡萄牙人发现在今天印度泰米尔邦境内的杜蒂戈林沿海地区的渔夫更喜欢与葡萄牙人而不是荷兰人相处。许多在亚洲生活过的荷兰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和看法。皮特·凡·丹姆（Pieter van Dam）曾经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领袖们编撰一部资料翔实的百科全书，他也曾经说，尽管葡萄牙人在历史上恶劣地对待过印度人，“俘获他们的船只并放火烧掉它们；破坏并且劫掠他们的港口；用暴力逼迫他们的俘虏成为基督徒；对于他们海上运输的货物课以重税；以及在他们的土地上自高自大，不可一世”，然而，印度人还是愿意与葡萄牙人而不是其他任何欧洲国家的人共处。个中的原因有多种解释，有待于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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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原因相关的荷兰人难以彻底取代葡萄牙人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葡萄牙语很早就在印度尼西亚群岛上流行并且扎根，荷兰人即便在当地取得了统治地位以后仍然难以根除葡萄牙语的影响，相反，荷兰人还不得不使用葡萄牙语与当地居民以及太平洋和印度洋贸易圈内别的地方的居民保持联系和交往。葡萄牙舰长安东尼奥·加尔旺（António Galvão）在1536年成功地攻占了蒂多雷岛以后，一再提到当地的酋长们会讲葡萄牙语以及卡斯蒂尔语。1589年，葡萄牙的沉船“圣多美号”上的幸存者来到今天莫桑比克的伊尼亚卡（Inhaca）酋长领地，他们惊异地发现当地有人能够流利地讲葡萄牙语。当20年以后，荷兰人来到东方以后，他们不得不以葡萄牙语与当地的统治者沟通。1602年，荷兰的舰长斯比贝根（Joris van Spilbergen）在锡兰的拜蒂克洛（Batticaloa）看到当地的原住民带着会讲葡萄牙语的译员来到他们的船舰上。甚至在一些荷兰人占领的先前由葡萄牙人占领的殖民地，葡萄牙语也能够抵御荷兰人强迫推行的在当地使用荷兰语的政策而顽强地生存下来。例如，在锡兰中部的坎提王国，那里的土王辛那二世（Raja Sina II，1629—1687）尽管与荷兰人联盟抵抗葡萄牙人，但他仍然拒绝说、写荷兰语，而是坚持说、写葡萄牙语。在望加锡，当地的一些穆斯林统治者也会讲葡萄牙语，其中有一位土王居然能够阅读居住在葡萄牙的西班牙虔诚的多明我会士路易斯·德·格拉纳达（Fray Luís Granada，1500—1588）的原著。1645年，荷兰驻摩鹿加群岛的总督迪曼在其给本国的报告中写道，对于安汶岛的当地居民来说，葡萄牙语，甚至是英语，都是比荷兰语更加容易学习的语言。使人感到惊异的是，在荷兰东方殖民地的首府巴达维亚，葡萄牙语也胜过了荷兰语，成为当地居民与外来人通商贸易以及社会交往的通用语言。其实，葡萄牙人除了战俘以及偶尔到访的旅行者以外，很少有人涉足这个地方，是来自孟加拉湾的本地的奴隶以及家仆将葡萄牙语带到了这个地方，后来在当地生活的土生土长的荷兰人也跟着他们讲起了葡萄牙语，虽然荷兰殖民当局屡加禁止，但是不能根除这种现象。在巴达维亚及其周围地区，荷兰人非常惊讶地发现，葡萄牙语是当地的奴隶、水手、手艺人以及与他们通婚或者同居的妇女唯一能够讲的语言。当时，那些在亚洲与荷兰人结婚或是同居的大多都是以前葡萄牙人与原住民结婚所生的女孩，她们都是讲葡萄牙语的。甚至许多并不是在葡—印文化背景之下成长的人也讲葡萄牙语。还有不少双亲都是荷兰人的妇女，也把葡萄牙语与当地语言混合以后形成的“克里奥语”作为自己主要的交际语言。1659年，荷兰驻巴达维亚总督马特索尔科向巴达维亚评议会的评议员指出：“葡萄牙语是一种容易说和容易学的语言。这就是我们不能禁止那些从若开地区（Arakan，在今缅甸）来到这里的以前从来不说一句葡萄牙语的奴隶将葡语当成自己语言，并且优先使用葡语而不是其他别的语言作为主要的沟通工具的原因（即使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17—18世纪来到巴达维亚的外国旅行者所谓的“佛朗机语”都是葡语而非荷兰语。一位生活在18世纪长期在东方旅行的苏格兰加尔文派教徒汉密尔顿，对于葡萄牙人并没有好感，但是对于印度洋周边的形势却非常了解，他于1727年写道：“在亚洲各地的海岸线上，葡萄牙人留下了他们的语言痕迹，尽管许多地方的葡萄牙语已经走样了，但它还是大部分在亚洲的欧洲人首选的交流的语言，这是他们欧洲人之间交流的语言，也是他们与印度不同地区人民交流的语言。”在大西洋彼岸的巴西，荷兰人在那里的统治长达24年，但是巴西当地的人民仍然拒绝学习信奉“异端”新教的荷兰人的语言。只有两个词汇留在伯南布哥的当地语言中。荷兰人曾经送了几位巴西原住民部落酋长的儿子去荷兰接受教育，虽然他们学习到了一些新教的教义，然而不成气候。1656年，葡萄牙人和耶稣会士回到了当地，不费吹灰之力就去除了荷兰文化在美洲印第安人之中的影响。在非洲，从1641年至1648年，尽管大部分的班图族人站在荷兰人的一边，但是荷兰人的黑人奴隶、助手以及盟军仍然在使用葡萄牙语而拒绝学习荷兰语。甚至在好望角地区，葡萄牙语的影响仍然存在，并且对于非洲本地语言的发展不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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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总体上看，荷兰人战略上和实际上还是战胜了葡萄牙人，特别是在亚洲更是如此。当荷兰人来到东方的时候，葡萄牙人已经与当地的亚洲统治者交往很久，在一些地方已经产生尖锐的矛盾，荷兰人利用了这种矛盾取而代之，在日本和马六甲他们取得的成功就是明显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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