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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印度公司管辖下的非洲西海岸的一些地方，在17世纪早期的一些时候，有一些加尔文派的牧师被派到荷兰人占据的黄金海岸要塞以及商站等地去从事传教活动。他们既要照管从事黑奴和象牙贸易的荷兰商人的牧灵需要，又要归化所谓的“异教徒”——黑人。他们的努力没有取得太大的成果，只要可能，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尽快地回到自己的祖国，因为他们难以忍受当地恶劣的生活条件以及炎热难当的气候。1645年以后，就没有加尔文教会的牧师志愿来到非洲西海岸服务了。荷兰改革宗教派，偶尔派一到两名平信徒的诵经员来到荷兰人占据的三个主要的要塞即埃尔米纳、拿骚以及阿克辛姆城堡。他们在早上以及傍晚规定的时间里引领大家祈祷，每星期为当地的荷兰人诵读《圣经》经文以及布道两次。他们并不从事其他的传教活动。在非洲只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外：有一位完全是黑人血统的加尔文派牧师，他的名字叫雅各布斯（Jacobus Eliza Joannes Capitein），他的出身是一名黑人奴隶，1728年他11岁的时候被人带到荷兰，然后他自然地就成为一名自由人。他的前主人和一些有影响的朋友支助他的教育费用，让他在莱顿大学接受神学教育。1742年，他从莱顿大学毕业，以拉丁文写了一篇论文，论述从《圣经》看奴隶制度的合法性，这篇论文以拉丁文以及荷兰文印行了好几个版本，被奴隶制度以及奴隶贸易的辩护者广为引用。同年，他在被阿姆斯特丹教会当局安立为牧师以后被西印度公司的领导层送回米纳要塞。开始时，他能够与荷兰人与当地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后来就遇到了困难。雅各布斯写报告指出很少有欧洲人参加教理问答班，大部分的欧洲人都是罗马天主教徒和路德宗信徒，荷兰的加尔文派信徒只对日常的生意感兴趣。他的这番描述有助于解释荷兰加尔文派教会在别的热带地区为什么同样面临失败。他为黑人以及混血儿开办了一所学校，将祈祷经文以及“十诫”翻译成当地的语言文字。一些当地的欧洲人对他有种族偏见，不过荷兰在当地的总督支持他，他还与一位来自乌特勒支的荷兰姑娘结婚成家。但是后来又陷于与一位没有受洗的非洲女孩的丑闻当中。由于他在归化黑人以及白人的传教工作上长期没有收获，最后他放弃了传教士的工作去经商。不过他的经商事业也不成功，最后死于174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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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克塞曾经将欧洲以外地区的荷兰人的新教传教事业与伊比利亚人的天主教传教事业做过比较，他认为天主教的传教事业在下列几个方面超过了新教：第一，天主教早于新教在非洲、美洲以及亚洲的许多海外地区建立了稳固的教会，已经在信众中奠定了比较深厚的基础。第二，天主教会的礼仪多姿多彩、教堂建筑和雕刻绘画华丽动人，远比新教严肃单调的布道以及墙壁刷得雪白、内部空空如也的教堂能够吸引更多的亚洲民众。从外表的宗教礼敬来看，天主教与亚洲传统的宗教如印度教和佛教也有某种相似之处，如使用圣像、念珠以及崇拜圣徒等，所以当亚洲各地的人们初次接触天主教的时候，他们对于天主教的敬拜方式并不陌生。这三种不同的宗教对于神秘事物的理解以及敬拜的方式有着共通的地方，相比之下，加尔文派的牧师不能够也不愿意向信徒传授这样的宗教礼仪。荷兰加尔文派的牧师只能够在罗马天主教会传教士发展的原有的天主教信徒中从事归化工作，他们没有大量地在印度教、佛教信徒中从事归化工作，也没有能力以及知识这样做。第三，天主教会的传教士人数众多，又来自不同的国家，可谓源源不断，可是在亚洲的荷兰的新教牧师却是寥寥无几。1647年，从锡兰、科罗曼德尔至摩鹿加群岛的广大群岛只有28名荷兰加尔文派的牧师；在巴达维亚，1670年有2万人口，1678年有1.6万人口，1669年的时候只有6名加尔文派牧师，1680年有8名，1725年有27名（其中还有一部分在别的港口等待），1749年只有12名牧师，到了18世纪末叶的时候，那里只有2名加尔文教派的牧师了。这个数字与葡萄牙、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籍的天主教在亚洲的传教士人数相比就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了。18世纪的时候，在锡兰的天主教会传教士的人数则更多，尽管当时在锡兰的荷兰人的殖民地里有天主教会传教士的活动是属于非法的。更有甚者，荷兰加尔文教会的牧师是结婚的，因此他们经常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调动，而罗马天主教会的教士是独身的，他们在许多年当中总是待在一个地方，有时会一辈子待在一个地方传教终身。葡萄牙耶稣会士在亚洲的高级教士安东尼奥·卡丁（Antonió Cardim）于1652年在马六甲被俘虏，他质问当地的荷兰加尔文教会的牧师，为什么荷兰人能够容忍其他宗教的庙宇，但是却不能容忍天主教会的活动。那位牧师很坦率地回答，如果允许天主教会的活动，他的“羊群”就会跑到天主教会里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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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活跃的时期，荷兰加尔文教会的牧师一直难以与天主教的传教士竞争，笼络住自己的“羊群”。在巴达维亚、马六甲、科罗曼德尔、锡兰以及马拉巴的欧亚混血儿社团中，人们只要有机会，就会冒险脱离加尔文教会，去往天主教会参加弥撒。博克塞指出葡萄牙人与荷兰人相比，即便在一些他们的政治权力运用不受约束的地方常常采取一种强制性的而不是劝导性的方法推广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也能够让罗马天主教在许多地方扎下深厚的根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督迪曼并不是一个非常热忱的加尔文派教义的信徒，但是他在1631年写信给“17绅士”的时候指出，在宗教传播领域伊比利亚的传教士“太强过我们了，他们笃信教宗制度的神父，表现出远超过我们的布道家和读经信徒的热忱和精力”。他当时说的是中国台湾地区的传教情形，那还是荷兰加尔文派教会在远东传教事业上比较活跃的地方。还有一位荷兰人在17世纪末年写道，葡萄牙人之所以能够在小巽他群岛等地保持住他们风雨飘摇的地位主要就是由于“大多数的本地人站在葡萄牙神职人员的一边，因此远远地优胜于我们，由此他们能够收获到完全的益处。在锡兰和南印度，人们在天主教信仰的激励之下有力地抵抗荷兰人的统治。一名苏格兰加尔文派教徒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抱怨说在赞比西亚以及莫桑比克沿海地区的当地人除了葡萄牙人以外，他们不愿意与任何人贸易，在沿海住着一些葡萄牙神父，他们恐吓那些愚笨的原住民，并从他们那里得到象牙和黄金。在北京宫廷里的耶稣会士也极力阻挠与挫败荷兰人试图与中国建立官方性质的贸易的努力，尽管全体广东与福建的地方官吏在1644年清军入关以后支持与荷兰‘红毛夷’通商”。博克塞指出：“在整个17和18世纪，加尔文主义在热带地区的居民中很少甚至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与任何活跃的宗教信仰，如印度尼西亚群岛的伊斯兰教、印度的印度教、锡兰的佛教或是由葡萄牙人在一些地方播下的罗马天主教相比，加尔文主义如果没有国家的力量作为后盾予以支持，就不会产生持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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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物的发展往往展现出另外一个方面。天主教传教事业的成功并不总是给葡萄牙人带来有利的形势，反而给荷兰人在东方的贸易渗透造成新的机会。正是由于担心日本的天主教徒成为国内的“第五纵队”，1639年德川幕府关闭了与葡萄牙人长达近一个世纪的通商关系，闭关锁国。相反，正是因为荷兰人在传教方面表现出的冷淡，日本人才愿意与之贸易，并且长期以来一直维持了与荷兰人的特殊关系。在17世纪的早期，英国人与荷兰人一再告诉日本人，葡萄牙人将利用天主教的传播来扩大自己的势力与影响，挑动九州地方信奉天主教的大名反对幕府中央政权，激发了日本幕府官员内在的恐惧与担忧。虽然幕府和长崎奉行越来越倾向将葡萄牙人一劳永逸地驱逐出日本，但是他们又贪图与葡萄牙人通商带来的商业利润，他们看到运来的大宗的丝绸的价值高于荷兰人和中国人带来的，也高于一些仍然被允许去印度支那的“朱印船”带来的，所以幕府迟迟没有跨出最后的一步。在1635年的时候，长崎的奉行派出一些间谍和探子到长崎的葡萄牙商人团体中去打探葡萄牙人的真实的想法。这些探子与长崎主要的一些葡萄牙商人私下谈话以后得知：长崎的地方当局想让这些商人剃去头发和胡子，并穿上日本人的衣服，这些举动使得葡萄牙人感到非常惊讶、困惑和沮丧，但是最后他们回答说，为了维持与日本的贸易，他们可以屈从；不过，当这些探子进一步问到如果将来日本人要求他们在天主教信仰和与日本人贸易之间作出选择时他们将如何处置。这些葡萄牙人则异口同声地回答，他们宁愿放弃的是贸易而不是宗教信仰。葡萄牙人在天主教信仰上的坚定或者说固执使得幕府更感到担心。羽田正教授指出，对于天主教传播与扩张的担忧并非日本一个国家，东亚的大部分国家都是这样。他指出日本的当权者认为天主教是危险的宗教，有几大原因：“比如，世俗权力优于宗教权力的‘王法为本’的基本态度；天主教的教义与当时‘神国’思想建立的日本社会秩序完全不相容的问题；高达人口3%的日本天主教徒，做出狂热的反社会的举动；在荷兰人与英国人的提醒之下为政者得知天主教的传教与葡萄牙及西班牙的领土扩张野心之间的关联性，等等。此外，也有研究指出，天主教徒以外的一般民众，大多可以信奉可以称为‘日本宗’的共同宗教信仰，天主教信仰与他们所重视的‘天道’不相容，因此一般人多数都支持为政者的禁教方针。在种种因素之下，统一政权最后走向驱逐传教士、禁止天主教之路。不过有趣的是，禁止天主教的不只是日本的政权。尽管禁教的因素各有不同，继明帝国以后的清帝国、朝鲜甚至越南也都采取了同样的政策。禁止天主教是17和18世纪东亚海域周边各国的共通行动。因为支撑这个地区政权的理念与社会秩序，与天主教的教义以及把传教当成前提的世界观之间，存在着无法相容的深刻差异。因此对于东亚海域的政权而言，天主教教士的存在，意味着重大的威胁。”羽田正还指出，相比之下，耶稣会以及其他天主教修会也在印度洋海域上的岛屿以及周边国家和地区从事传教活动，在莫卧尔帝国以及法萨维帝国境内的天主教传教士的人数，超过了在东亚海域的人数。他们基本上行动自由，没有受到各地政权太多的干扰与规范。在这一点上，印度洋海域与东亚海域之间有着极大的差距。同样地，在更为遥远的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刚果国王和本地神职人员，一边毫不犹豫地拒绝荷兰加尔文派牧师宣传新教教义，另一方面却对于荷兰人获得胜利的消息和报道欢欣鼓舞。在1641年至1648年，他们甚至在教堂里为信奉新教的荷兰军队在安哥拉击败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人举行宗教感恩圣事。一位果阿的天主教本地神职人员印度人克里索波利斯（Chrysopolis）名衔主教卡斯特罗（Dom Matheus de Castro），出于对信奉同一宗教的葡萄牙人的极端憎恨，在1644年至1654年的十年间，一直煽动信奉加尔文派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及穆斯林比贾普苏丹派兵进攻果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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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来自荷兰人的各个方面的猛烈攻击之下，葡萄牙东方帝国终于衰落了。在16世纪的时候，葡萄牙在非洲西海岸以及印度洋周边地区有50个要塞或者是筑有要塞的商站，到1666年只剩下9个：其中3个在非洲；远东只剩下了中国澳门地区；印度只保留了果阿、第乌、巴辛、达曼和曹尔。葡萄牙人不能维持他们的海洋帝国在东方沿海线上的链条，其原因之一还在于战线过于漫长。当时就有葡萄牙人说：“从好望角到日本，我们不愿意放弃任何地方，冀望将每个地方都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下。我们焦虑地想抓住从索法拉到日本的巨大和漫长的战线上的任何东西。”结果是，在荷兰人不断的进攻之下，葡萄牙东方帝国的殖民地的链条终于不可避免地散架和瓦解了，只有少数几个大的滨海要塞城市得以相对孤立地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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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1706342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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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第十章荷兰共和国“黄金时代”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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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1706342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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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国以及殖民地的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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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扩张时期本国教育事业的基础是乡村学校。这些乡村学校都与加尔文教会有着密切的关系，校长往往就是乡村教堂的牧师或者是教堂聚会祈祷时的领诵人。学校教育就是教授学生学习如何阅读、简单的数学知识以及《圣经》课。在乡村或者更多的城市里，还有一些私人小学，那里经常开设法语的课程和教授如何拼写。加尔文教会以及市政厅当局非常关注这些学校的教学，所有的教师都必须是合格的和正统的“真正的归正宗基督徒”，否则就不允许开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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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由市政厅、教会以及私人开办的小学，还有拉丁文学校。几乎所有的联省共和国的城镇都至少有一所这样的学校。这些学校原来都是罗马天主教会开办的，在早期尼德兰反抗西班牙的战争中被充公，然后由市政厅当局或者加尔文教会接管，以教会以外的资金继续办下去。顾名思义，这些学校主要教授拉丁文以及希腊和罗马的古典知识。学校不接收女孩子，男孩在9岁或者10岁入学，到16岁或者17岁毕业。1625年，荷兰各省颁布了一个法令，对于这类学校的组织以及课程都做了规定：在最初的三年时间里，每星期必须教授20—30小时的拉丁文；在后三年里，每星期则教授10—18个小时。高年级则开设希腊文、修辞学以及逻辑学。但是宗教教育在这些学校里不像1588年至1625年开设的那些学校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在总的教学课时中约有6%的时间用来教授《海德堡教理问答》（Heidelberg catechism ）以及《圣经》历史。在1619年以后，所有新任命的教师都必须签字接受多德宗教会议的决议。在一些拉丁文学校也有规定，如果父母不是荷兰归正教会的信徒，他们的男孩可以不接受学校的宗教教育。在许多小学中，也执行这样的宗教宽容政策。有一位名叫高德菲里德·乌德曼斯（Rev. Godfried Udemans）的牧师宣称，在一些私人学校中，有某些校长对罗马天主教的教义抱有好感，还有一些学生的家长不是加尔文派的教徒，他们忽略正统的归正宗信条。学校教育的课时也没有统一明确的规定，大部分学生都回家吃中饭，早上的课程从7点或8点开始，至中午11点或者12点结束；下午的课程从1点至4点，或者2点至5点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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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4年时的莱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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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的时候，拉丁文学校的平均水平要比小学高。当时有人夸张地写道：“那些连自己的名字都不大会写，或者只能走调地唱一首赞美诗的人，立即就成为学校的老师，还以为自己是大师。”小学教师的工资是很低的，特别在乡村地区更是如此。从1630年至1750年，他们的平均工资只有150弗罗林一年，不过政府为他们提供免费的住房。有时学生家长提供的费用会使得他们的工资有所提高，当地教会的参议会对于这笔费用有明确具体的规定。由于收入很低，许多教师要兼别的工作。他们有时会去当兵，也会做理发师、鞋匠、装订书籍的工人，教堂里看门、敲钟、挖掘坟墓的司事等，以补贴生活的收入。有一位葡萄牙的外交官员在荷兰遇见一些鞋匠居然会说法语和拉丁语，由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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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顿大学解剖课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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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共和国的高等教育是相当出色的，最重要的是在五个省建立的大学，它们就是1575年建立的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1585年建立的弗拉纳克大学（Franeker University）、1648年建立的哈尔德韦克大学（Harderwijk University）、1614年建立的格罗宁根大学（Groningen University）以及1636年建立的乌特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其中莱顿大学以及乌特勒支大学是最著名的和最重要的。除此以外，还有一些被称为“杰出的学校”，它们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大学的水平。最著名的“杰出学校”就是1632年建于阿姆斯特丹的“雅典学园”（Athenaeum）。它是由荷兰的阿明尼乌派成员及其同情者建立的，也是后来的阿姆斯特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的前身。官方办的大学以及“杰出学校”之间的区别就是前者设有四个传统的科目（四艺）：书写与科学、法律、医学和神学，而后者仅仅限于前三个科目，并且不能授予博士学位。后者为那些不愿意离开自己生活的城镇的，年龄在16—20岁的年轻人，提供了学习大学的机会。在17世纪的荷兰，“杰出学校”的标准是相当高的，但是在18世纪就逐渐地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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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个省立的大学中，莱顿大学不仅是最古老的、最优秀的和最著名的，而且与荷兰的海外扩张事业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由荷兰的建国先驱者奥伦治亲王“沉默者”威廉亲自并且刻意创建的，其知识训练的目标就是为这个新的国家以及新的属于“公众”的教会，培养行政官吏、教会人士以及新的国家各类机构的专业人士。这个新的大学还必须是反抗西班牙“暴政”以及宗教迫害的堡垒。荷兰各地的市长以及各省的省长的代表往往担任大学的校监或是学监，他们中许多人信奉国家至上的观念，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加尔文教派的牧师和神学家在学校中过度热忱地教授加尔文派教义，而这正是大学创办者的初衷。该大学中设立了一个工程学院、一座植物园、一座天文台以及一家非常卓越的大学出版社。同时，大学也比较重视中世纪以来传统的科目如神学、哲学、法律以及医学。拉丁文是教学的通用语言，尽管在工程学院中并不使用拉丁语。大学给予教授的工资待遇也比较高，这样就吸引了荷兰各省以及欧洲其他地方的学者来到这个大学从事教学活动。同时这些有名望的教授也吸引了荷兰各省以及欧洲各地的优秀学生来到这里如饥似渴地学习。其中既有罗马天主教信徒，也有新教的信徒，当然，信奉新教的学生占了绝对的优势。在最初的25年时间里，共有2725名学生在莱顿大学登记注册，其中41%是从荷兰以外的地方来到这里的。从1601年至1625年，外国学生登记注册超过了43%；从1626年至1650年，在11076名学生中有52%的学生来自外国。虽然后来大学声誉有所降低，外国学生的人数也有所减少，威廉·卡尔在1688年写道，还是有约80名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如匈牙利、波兰、日耳曼、奥斯曼帝国、苏格兰和爱尔兰等地”。英国的大使曾经询问大学的一名校监，为什么莱顿大学不仿效英国剑桥等著名高校，在莱顿大学建立可以让学生居住的学院。这位校监回答说，如果那样的话，一些市长和法官就会让自己朋友的儿子住进来，可能他们不会像英国学生那样用功读书，而去过着悠闲的生活。但是这样的看法也可能并不全面，因为大部分的教授无论在开设公共课以及私下对于学生的指导方面还是非常认真严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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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莱顿大学，《圣经》研究对荷兰的东方学研究的促进作用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更大。有一位出生在法国并在莱顿大学从事研究的学者约瑟夫·尤斯图斯·斯卡利杰（Joseph Justus Scaliger，1540—1609），他被誉为“近代最伟大的学者”。他出生于法国的阿让（Agen），12岁的时候就与另外几个兄弟前往波尔多求学，但是当地发生瘟疫，被迫返回。回家以后一直跟随父亲学习拉丁语。在父亲去世以后，他去巴黎大学求学达四年之久，继续学习希腊语。当他发现那里的教师不如人意以后，决定自学希腊的文学、史学以及诗歌，还涉猎希伯来语以及阿拉伯语。以后，他又去了罗马、英格兰以及苏格兰，结识了当时的一些学者。在旅行的过程中他改信了新教。1570年，他到了瓦伦斯学习法理学达数年之久。圣巴托洛梅乌大屠杀发生的时候，他正陪同瓦伦斯的主教出访波兰，在得知消息以后他与另外几名胡格诺派的教徒退隐到日内瓦，成为一名学院的教授，为学生讲授亚里士多德以及西塞罗的作品。由于他不喜欢讲课，又回到了法国。他编撰罗马诗人以及占星家马尼利乌斯（Macus Manilius）的著作（1579），还于1583年出版了《论年代学的改进》（De Emendatione Temporum ），对于古典时代的年代学提出了一些革命性的见解，其涉及的历史研究范围不仅包括希腊和罗马，还包括古代波斯、巴比伦、埃及以及古代的犹太人生活的地区，其间还包含批判性的陈述。最后，他选择来到荷兰，从1593年至1609年去世为止，一直担任莱顿大学的“非讲课教授”，他以后再也没有再回到法国。斯卡利杰不太喜欢荷兰的生活方式，如天气寒冷、食物、烈酒以及昂贵的房屋租金，但是他喜欢荷兰的城市、大学以及学术自由。他将自己的书房放在运河边上的一栋房子里，面向运河的风景，倍感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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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利杰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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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利杰研究早期基督教会的历史和文献，特别强调要去迦勒底、阿拉伯以及近东地区的实地去寻找早期教会的基本资料，他将当地的史料与《圣经》的记载进行了比对研究。他的研究工作适应了当时新教提倡的回到《圣经》原来的话语以及回归本源对于初早期教会历史加以研究的立场，为加尔文派的神学家与罗马天主教教会展开争论提供理论的依据。斯卡利杰作品的影响在其巅峰时代可能还超过伊拉斯莫，他在莱顿的研究事业提升了这个大学的东方学研究的地位长达一个世纪之久，虽然他不从事大班级的教学，只是给很少的杰出学生授课。他建立了一种新的研究古典学以及近东文献学的标准。他强调对于古代语言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在当时，他被认为是最伟大的《圣经·新约》研究的专家。他还致力于出版古典时代作家和诗人如卡图卢斯（Gaius Catullus，约前84—约54）、提布鲁斯（Albius Tibullus，约前55—前19）、普罗佩提乌斯（Sextus Propertius，约前50/45—约前15）等人的作品。他除了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以外，对于与《圣经》研究的其他相关古代文字语言如希伯来语、叙利亚语、阿拉伯语、科普特语以及埃塞俄比亚语均有深入的了解。1614年，他出版了在莱顿撰写的《年代学宝典》（Thesaurus Temporum ）的重要著作，建立了关于古代编年历史学的总体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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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利杰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也喜欢与青年人交谈，分享自己的见解。通过这些学生，他在荷兰共和国以及其他的地方都发挥了很大的影响。他的学生中有一位名叫格老提乌斯（Grotius）的人，他于1594年来到莱顿，当时他才11岁，已经被人们视为神童。他的其他学生还有佩特鲁斯·斯卡里维利乌斯（Petrus Scriverius，1580—1655）以及丹尼尔·海因希乌斯（Daniel Heinsius，1580—1655），后者于1598年来到莱顿大学，成为斯卡利杰最重要的门徒。1605年，海因希乌斯才25岁，已经成为莱顿大学希腊文的教授。他追随老师的足迹，出版了一系列经过修订的拉丁文作家如贺拉斯以及亚里士多德的部分著作。在近东研究方面，斯卡利杰的主要学生托马斯·埃蓬尼乌斯（Thomas Erpenius，1584—1655）于1613年被任命为莱顿大学东方学教授。同年他出版的《阿拉伯语法》（Grammatica Arabica ，1613）在以后的两个世纪里是欧洲研究阿拉伯文化与历史的必备参考书，并于1777年被翻译为德语。他还将《新约》翻译成为阿拉伯语并于1616年出版。他也吸引了许多的学生，使得莱顿大学在研究近东的历史与文化方面一直保持了领先的地位。他在1624年患疫病去世。他的明星学生雅各布·高利乌斯（Jacobus Golius，1596—1667）继续斯卡利杰和埃蓬尼乌斯的事业，他于1622年至1625年前往北非、叙利亚、君士坦丁堡旅行、研究，收集了300多份中世纪阿拉伯、波斯以及土耳其的手稿，成为莱顿大学近东研究收藏的基础。他还促进莱顿大学实用天文学的研究，推进人们对科学史研究的兴趣，探索阿拉伯文献在传播希腊科学中的中介作用。他的研究有助于促进16世纪荷兰文化中科学与人文学融合的特性。他后来还成为联省议会的官方译员。他代表荷兰官方写给伊斯兰国家君主的信件中优美的阿拉伯文体使得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深感敬佩。1625年，莱顿大学建立了专门出版东方学著作的出版社，配备有叙利亚文、迦勒底文和希伯来文字的字模，它是大学出版社的组成部分，一直到1712年最后出售给私人经营。还有一位法国古典学者克劳狄乌斯·萨尔马修斯（Claudius Salmasius，1588—1653）在斯卡利杰之后担任莱顿大学的古典学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