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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劳家族制作的地球仪,16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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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地球仪以外,威廉·扬斯·布劳还绘制过许多单张地图或是对开本的地图集。还有多页的墙上挂的地图,主要是具有实用和装饰价值;他还绘制城市的景观(地志画)以及历史画。早在1604年,他就用投影法绘制过一幅地图,由蚀刻画家恩德(Josua van den Ende)以铜版画制作而成。这幅地图是以普朗西乌斯于1592年绘制的世界地图为基础制成的,同时吸收了当时荷兰和英国的丰富的航海成果,反映了地理大发现时代最新的人类认识世界的成就。1605年,有记载说他绘制了20幅单张的包括东西半球的地图。设在纽约的美洲伊比利亚学社(Hispanic Society of America)就保存了其中的一幅地图。1607年,布劳的出版社还出版了麦卡托投影地图,使得当时的荷兰人逐渐开始了解麦卡托投影法的重要意义。1608年,联省议会委托布劳制作了尼德兰17个省份的详细的地图。同年,布劳绘制了四大洲的世界地图,这些重要的地图没有装饰,也没有标题,被安放在一个很大的有着边框的箱子里面,它们在1979年被一位名叫霍夫曼(W. Hofman)的人在瑞士发现,阿姆斯特丹档案馆修复了它们,并在1981年举办了一个大型的展览会,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布劳还制作大型的城市景观图画,在1604年出版了《阿姆斯特丹城市景观》,1614年出版了《威尼斯城市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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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劳开始时也绘制和印刷过一些重要的商业用的航海地图。1605年,联省议会委托他印刷和出版了一幅航海图,但是已经失传了。1606年,联省议会还委托和资助他出版从那一年开始的以后七年的海图以及航海指导用书。1608年,他出版了名为《航海之明灯》(Het Licht der Zee-vaert )的地图集,反映了当时欧洲沿海航行的最新的成果。在布劳印刷出版的航海图册中,他向读者指出他的书籍是在“许多富有经验的舵手,勇敢的船长以及技艺娴熟的领航员的帮助之下”完成的。同时,他也批评了在一些舵手中流行的观点,即手工绘制的海图要比印刷的海图更加准确,因为前者每一天都会根据航行的情况加以改变,所以更加准确,布劳明确地指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布劳制作的海图增加了水文资料变化的情况。1618年,布劳出版了关于地中海的海图共33幅,并且配备有大量的文字说明,它们都被装裱得很好,被放置在3个木箱当中,上面还有铁制的铰链锁起来,它们是荷兰航海图的经典之作。1623年,布劳再度出版了经典性的海图《对于东部、北部和西部海域航行的大海以及沿海地区的描绘》(Descriptionof the Seas and Coasts of the Eastern,Northern and Western Navig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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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图的销售不久就衰落了下去。在1630年以后,布劳开始考虑业务的转向,他与长子约翰内斯·布劳(Johannes Blaeu,1598—1673)商议想出版世界地图集。从1620年至1673年是该家族出版事业的繁荣时期,他们雄心勃勃,出版了大型的配有四种语言即拉丁语、法语、德语以及荷兰语说明文的地图集。1634年,布劳出版了一部《新地图集》(Novas atlas )收录了160幅世界地图,目前只知道这本地图集只有德语版。1635年,又出版了补充版,增加了49幅地图。当时的布劳拥有200多幅地图,他编了其中的三分之二,并且使用了荷兰语、法语以及拉丁语三种语言出版。1655年,该家族出版了另一部世界地图集,它的名字与以前奥特里乌斯的《世界全景》是一样的,这部分为6个部分的世界地图集,包括了对于陆地、海洋以及宇宙的描绘。这本著作在知识的范畴上包括了地理学,有地志即对于大地的描绘,有地形学即对于地方的描绘,有水文学即对于大洋的描绘,还有天体学即关于宇宙的描绘。其中还包括了低地国家一些城市的情况以及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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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扬斯·布劳对于航海制图学方面的贡献得到荷兰东印度公司充分的肯定。1632年,东印度公司官方地图制作家黑塞尔·格拉兹去世。1633年1月3日,布劳就被东印度指定继任这个职位。他毫不犹豫地走马上任并继续雇用了他前任的四名助手继续工作。东印度公司任命他的指令仍然保存至今,它详细地规定了布劳所享有的权利以及应尽的义务,以及他必须要为公司绘制地图的任务。这个新的职位使得布劳有机会去接近公司档案馆所收藏的无数的地图,当时公司的水文资料办公室保存了大量的地图。布劳担任这个职务直至去世为止。但是有他签名的地图在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中并没有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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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扬斯·布劳于1638年去世,根据他的遗嘱,他和妻子科内利斯(Marritge Cornelis)将财产分给他们的几个儿子。他的儿子约翰内斯继承了父亲的事业,继续从事父亲的地图制作业,所有的地图铜版也留给了他。他从1638年至1658年出版了多卷本的《新地图集》(Atlas novus ),包括403幅地图。这些地图的内容都有非常丰富的说明,其资料的主要来源:一是欧洲各地的学者提供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手稿,其中有苏格兰的以及瑞士的学者研究的成果;二是荷兰本国印刷的地图,布劳家族通过商行和信差从尼德兰各地购买了许多地图和书籍,当然也从外国购买了一些地图,所以从地图的装饰上可以看到不同地区的风格;三是以前出版过的如奥特里乌斯的地图;四是曾经在阿姆斯特丹本地出版过的地图。当时的人们并没有版权的观念,所以这些地图可以重新印刷。还有一些地图是从本地的以及外地的铜版画家、蚀刻画家那里购买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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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劳家族最著名的是1662年至1672年出版的十多卷对开本的举世闻名的世界地图集《布劳地图大全》(Blaeu’s Atlas Major ),其全名是《地理学:布劳宇宙学第一部分,眼睛可见的和以描述所解释的世界》(Geographia,quae est cosmographiae Blavianae pars prima,qua orbis terrae tabulis ante oculos pointer,et descriptioníbusíllustratur,or Geography,the First Part of Blaeu’s Cosmography,in which the World Is Placed before the Eyes with Maps,and Explained with Descriptions )。这部多卷本巨著第二和第三部分是关于大海和天象的,不过一直没有出版过。该巨型地图集包括拉丁语、法语、西班牙语、荷兰语以及德语等多种不同语言的版本,共计有近600幅地图,其中有200幅是以前的《新地图集》中没有出现过的。布劳家族多年以来从许多出版家、制图家和蚀刻画家手中购买的许多地图铜版是他们能够编撰这样的大型地图集的基础。其中一部分地图是从铜版画的收藏家以及出版家手中买来的,一部分是家族自己拥有的,其中的一些以前出版过的,还有一些则是上百年的旧地图。1662年出版的拉丁文版共计11卷,有594幅地图;1664年的法文版共计12卷,有597幅地图;1664年至1665年出版的荷兰文版地图共9卷,有600幅地图;1657年至1672年出版的西班牙文版共计10卷,有545幅地图;1667年出版的德语版地图共计9卷,有612幅地图。《布劳地图大全》中使用的语言最多的还是拉丁语,所以许多的地名如地区、大海以及主要的河流还是以拉丁语表达的,但是在一些地方也使用不同的语言,如佛兰德斯地区的城市地名大量地使用法语,北方尼德兰地区则使用荷兰语,当然在讲荷兰语的地区也使用法语的地名。城市是这些地图上特别标明的,特别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更是如此,还有矿产资源丰富的地方以及森林和山区也特别标明。道路都被描绘得清清楚楚。在海图上,恒向线被描绘得非常清楚,这非常有利于海船的航行。这些地图集都是由布劳家族自己开设的印刷厂承印的,这个印刷厂设于1637年,就位于阿姆斯特丹城市内的那条著名的运河的边上,这是当时欧洲各国中最大的印刷厂,许多来到阿姆斯特丹的不同国家的游客都在游记中提到过这所印刷厂。1667年,布劳家族又开设了第二家印刷厂,以后大部分的地图都是在这里印刷的。这部巨著的不同版本在排印技术上具有很大的优势和特长,所有的地图都有美丽的手绘色彩,都是画工在家中手绘,使人在视觉上获得美感和愉悦。它很快地受到富裕的贵族阶层的爱好,他们以拥有这些地图册为荣。它的黑白字体的印刷版价值350荷兰盾,而彩色版则价值450荷兰盾。在1660年的时候,一个卖书的人一个星期只能赚2个荷兰盾;在阿姆斯特丹一家书店门面一年的租金是400至700荷兰盾,可以想见当时这套地图集之昂贵。在奥特里乌斯的《世界全景》出版以后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布劳地图大全》在商业以及地理学上又成为一大成功的典范。约翰内斯·布劳在1665年1月1日《致亲爱的读者》中写道:“一种强烈的爱将自己与祖国和出生的地方连接起来。如果这本著作中有任何错误的地方,或是需要进一步完善或精确的地方,我们请求你们仁慈地送给我们任何新的地图或是对于这些地方的观察和描绘,以便于我们对于地理学以及地图做出自己的贡献并加以改进。任何一个个人都无法完成探索世界每一个地方的任务,同样真实的是也难以完全精确地描绘每一个地方。如果任何人的观察以及工作能够对我们有所帮助,我们将公开地称颂和赞美他,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我们赞扬那些帮助我们改进工作的人。每一幅地图都多多少少地描绘了这一地区的边界、地形、流行的风俗、王公贵族、河流、山区、森林以及每一个国家的其他特别的地方,我们尽可能简明扼要地作了说明。仁慈的读者,为我们的工作感到高兴吧。当发现在地图和描绘的地方缺少了什么的时候,请铭记在心里,要明白当人们在描绘一件他们从来也没有看见过的事物的时候是很容易犯错误的,请给予我们原谅,而更多地给予我们以欣赏。如果有任何人懂得每一件事物中的人性,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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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内斯·布劳还继承了父亲的地球仪制作的技术,是当时阿姆斯特丹几位最好的地球仪制作家之一,他从一些以前的地图画家那里买下了许多精美而又准确的地图画的铜版,这就成为他的地球仪制作的模板,他几乎拥有17世纪初年阿姆斯特丹城市中最好的地球仪模版,这就保证了他的家族在地球仪的制作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1673年约翰内斯·布劳去世,在一年以前其家族的第二家印刷厂发生了大火,许多地图集以及模板和地球仪毁于一旦。1674年至1682年,他的儿子皮特·布劳(Pieter Blaeu,1637—1706)和小约翰内斯·布劳(Johannes Blaeu II,1650—1712)继承了他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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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阿姆斯特丹还有另一位名叫约翰内斯·杨森尼乌斯(Johannes Janssonius,1588—1664)的制图家,后者是上文所述的洪第乌斯的女婿。他开设的制图所与布勒家族并驾齐驱,并且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他在1630年出版了有关大西洋的地图集共80幅。一年以后,他们又出版了一部关于大西洋的地图集,里面包括了洪第乌斯历年所编辑的许多地图。他们不断地向布劳家族的地图制作业发起挑战,在他们所编的地图中还原封不动地收录了布劳家族绘制的许多幅地图。根据现存的合同可以得知,他们在1630年3月11日委托了两位蚀刻画家哈默斯维特(Evert Symonsz Hamersvert)和罗杰斯(Salomon Rogiers)在18个月内复制36幅地图。布劳家族与洪第乌斯-杨森尼乌斯两个家族之间在制图业上的激烈竞争对于后来荷兰共和国出版世界地图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布劳为了追赶洪第乌斯-杨森尼乌斯的出版业,准备出版由奥特里乌斯和麦卡托地图集以及当代荷兰的地图集合并而成的以四种语言做解释的世界地图集。他在1633年11月22日以及12月6日的致杜宾根大学著名天文学家、地理学家以及东方学家威廉·斯科哈德(Wilhelm Schickhard)的信中谈到了他正在进行的这些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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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劳家族以后,荷兰的地图制作者以及出版家就不太活跃了,他们或多或少满足于机械地重印17世纪的制图学大师们的作品。约翰内斯·凡·坎伦(Johannes van Kenlen)则继承了布劳家族航海以及制图的出版事业,并创立了一家商行专门制作地球仪、地图和海图。当时荷兰官员以及普通市民都喜欢以地图作为装饰品。许多富裕的收藏家家里以及市政厅大厅的墙上都悬挂着大幅的地图、摆设着豪华的地球仪。到18世纪,英国和法国在地球仪、地图和海图制作方面都超过了荷兰人,但是他们对于荷兰人的前期贡献评价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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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洋的航海技术书籍方面,荷兰人长期以来一直依靠翻译西班牙人佩德罗·德·梅地纳(Pedro de Medina)在1545年出版的《航海的艺术》(Arte de Navegar )一书。此书的佛拉芒语译本于1580年在安特卫普出版。直到1642年,荷兰一直没有出现可以供大众阅读的属于自己的航海技术方面的书籍。科奈利乌斯·扬斯·拉兹曼出版了《航海艺术之描绘》(Bechrijvinge van de Kunst der Stuerlieden )一书,以后这方面的书籍陆续出版了不少。[1] 在当时荷兰一些重要港口,都可以找到一些经验丰富的老海员,他们在自己的家里教授一些年轻的海员有关航海的知识,特别是在冬天商船不出海的时候更是如此。他们中有一些人有着实际的远洋航海的经验,还有一些人并没有长期出海的经历,但是他们自认为是合格的教师,因为他们系统地学习过数学以及航海理论知识。当时还有一位英国人名叫威廉·波尔讷(William Bourne),是格雷夫森德(Gravesend)的旅店掌柜,也是自学成才的数学家,他曾经写过一本《掌管大海:关于在所有沿海地区和国家航海的最有益的规则、数学的经验以及完备的知识》(Regiment of the Sea: conteyning most Profitable Rules,Mathematical Experience,and Perfect Knowledge of Navigation for all Coast and Countries ),并于1574年在伦敦出版。荷兰人视之为航海的宝典,在1594年至1609年之间印刷了三个荷兰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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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的尼德兰,有着非常活跃的地图消费市场。众所周知,当时荷兰各社会阶层的人们喜爱风景画。同样地,人们也喜爱地图以及收藏地图。印刷精美的地图是人们非常喜爱购买的消费品。人们经常把一大张单张的地图挂在房间里或是建筑物庄严的大厅里,就像是具有纪念碑性质的象征物。地图所展示的讯息,表明拥有者在知识上的博雅以及政治上的抱负。荷兰共和国执政官拿骚的伯爵韩德里克用地志画和地图来装饰他的宫廷,许多的地志画是从地图上临摹下来的。在17世纪60年代,东印度以及西印度公司的官员曾经在他们办公的地方展示过50—60幅地图。这些政治家和商人很自豪地向许多外国来访者如美第奇家族的科西默三世(Cosimo III de’Medici,1642—1723)以及撒克逊选帝侯弗雷德里希·奥古斯都一世(Frederick Augustus I,elector of Saxony,1750—1827)展示自己的地图,并使得后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后者也用这些富丽堂皇的地图副本装饰自己的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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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荷兰富有的人士如市政厅的议员、省议会的议员、公共机构成员如开垦地委员会的成员都喜欢用地图来装饰他们的家庭或者机构,就像他们用绘制有当地的以及海外的题材的画来做装饰品一样。有些人使用地图有实用的目的,如按照地图在城市和乡村收税,或者组织船队出海,其中也不乏附庸风雅之人。此举一时间蔚为风尚。大学的教授以及学生需要购买地图进行教学与研究,比如,格劳修斯在离开荷兰以后在国外举行讲座的时候经常以地图向人们说明世界的格局以及形势,他还将地图作为教育他的儿子们的重要教学工具。除了地图以外,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的制图学家还非常喜欢绘制和出版大型的城市图画,其中既有荷兰的城市,也有欧洲其他国家的重要城市如各国首都或是具有重要商业意义的城市。当时的阿姆斯特丹拥有最好的制图以及印刷条件,也有最好的绘图师,可以最真实地反映这些欧洲城市的风貌。它们通过发行地图的书店以各种渠道被销售到欧洲各地,深得人们的喜爱。在17世纪的晚期,荷兰人还组织过一个关于地图和地志画的社团,这是一个对这些地图有兴趣的人讨论研究交流藏品的学术性团体。以地图和城市图画作为室内装饰品至少反映了两点:一是说明主人家的富有,因为在早期的荷兰,地图是价格不菲的;二是说明主人家有着比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教养。制图学虽然在当时是比较新的科学,但是已经得到社会高度的认同。另外,人们经常使用地图的装饰来表现他们的爱国的情操、商业的兴趣。地图有各种不同的幅面,也有各种不同的价格以适合当时荷兰社会不同人群的需要。特别是在阿姆斯特丹,地图的展示成为新的荷兰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商业和道德价值的体现。后来,荷兰印刷的费用比较低廉,所以地图的发行量也比较大,由于地图在17世纪的荷兰社会已相当普及,所以地图广泛地存在于货物清单以及图书目录的记录当中,已故的经济史学家蒙蒂亚斯(John Michael Montias)对于阿姆斯特丹档案馆所藏的从1597年至1681年的1280份货物清单做了清查以及统计,这些清单来自公证处、孤儿院、银行的破产记录,它们中有51071幅绘画、印刷品、地图以及地球仪,许多清单和目录不是专门关于地图的,但是地图在当中占了相当大的部分,而且为社会各个阶层所拥有。一些清单中列出了地图的价格,每一幅在20荷兰盾左右。不仅上层阶级热衷于地图,就连一般民众如面包师、外科医生、裁缝、买卖谷物的商人以及寡妇都是地图的收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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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兰海洋帝国的黄金时代,阿姆斯特丹始终是制图业的中心。重要的制图业的家族以及印刷所都设在那里,这里不仅出产不同类型的地图集,也出产单幅的地图以及墙上挂着的地图。这些地图还用不同文字加以说明,或者出版不同文字的版本,地图印刷材料以及印刷的品质都很高,地图的边框都用丰富多彩的艺术图案进行装潢,图中有人物、城镇、物产、自然风光和社会的风俗,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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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姆斯特丹以外的地方,荷兰社会各阶层也都需要使用地图,特别在一些省份以及市镇的行政管理中心更是如此。当时的城镇规模都在扩大,要塞也在不断修建和增加,还有许多建筑工程如堤坝、海岸、运河以及沟渠的修筑都需要使用地图或者制图学方面的知识。学者们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在实现从使用传统的地理资料慢慢地向使用新型的地图以及地球仪转变,随之而来的是知识结构的转变。荷兰海洋帝国从欧洲的海岸线向东西印度的扩张都必须使用大量的具有可靠的知识背景的地图,同时,从事远航活动的海员和军人又从世界各地带回丰富的域外知识,从而使得地图的描绘变得更加丰富和准确。直到17世纪末叶,荷兰的海洋制图学在欧洲还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这些地图成为荷兰民族开拓精神以及灿烂辉煌的荷兰黄金时代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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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17世纪的荷兰是一个在远洋航海技术方面领先的国家,因此,在地图、海图、航海手册以及游记故事写作方面也自然处于领先的地位。但是,这些书籍在荷兰国内,读者仍然不多。荷兰文学史中的有影响的人物对于他们的同胞所写的海外事业感兴趣的人很少。倒是外国的文学家如塞万提斯、弥尔顿和莫里哀对于他们各自国家同胞的同类作品更加抱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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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三、智识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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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和启蒙运动 贝特兰·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指出,经过三十年战争,人人都深信无论新教徒或者旧教徒,哪一方也不可能获得全胜,要将基督教的教义统一起来的观念是属于中世纪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观念也已经过时了。由于时事的变迁,个人独立思考的自由空间在日渐扩大,不同国家的宗教信条各异,因此有些人可能侨居国外逃避迫害。有才能的人因为厌恶神学中的争斗,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到现世的学问,特别是转移到数学以及自然科学上。在欧洲各国,罗素指出:“17世纪的荷兰是唯一有思想自由的国度,它的重要性不可胜述。霍布斯只好拿着他的书在荷兰刊印;洛克在1688年前英国最险恶的五年反动时期到荷兰避难;培尔(《历史的和批判的辞典》的作者)也迫于现实要在荷兰居住;斯宾诺莎假若在任何旁的国家,恐怕早就不许他从事著述了。”启蒙运动是欧洲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关键性的智识运动,它的结果就是整个欧洲走向了宗教宽容和科学理性。在欧洲早期的启蒙运动中,荷兰扮演了“自由之母国”(the mother of nation of liberty)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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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Benedict de Spinoza or Baruch Spinoza,1632—1677)是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乃至欧洲当时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其身份的定义是“17世纪的唯理性主义哲学家,哲学史上最完美的形而上学体系之一的创立者”。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评价他:“是伟大的哲学家当中人格最高尚、性情最温和可亲的。按才智讲,有些人超越了他,但是在道德方面,他是至高无上的。他在生前和死后一个世纪内,被看成是坏的和可怕的人,这是当然的后果。他生来是一个犹太人,但是犹太人把他驱逐出教。基督徒同样对他恨之入骨,尽管他全部的哲学贯穿了‘神’这个观念,正统的信徒仍然斥责他为无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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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肖像,无名氏约作于16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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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的祖先原是居住在西班牙的累翁省埃斯宾诺莎镇的犹太人,后来因为害怕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迫害到葡萄牙避难,其祖父一代又流亡到荷兰,父亲则在阿姆斯特丹从事进出口贸易。祖父和父亲都是富裕的商人,在当地的犹太人社团中一直是处于上流的社会地位。1632年11月24日,斯宾诺莎出生于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社区,这一年也是阿姆斯特丹大学成立之年,7岁时进入犹太人专门培养拉比的学校,学习希伯来文、《塔木德》和犹太人对于《圣经》的注释,在课余的时间,他学习了荷兰语和拉丁语,也许还学习了一点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他在家里和学校里使用的是西班牙语。他在研究犹太教经典的时候产生了怀疑主义的思想,被当时的犹太教的权威人士视为离经叛道。1652年,他20岁,进入前弗朗西斯科·凡·丹·恩德(Francis van den Ende,1600—1674)在阿姆斯特丹开办的拉丁语学校,并在这里接触到笛卡尔哲学、古典哲学以及文艺复兴时代思想家的作品。不久,他担任希伯来文教师。两年以后,他家族经营的海运船只遇到海盗抢劫,家庭中也发生财产纠纷,他将大部分财产赠予姐姐。1656年7月27日,斯宾诺莎因为坚持思想自由、怀疑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怀疑超自然的上帝和天使的存在被犹太人教会革出教门,市政厅也因犹太人会堂要求对他下驱逐令,他只得移居奥微尔开克村。他学会了磨透镜的技术,并以此为生。在此以前,他的父亲死于1654年,母亲在这之前很久就已经去世了。因此,斯宾诺莎对于犹太人的社会完全失去了依恋。他曾经以几何学的方式阐释笛卡尔的《哲学原理》,他的哲学思想是笛卡尔的发展,也是对笛卡尔的否定。他的生计靠时而在学校教书,时而当私人家庭教师来维持,但是大部分时间则依靠他的极其精湛的研磨光学镜片的技艺来维持。有一些朋友和学生经常在他指导下的一个学习小组里学习,他们给他500弗罗林的年金,但是他至多只收300弗罗林。1660年,他迁居到莱因斯堡,1663年又迁居海牙附近的伏尔堡。后来,他一直居住在阿姆斯特丹从事形而上学的哲学思考。他一生淡泊名利,清贫度日,在该城市中以磨透镜的职业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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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写下了不少有关他自己的哲学思想著作,如《上帝、人以及幸福短论》(Short Treatise on God,Man and His Well-being )、《知性改进论》(Treatise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Understanding )等。他的名著《伦理学》(Ethicas )在1665年接近完成。他认为上帝与整个自然界是相一致的,他不仅否定了上帝的超然存在,而且否定了上帝的人格、天命意志、自由意志以及意图。他认为实体具有无数的属性,人类的心灵只能够掌握无限的属性中的两种即思想和广延。他将人类的理解力称为上帝无限智慧的一部分,而上帝本身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在斯宾诺莎与友人的通信中,他并不否认《圣经》是真理的源泉,他承认在阅读《圣经》的时候所获得的“成果仍然是可喜的,因为我得到享受,而且努力使我的生活过得无怨无悔,平静欢愉”,但是,人必须首先要摆脱自己的“偏见与幼稚的迷信”。尤其必须停止从人的角度去设想神,把神拟人化。神不是法官,也不受激情的支配。各种激情(愤怒、猜忌、期望等)都是神学家为了利用一般人的希望与恐惧而荒唐无稽地归因于神的。但是当时的社会气氛不利于这种书籍的出版,在加尔文教派和寡头集团专政的情况之下,不容异端的气氛甚嚣尘上。因此,他考虑写一部捍卫思想以及言论自由的著作,驳斥《圣经》上所谓的支持教士干预世俗以及政治事务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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