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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1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重要的也是受到大众欢迎的诗集《巴达瓦神庙》（Batava Temple ）。并再度以外交使节秘书的身份出访伦敦，三个月以后回国。从1621年11月至1623年3月，他第三次出访英国，执行外交的使命。在他不在国内期间，他的第三部诗集在海牙出版，是献给雅各布·凯茨的。1622年秋天，他被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册封为骑士。1625年，他出版了一部杂诗集；同年，他被任命为荷兰执政官的私人秘书。1627年，他与苏珊娜·凡·巴尔勒（Susanna van Baerle）结婚，定居于海牙，他们育有四个儿子与一个女儿。1630年，他被任命为枢密院的官员，继续发挥他的政治影响以及智慧。1637年，他的妻子去世了，他为纪念亡妻创作了一部诗集，不过一直没有出版。1639年至1641年，他为自己设计并建造了一幢房子，濒临平静的湖面，后面有绿草如茵的花园包围，并写了一首名为《霍夫维克》（Hofwijck ）的诗歌以致庆贺，此诗作发表于1653年。1647年，他为了取悦于一位失明的朋友，写了一首美丽的诗歌《眼中的安慰》（Oogentroost or Eye Consolation ）。他还致力于喜剧的写作，其中有一部描绘的是一位船长的太太冒险的故事。1658年，他重新编撰了自己的诗歌集，题名为《矢车菊》（Cornflowers ）。他还向政府提议在海牙至大海边修建公路。他还有其他作品如《流亡的牧羊人》《昂贵的蠢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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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学的爱好者，他与当时文艺界人士有着密切的交往，与笛卡尔也有通信联系。他将英国和意大利的诗歌翻译成荷兰语，也能够以流利的拉丁文、法文以及荷兰文写诗，还将英国的教士和诗人约翰·邓恩的诗歌翻译成为荷兰文，也将荷兰的文学作品翻译成为法文和英文，他怀有一片苦心将荷兰的文学推向国际文学界。他也是当时荷兰文坛少数几位拥有国际知名度的文人学士。康斯坦丁·惠更斯凭借着他出色的外交能力，与欧洲各国王室、贵族以及外交使节都维持着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绘画艺术有着精湛和深入的见解，由此发现了伦勃朗的才华，并将他的画作介绍到国际艺术界。他对于音乐有着由衷的爱好，相对于当时荷兰国内占主流的诸多加尔文教会人士对于音乐的冷漠和压抑，他则大力提倡教会圣乐以及世俗音乐的发展。总之，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外交人才与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举凡文学、科学、绘画、音乐、天文、地理等知识无不通晓，就像是一位文艺复兴式的通才，是荷兰黄金时代文学界的明珠。他非常高寿，1687年3月28日91岁时逝世，其葬礼于4月4日在圣雅各布教堂举行，有荷兰社会各界许多人士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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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科奈利斯·霍福特（Pieter Cornelise Hooft，1581—1647）是诗人兼史学家。他出生于阿姆斯特丹，他的父亲后来成为该市的市长，作为摄政团的主要成员，他支持主张宗教宽容的奥登巴纳维特。奥登巴纳维特被莫里斯亲王等处死以后，该家族受到很大的打击，霍福特后来一直对执政官的角色持微妙的批判态度。1598年，父亲送他去法国和意大利学习经商，但是他对文学艺术十分感兴趣，特别醉心于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他在接受了完整的古典教育以后，曾经去欧洲各国游历。他后来去了莱顿大学学习，获得了法律学的博士学位。1609年，他被任命为尼德兰中部地区风景如画的霍依（Gooi）的默伊顿（Muiden）的镇长。他在当地的一座城堡里创办了具有浪漫蒂克色彩的“默伊顿文坛（Muiderkring）”，自任会长。有许多当时著名的诗人、剧作家、科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其他文人骚客来到这个文学团体聚会，这是一个属于荷兰本国的文学家圈子。从1609年至1647年，他们利用空暇的时间在默伊顿城堡定期地聚会，朗诵自己的作品，交流创作心得，启发彼此。他们当中有格劳修斯和下文将会提到的冯德尔，还有担任过前荷属东印度总督的劳伦斯·李尔（Laurens Real），这位官员和学者曾经与伽利略通信讨论科学的问题；斯维林克（Jan Piterszoon Sweelink，1562—1621）也是这个文学团体的常客。他是当时荷兰最著名的管风琴演奏家、作曲家以及音乐教育家，他的作品代表了文艺复兴末期和巴洛克早期的音乐风格。他出生于德文特，后来一直居住在阿姆斯特丹。他使得管风琴演奏摆脱了加尔文派教会只限于为有韵律的诗篇伴奏的状况，发展为一门独立的丰富多彩的艺术门类。他的艺术创作对于后来整个北方德意志的音乐艺术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康斯坦丁·惠更斯也是文坛的常客。还有两位美丽的具有艺术气质的文学姐妹，安娜（Anna）和玛丽亚（Maria Tesselschade Roemers-Visscher，1594—1649）也是这个文艺圈子活跃的成员。以上所有爱好文艺的人士的活动是荷兰黄金时代的灿烂的文学之花。在经常聚会之余，霍福特也埋首于学问，其代表作有《荷兰史》以及诗集《爱情的象征》，他的笔下充满着对于专制暴政的批判以及摒弃。在政治以及宗教事务上，他主张教会应该就是一个精神的领袖，不应该涉足参与过多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他还致力于提倡荷兰文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他认为荷兰文应该像法文一样具有国际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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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德尔（Joostvan den Vondel，1587—1679）被认为是荷兰黄金时代最伟大的诗人和剧作家，他在自己的祖国享有莎士比亚在英国、塞万提斯在西班牙以及贾梅士在葡萄牙一样的文学盛誉，但是他的作品没有被广泛地翻译成外语，到底是什么原因很难解释。冯德尔活了92岁，是一位非常长寿而多产的文学家。1587年11月17日，他出生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科隆，其父母是安特卫普的门诺派的教徒，因为害怕在宗教信仰上受到当局的迫害，他们的家庭于1595年逃到乌特勒支，但是还是感受到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威胁，最后移居到当时最为自由的荷兰共和国统治下的阿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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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德尔肖像，由画家Philp de Koninck作于16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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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德尔从少年时代起，就对于文学和诗歌怀有极大的兴趣。他的格言是“爱征服一切”（Liefde verwinnet al or Love conquers all）。从1605年至1607年，他在写作诗歌的时候都是以这句格言作为签名的。这种格言式的签名在当时文学界是非常流行的。作为一名门诺派的信徒，他所讲的“爱”无疑就是心中的上帝。1607年，他在创作的《新年之歌》（Nieuwjaars lied or NewYear’s Song ）中有“圣婴以爱战胜邪恶”之句。那时，他才20岁，与父母亲居住在一起。父亲是一个做丝绸生意的小商人。由于全家都是门诺派的基督徒，他们清心寡欲，过着一种远离尘嚣的平静的生活。1608年父亲去世以后，他管理着一家袜子商店。他在23岁的时候，与一名叫作伍尔芙（Mayken de Wolff）的女子结婚，育有四子，其中两个孩子早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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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7年出版的诗歌集《新改良的欢乐园》（Den nieuwen verbeterden lust-hof ）中发表了冯德尔早期的三首诗歌：《奉献给少女》（Dedicatie aan de jonkvrouwen or Dedication to the Maidens ）、《丘比特的猎取》（De jacht van Cupido or Cupid’s Hunt ）、《告别之歌》（Oorlof-lied or Valedictory Song ），这些早期的诗歌中充满着古典的神话以及色情的想象。这是当时文学界的潮流。从1609年以后的十多年，他的文学风格发生了变化，从文艺复兴式的活泼快乐转向宗教的和道德的主题。在这段时间里，他加入了1598年成立的从尼德兰南部移居到北方的移民团体中的名为“白色薰衣草”（The White Lavande）文学社团。1610年，他创作的第一部戏剧《逾越节》（Het Pascha or Passover ）在这个文学社团中演出，在这部戏剧中，摩西带领犹太人逃出埃及获得自由预示着耶稣将人类从罪的奴役中解救出来，这是16至17世纪门诺派信徒中非常流行的看法。冯德尔还有第三层隐喻的看法，他在《以色列子民的解救与尼德兰联省的解放之比较》（Verghelijckinghe vande verlossinge der kinderen Isreal met de vrijwordinghe der Verenichde Nederlandtsche Provincien or Comparision of the Children of Israel With the Liberation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of the Netherlands ）这出戏剧中，将奥伦治亲王“沉默者”威廉比作第二摩西，在某种意义上又是第二基督，是祖国的解放者以及福音的传播者，而在这背后则是上帝拯救人类的整个计划——在冯德尔看来，这特别适合于解释荷兰反叛西班牙以及共和国的诞生等伟大的历史事件。在这段时期，冯德尔特别注重将历史事件与自己的宗教观点结合起来。在《海运的赞美诗》（Hymnus over de scheeps-vaert or Hymn about shipping ）中，他为荷兰在战争与和平事业中的航海成就感到自豪，但是最终他关怀的是基督徒对于生活的态度，即如何使用财富帮助穷人以确保自己灵魂的得救以及在天堂中的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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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冯德尔是忠诚的门诺派的信徒，他写了《被毁的耶路撒冷》（Hierusalem verwoest or Jerusalem Destroyed ），还从法语翻译了法国胡格诺派诗人纪尧姆·德·萨鲁斯特·杜·巴塔斯（Guillaume de Sulluste Du Bartas，1544—1590）的《所罗门的荣光》（De heerlyckheyd van Salomon or The Glory of Solomon ）以及《上帝的英雄的古代誓约》（De helden Godes des Ouwden Verbonds or God’s Heroes of the Ancient Covenant ）两部作品，并在1620年早些时候出版。在1616年，他还成为阿姆斯特丹北部的沃特兰市的门诺派教会团体的执事。在此期间，他还从事了一些翻译的工作，1610年，他将罗马时代的老普林尼的《自然史》翻译成为荷兰文，还翻译了格劳修斯所写的一些关于古代巴达维亚人时代的荷兰历史论文。他对于拉丁文也有很高的造诣，从1613年至1620年，他是阿姆斯特丹拉丁文学校的老师。到1620年的时候，他已经对拉丁文非常娴熟了，可以阅读绝大部分拉丁作家的著作了，特别是维吉尔以及塞涅卡的作品。同时，他也深深地受到古罗马的一些作家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特别在哲学以及逻辑学方面。这些作家包括维吉尔、贺拉斯以及奥维德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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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德尔同情联省共和国老资格的政治家大法议长奥登巴恩维尔特的遇害，在他看来这是一件极不公平的事件，虽然在这位政治家被处以死刑的时候，他选择保持沉默。不过，在这事件发生以前，他的思想已经明显地倾向于同情“抗辩派”。1618年，就在奥登巴恩维尔特被捕的时候，他匿名发表了一首批判性的诗歌《荷兰的转折》（Op de jongste Hollantsche transformatie ），谴责了荷兰“抗辩派”与“反抗辩派”之间的激烈斗争，他明显地赞同“抗辩派”与奥登巴恩维尔特。根据冯德尔的第一部传记作者布兰德特（Geeraardt Brandt，1626—1685）的叙述，是阿姆斯特丹的摄政议员布赫（Albert Burgh，1593—1647）在1625年的时候鼓励冯德尔写一部关于奥登巴恩维尔特被处以死刑的戏剧。冯德尔创作了隐喻性的诗剧《帕拉梅德斯》（Palamedes oft Vermoorde Onnooselheyd or Palamedes or Merdered Innocence ），主人翁是一位希腊军队的统帅，在围攻特洛伊的战争中被控反叛并被处死。冯德尔认为这是一场不公正的审判，影射大法议长奥登巴恩维尔特是被莫里斯亲王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的，明显地表达了对莫里斯执政官以及“反抗辩派”不宽容的不满。这年10月，这部戏剧公开出版，此时是莫里斯的葬礼以后的一个多月。由于剧本的封面上就印了冯德尔的名字，不久他就受到指控，但是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厅拒绝将他交给海牙的法庭，因为许多市政厅的议员同情冯德尔，最后他支付了300荷兰盾的罚金了事。这部戏剧在被禁止以后反而不胫而走，剧本在私底下被翻印了好几个版本。1663年该戏剧在鹿特丹获得机会第一次公开演出，人们都知道这部戏剧背后影射的事件，并且称赞该剧本“语言纯粹、略带夸张又不失平稳”。最令人惊异的是冯德尔不顾忌讳，将自己真实的姓名直接署在剧本的封面之上。他还有一首著名的诗作是《奥登巴恩维尔特的鞭挞》（Het stockske van Oldenbarneveldt or The Cane of Oldenbarneveldt ），直接描绘了这位政治家走向断头台的场景，其对这位历史人物的同情与褒扬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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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年以后，冯德尔与诗人霍福特交往，他们经常定期见面讨论文学的问题，还有一些其他的文学家参加。就在这一年，他出版了一部有478页的长诗《远航的颂歌》（Het lof der zee-vaert or The Praise of Seafaring ），这部作品没有提到原罪的意识，也没有提到舍弃财富救济穷人以求解脱。他当时的思想已经转变到以更加理性的态度来建立一个和平的世界。也就在这段时间里，他得了重病，精神非常忧郁。他辞去了沃特兰的门诺派教会执事的职务。1622年，人们在鹿特丹竖立了伊拉斯谟的雕像，他特别为这件事情赋诗一首。同年，他又为阿明尼乌派的一些流亡者提供庇护所。1628年以后，冯德尔在宗教思想上更加趋于理性，认为唯其如此才能达成社会的和谐。此时，他写了诗歌《阿姆斯特丹欢迎你》（Amsteldams wellekomst or Amsterdam’s Welcome ），成为该城市的官方代言人。这首诗歌是为了新的执政官弗里德里克·亨利（Frederick Henry）的到来谱写的，当时的市政厅官员们与激进的加尔文教派的牧师发生冲突，这位执政官是前来调停他们之间的冲突的。冯德尔除了对他表示欢迎以外，也通过“城市少女”（stedenmaagd or city maiden）之口赞美了这座他所居住并且热爱的商业发达、充满宽容精神的母亲城市。不久，新的市政当局开始驱逐一些激进的加尔文派教会的牧师，冯德尔以他辛辣尖锐的文笔写了一些讽刺他们的诗歌，其中的一些诗歌朗朗上口，被普通的市民广为传送。1630年9月，阿姆斯特丹第一座“抗辩派”的教堂建成了，冯德尔十分高兴，又赋诗一首，题名为《祝圣圣阿姆斯特丹基督圣殿》（Inwying van den Christen temple t’Amsterdam or Consecration of the Christian Temple of Amsterdam ）以致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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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1年下半年，冯德尔有机会与格劳修斯见面，后者刚刚从法国流亡回国。这次会面对于冯德尔的宗教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格劳修斯主张基督教会各教派之间的宽容，回到初期教会时代的各派合一。鉴于格劳修斯的伟大的人文主义思想以及他与冯德尔极为崇敬的已故政治家奥登巴恩维尔特的特殊关系，他将格劳修斯视为自己尊敬的长辈与学问上的老师。格劳修斯还向他指出，基督徒之间在整体上的合一是基于教会律法的精神以及教会历史的教训，也是他应该以文学志业去努力的方向。这些看法，极大地加深了冯德尔追求和平的信念。1635年，冯德尔的妻子去世。在此期间，冯德尔写了五篇诗章。不久，格劳修斯再度离开荷兰流亡海外，冯德尔一直与他保持通信联系，接受他的鼓励和建议进行自己的文学创作。不久以后，冯德尔开始将格劳修斯的一些拉丁文诗歌以及戏剧（悲剧）翻译成荷兰文，他希望自己的同胞了解这位伟大的荷兰法学家以及学者的文学思想。冯德尔着手翻译的是格劳修斯新近出版的以拉丁文写成的一部悲剧，其荷兰文本就是著名的《在宫中的约瑟》（Jozef in’s hof or Joseoh at Court ），这部译作后来在荷兰出版。约瑟是《旧约·创世记》中的人物，为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受人诬陷被关押在牢狱之中，后来得以平反昭雪，成为古埃及第十一王朝的宰相。格劳修斯将自己的命运与这位《圣经》中的这位先贤相比拟，此时他结束了在法国的14年的无业流浪的生活，被瑞典的王室任命为该国驻法国的大使。格劳修斯将约瑟描绘成一位智者以及正义的统治者，一个自外于暴政的人，视自己的责任为神圣的义务。格劳修斯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冯德尔也是这样看待格劳修斯的。在冯德尔的眼中，格劳修斯就是当代的人文主义基督徒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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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7年，阿姆斯特丹市政剧院落成，冯德尔为这座新的文艺建筑物的开幕撰写了《海思白赫·凡·埃姆斯泰》（Gysbreght van Aemstel ）。该剧描绘了中世纪时代阿姆斯特丹被残暴的霍伦的军队攻陷并且遭到掳掠的悲剧——狡诈的敌人利用圣诞之夜攻城，攻陷了城墙外的卡尔都西会修道院，肆无忌惮地屠杀修女和市民。该剧人物的对话充满感情，叙事真实而令人毛骨悚然，还有热情奔放的合唱以及恐怖的舞台布景。它使得观众联想起不久以前发生的荷兰人与西班牙人的残酷战争，也提醒阿姆斯特丹的市民要为自己的母亲城市的崛起而感到骄傲，激发他们保卫城市的勇敢与意志。这部剧作使得他在以后数世纪中一直被公认为是伟大的悲剧作家，阿姆斯特丹市民感到终于有了荷兰本民族自己的戏剧。该剧出版以后，还遭到极端的加尔文派教会人士的攻击，他们认为此剧宣扬了天主教的教皇意识，其中也有偶像崇拜的嫌疑。他们的批评没有产生实际的效果。1638年1月3日，该剧正式上演。从1637年至1641年，冯德尔还写了不少悲剧。此时，他认为是悲剧而非史诗方可称为古典戏剧的真谛。他通过自己周围的一些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朋友以及阅读拉丁文的译本熟悉了希腊的悲剧，并从中吸取了写作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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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1年，冯德尔最后选择从门诺派转变成为天主教徒，这个举动使得他所有的亲戚朋友大感惊异。当时，在阿姆斯特丹是有一些知识分子选择回到天主教的信仰。不过，冯德尔的决定还可能受到格劳修斯的影响。在他皈依天主教信仰以后，又写了一些悲剧，如《彼得与保罗》（Peter en Pauwels ）以及《圣女以及殉道者的书信》（Heilige Maeghden，Martelaressen or Letters of the Holy Maidens ），他还发展出文艺复兴时代的书信体为他的宗教思想服务。他还写作了《玛利亚·斯图亚特》（Maria Stuart ），即苏格兰的信仰天主教信仰的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悲剧生平，这是他的天主教信仰在政治层面的表达。《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发表引起加尔文派教会牧师们的强烈反弹，他们写了一些小册子激烈地批评冯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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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德尔一生在戏剧创作上非常多产。17世纪50年代是他出版文学著作的高峰时期。1650年，他自行出版了一部多达600页的诗集。他在1654年创作了剧作《撒旦》（Lucifer ），它被世人认为是一部伟大的杰作，据说它激发了同时代的英国伟大的清教徒诗人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写作其伟大史诗《失乐园》（Paradise Lost ）。1662年他又创作了《施洗约翰传》（Joannes de Boetgezantor John the Baptist ），被誉为荷兰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史诗。这部史诗完全采用了传统的文学表达形式，但是它所表达的趣味和关怀是当时的，并且采用了当时流行的神话学的措辞，在17世纪，被认为是当时最高的文学形式，特别在荷兰这是一种绝无仅有的文学表达。在这部史诗的前半部，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是其中的高潮，它预示着基督教会历史的开始。施洗约翰与耶稣有关的其他的故事组成史诗的第二部分，他最后的死是放在撒旦与基督战斗的背景中叙述的，也预示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殉道，这是一种具有形而上学的叙事方式，在史诗的叙事中也是常见的。《施洗约翰传》开创了荷兰《圣经》史诗的新篇章，为以后18世纪许多同类作品开辟了新的途径，也为这些作品做了示范。在《施洗约翰传》中，他还表达了一种自古以来在文学作品中一再出现的善恶二元对立。1664年，他又出版了《被放逐的亚当》（Adam in ballingschap or Adam Exiled ）；1667年出版了《诺亚》（Noach ）。这两部戏剧也涉及这个古老而常新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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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冯德尔的生平可以看到，他与当时许多荷兰文学界的许多文艺之士不同，他是出身于平民而非显贵阶层的。虽然他的出身平凡，从青年时代起却醉心于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所推崇的古典文学，他努力地自学拉丁文，后来又学习希腊的悲剧，其文学作品的风格，充分地受到了古典文学的影响，文采华丽，风格和谐，并有丰富的韵律感。他虽然以经商为生，但是一生之中最感兴趣的仍然是写作。可能正是这个原因，他的生意不怎么成功。他是一位门诺派的教徒，不属于主流的加尔文派教会成员，最后他皈依了天主教的信仰。这些原因让他不能担任国家的公职人员，因此，他的经济状况也陷入了困窘，后来不得不放弃经商转而进入阿姆斯特丹的银行担任一个一般的职员以维持简单的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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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德尔的创作题材较为广泛，除了剧本以外，还有抒情的田园诗，也有带着冥想和灵修色彩的具有道德意味的诗作。他的文学成就，在当时就已经赢得很高的赞誉。晚年的冯德尔虽然逐渐地淡出文学界，也不再写长诗，但是他还是为家人和亲朋好友写一些短诗，他还为一位最亲近的画家所作的绘画作品赋诗。随着年事渐高，他慢慢地走近死亡。他的传记作者写道：“他的年龄就是他的病，他的生命之灯已经没有油了。”1679年，他在平静中逝世。冯德尔的政治立场，偏向于奥登巴恩维尔特和德·维特式的共和主义立场；在宗教信仰上，他从一名门诺派的信徒转而皈依天主教，他毕生不喜欢他所认为的褊狭的加尔文派的作风；他极力主张宗教的宽容，不同的信仰应当互相尊重，在这一点上他与格劳修斯非常接近。赫伊津哈这样评论冯德尔说，他“信仰朴实，热情自然；在与诽谤者以及有权有势的人打交道的时候不够谨慎，始终维持着单纯的天真；在这一点上，他和一切伟大的智者几乎是一样的。他强烈而热情地欣赏家庭生活的欢乐和困难——他经受了不少苦难。他欣赏一切健康、诚实和简单的东西。虽然他为别人创作了许多婚礼歌曲，但是他为家人写的诗歌全都是哀婉悲戚的。冯德尔谦虚谨慎，他终身生活在高尚品德的氛围中。他属于那些名副其实的慈悲为怀、渴求正义的人群”。他去世的时候虽然已经闻名遐迩，最后的场景却异常寥落。今天，阿姆斯特丹最大的公园，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在他的出生地科隆也有一条街道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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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列德罗（Gerbrand Adriaenszon Bredero，1585—1618）是出生于阿姆斯特丹的诗人和剧作家，并且终身居住在这座城市，他自称为“阿姆斯特丹人”。他的父亲是一位鞋匠，也是成功的鞋子生意中间人。他在学校学了一点法语，可能还学了一点点英语和拉丁语。后来他还跟随来自安特卫普的画家学习绘画，但是并没有画作流传下来。他也是当时戏剧社的成员，与众多的剧作家如霍福特等人有交流。他主要撰写戏剧有《西班牙的布拉班特人》等，还有不少诗歌。他唯一的公共职务就是城市中民兵团体的掌旗官。他于1618年冬天因为感染了肺炎而英年早逝。由于他是一介平民，从未接受过古典文学以及拉丁文的系统学习和训练，只能通过荷兰文的译本来模仿古典文学的风格，或许正是因为他的这些特点，反而使得他不受古典文学的羁绊，自由地描绘出荷兰中层和底层人民的生活和思想。他的诗作颇具民间的风俗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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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克尔（Jeremias de Decker，1610—1666）出生于多德雷赫特，其父是安特卫普人，因为信仰加尔文派的教义，举家迁往尼德兰北方。他很小的时候就在商铺里协助父亲做生意，利用业余的时间培养了对于文学特别是诗歌的兴趣，自学了英语、法语、拉丁语以及意大利语，并模仿贺拉斯等古典的诗人作诗歌。他是一位喜欢创作宗教题材的诗人，不过有时他的作品也带有某些讽刺的意味，有批评家曾经将他的作品与伊拉斯谟的《愚人颂》相提并论。他也是伦勃朗晚年的好朋友，后者曾经为他绘制了一幅肖像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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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尔特（Heiman Dullaert，1636—1684）是画家，喜欢创作蛋彩画，是伦勃朗的学生。他也是一位诗人，在诗歌方面的名声要大于作为画家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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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17世纪中叶以前的荷兰作家，多半来自上层人士。直到17世纪后半期，才有一些社会中低层的作家出现。布列德罗、德克尔以及杜拉尔特，都算不上最杰出的诗人和剧作家，但是都是通俗文学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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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文学虽然在其黄金时代拥有很高的成就，但是并没有许多作品被翻译成为外语被欧洲以及其他各地的人民所知晓。博克塞认为这种现象实在有一点奇怪，相比之下，斯堪的纳维亚的与俄罗斯的语言文学并没有被外国人忽视，比如克尔凯郭尔、易卜生、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受到外国读者的广泛欢迎，他们的作品也被翻译成许多种国家的文字。这可能是由于欧洲其他国家人士觉得荷兰语言比较难学而导致的结果。一些法国人以及英国人曾经带着嘲讽和轻蔑的口气形容荷兰人在语言上的发音沙哑粗嘎。不过，荷兰黄金时代的一位作家彼得·施莱弗（Pieter Schryver，1576—1660）出于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曾经写了一首诗歌赞美自己祖国的语言具有“无法令人相信的甜美，是所有的语言中的公主”。同时代也有一位英国人颇具同感，他形容一只哇哇鸣叫的青蛙为“荷兰的夜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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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物理学、医学以及植物学） 西蒙·斯特芬（Simon Stevin，1548—1620）在尼德兰南方的佛兰德斯以及布拉班特长大成人，出身于商人的家庭，他是一位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军事工程师，其数学知识偏向于实际的应用。1581年，他从南方来到北方荷兰共和国的莱顿以及海牙定居，写了大量的著作给读者阅读，他的一部关于十进位的小数制的书籍就是为了那些“天文学家、测量员、测量挂毯长度的人、酒类的收税官、一般意义上的身体测量者、造币厂的厂长和所有的商人”写的。他主要用荷兰语写作，他认为荷兰语有资格成为这个国家表达科学论著的官方语言。由于当时大学的通用语言是拉丁语，所以莱顿大学的课程中没有数学。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发现了若干最重要的流体静力学定律：如液体对于盛放液体的容器的底部所产生的力只取决于承受压力的面积的大小和它上面的液体的高度，与容器的形状无关。斯特芬还为工程师们设计了一种实用性很强的半学术性的课程，于1600年实施。它特别针对军事工程技术人员如要塞和堡垒的设计者和建筑师。木匠和砖瓦匠也能够参加听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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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望远镜和放大镜是荷兰人的特长。1608年9月，米德尔堡制作眼镜的匠人汉斯·利佩尔海伊（Hans Lipperhey）向执政官莫里斯展示了“一种能够看到远处的工具”，并为此申请了专利。不久，阿尔克马尔的雅各布·梅修斯（Jacob Metius）也独立地发明了同样的工具。第二年的春天，荷兰制作的望远镜就在意大利出售了。著名的天文学家伽利略仿造了荷兰人的样本自己造了一台望远镜并利用它观测了月球的表面，发现上面布满了山丘和火山口。在第一个双筒望远镜出现以后大概十年，米德尔堡的约翰和扎伽利亚斯·杨森（Johan and Zacharias Jansen）父子制成了第一架复式的显微镜——它将一个凹透镜和一个凸透镜组合起来。过了一段时间，一种只装了一个薄薄的凸透镜的显微镜出现了，这种镜片被打磨成正确的形状，然后擦亮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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