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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德尔同情联省共和国老资格的政治家大法议长奥登巴恩维尔特的遇害，在他看来这是一件极不公平的事件，虽然在这位政治家被处以死刑的时候，他选择保持沉默。不过，在这事件发生以前，他的思想已经明显地倾向于同情“抗辩派”。1618年，就在奥登巴恩维尔特被捕的时候，他匿名发表了一首批判性的诗歌《荷兰的转折》（Op de jongste Hollantsche transformatie ），谴责了荷兰“抗辩派”与“反抗辩派”之间的激烈斗争，他明显地赞同“抗辩派”与奥登巴恩维尔特。根据冯德尔的第一部传记作者布兰德特（Geeraardt Brandt，1626—1685）的叙述，是阿姆斯特丹的摄政议员布赫（Albert Burgh，1593—1647）在1625年的时候鼓励冯德尔写一部关于奥登巴恩维尔特被处以死刑的戏剧。冯德尔创作了隐喻性的诗剧《帕拉梅德斯》（Palamedes oft Vermoorde Onnooselheyd or Palamedes or Merdered Innocence ），主人翁是一位希腊军队的统帅，在围攻特洛伊的战争中被控反叛并被处死。冯德尔认为这是一场不公正的审判，影射大法议长奥登巴恩维尔特是被莫里斯亲王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的，明显地表达了对莫里斯执政官以及“反抗辩派”不宽容的不满。这年10月，这部戏剧公开出版，此时是莫里斯的葬礼以后的一个多月。由于剧本的封面上就印了冯德尔的名字，不久他就受到指控，但是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厅拒绝将他交给海牙的法庭，因为许多市政厅的议员同情冯德尔，最后他支付了300荷兰盾的罚金了事。这部戏剧在被禁止以后反而不胫而走，剧本在私底下被翻印了好几个版本。1663年该戏剧在鹿特丹获得机会第一次公开演出，人们都知道这部戏剧背后影射的事件，并且称赞该剧本“语言纯粹、略带夸张又不失平稳”。最令人惊异的是冯德尔不顾忌讳，将自己真实的姓名直接署在剧本的封面之上。他还有一首著名的诗作是《奥登巴恩维尔特的鞭挞》（Het stockske van Oldenbarneveldt or The Cane of Oldenbarneveldt ），直接描绘了这位政治家走向断头台的场景，其对这位历史人物的同情与褒扬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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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年以后，冯德尔与诗人霍福特交往，他们经常定期见面讨论文学的问题，还有一些其他的文学家参加。就在这一年，他出版了一部有478页的长诗《远航的颂歌》（Het lof der zee-vaert or The Praise of Seafaring ），这部作品没有提到原罪的意识，也没有提到舍弃财富救济穷人以求解脱。他当时的思想已经转变到以更加理性的态度来建立一个和平的世界。也就在这段时间里，他得了重病，精神非常忧郁。他辞去了沃特兰的门诺派教会执事的职务。1622年，人们在鹿特丹竖立了伊拉斯谟的雕像，他特别为这件事情赋诗一首。同年，他又为阿明尼乌派的一些流亡者提供庇护所。1628年以后，冯德尔在宗教思想上更加趋于理性，认为唯其如此才能达成社会的和谐。此时，他写了诗歌《阿姆斯特丹欢迎你》（Amsteldams wellekomst or Amsterdam’s Welcome ），成为该城市的官方代言人。这首诗歌是为了新的执政官弗里德里克·亨利（Frederick Henry）的到来谱写的，当时的市政厅官员们与激进的加尔文教派的牧师发生冲突，这位执政官是前来调停他们之间的冲突的。冯德尔除了对他表示欢迎以外，也通过“城市少女”（stedenmaagd or city maiden）之口赞美了这座他所居住并且热爱的商业发达、充满宽容精神的母亲城市。不久，新的市政当局开始驱逐一些激进的加尔文派教会的牧师，冯德尔以他辛辣尖锐的文笔写了一些讽刺他们的诗歌，其中的一些诗歌朗朗上口，被普通的市民广为传送。1630年9月，阿姆斯特丹第一座“抗辩派”的教堂建成了，冯德尔十分高兴，又赋诗一首，题名为《祝圣圣阿姆斯特丹基督圣殿》（Inwying van den Christen temple t’Amsterdam or Consecration of the Christian Temple of Amsterdam ）以致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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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1年下半年，冯德尔有机会与格劳修斯见面，后者刚刚从法国流亡回国。这次会面对于冯德尔的宗教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格劳修斯主张基督教会各教派之间的宽容，回到初期教会时代的各派合一。鉴于格劳修斯的伟大的人文主义思想以及他与冯德尔极为崇敬的已故政治家奥登巴恩维尔特的特殊关系，他将格劳修斯视为自己尊敬的长辈与学问上的老师。格劳修斯还向他指出，基督徒之间在整体上的合一是基于教会律法的精神以及教会历史的教训，也是他应该以文学志业去努力的方向。这些看法，极大地加深了冯德尔追求和平的信念。1635年，冯德尔的妻子去世。在此期间，冯德尔写了五篇诗章。不久，格劳修斯再度离开荷兰流亡海外，冯德尔一直与他保持通信联系，接受他的鼓励和建议进行自己的文学创作。不久以后，冯德尔开始将格劳修斯的一些拉丁文诗歌以及戏剧（悲剧）翻译成荷兰文，他希望自己的同胞了解这位伟大的荷兰法学家以及学者的文学思想。冯德尔着手翻译的是格劳修斯新近出版的以拉丁文写成的一部悲剧，其荷兰文本就是著名的《在宫中的约瑟》（Jozef in’s hof or Joseoh at Court ），这部译作后来在荷兰出版。约瑟是《旧约·创世记》中的人物，为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受人诬陷被关押在牢狱之中，后来得以平反昭雪，成为古埃及第十一王朝的宰相。格劳修斯将自己的命运与这位《圣经》中的这位先贤相比拟，此时他结束了在法国的14年的无业流浪的生活，被瑞典的王室任命为该国驻法国的大使。格劳修斯将约瑟描绘成一位智者以及正义的统治者，一个自外于暴政的人，视自己的责任为神圣的义务。格劳修斯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冯德尔也是这样看待格劳修斯的。在冯德尔的眼中，格劳修斯就是当代的人文主义基督徒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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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7年，阿姆斯特丹市政剧院落成，冯德尔为这座新的文艺建筑物的开幕撰写了《海思白赫·凡·埃姆斯泰》（Gysbreght van Aemstel ）。该剧描绘了中世纪时代阿姆斯特丹被残暴的霍伦的军队攻陷并且遭到掳掠的悲剧——狡诈的敌人利用圣诞之夜攻城，攻陷了城墙外的卡尔都西会修道院，肆无忌惮地屠杀修女和市民。该剧人物的对话充满感情，叙事真实而令人毛骨悚然，还有热情奔放的合唱以及恐怖的舞台布景。它使得观众联想起不久以前发生的荷兰人与西班牙人的残酷战争，也提醒阿姆斯特丹的市民要为自己的母亲城市的崛起而感到骄傲，激发他们保卫城市的勇敢与意志。这部剧作使得他在以后数世纪中一直被公认为是伟大的悲剧作家，阿姆斯特丹市民感到终于有了荷兰本民族自己的戏剧。该剧出版以后，还遭到极端的加尔文派教会人士的攻击，他们认为此剧宣扬了天主教的教皇意识，其中也有偶像崇拜的嫌疑。他们的批评没有产生实际的效果。1638年1月3日，该剧正式上演。从1637年至1641年，冯德尔还写了不少悲剧。此时，他认为是悲剧而非史诗方可称为古典戏剧的真谛。他通过自己周围的一些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朋友以及阅读拉丁文的译本熟悉了希腊的悲剧，并从中吸取了写作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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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1年，冯德尔最后选择从门诺派转变成为天主教徒，这个举动使得他所有的亲戚朋友大感惊异。当时，在阿姆斯特丹是有一些知识分子选择回到天主教的信仰。不过，冯德尔的决定还可能受到格劳修斯的影响。在他皈依天主教信仰以后，又写了一些悲剧，如《彼得与保罗》（Peter en Pauwels ）以及《圣女以及殉道者的书信》（Heilige Maeghden，Martelaressen or Letters of the Holy Maidens ），他还发展出文艺复兴时代的书信体为他的宗教思想服务。他还写作了《玛利亚·斯图亚特》（Maria Stuart ），即苏格兰的信仰天主教信仰的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悲剧生平，这是他的天主教信仰在政治层面的表达。《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发表引起加尔文派教会牧师们的强烈反弹，他们写了一些小册子激烈地批评冯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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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德尔一生在戏剧创作上非常多产。17世纪50年代是他出版文学著作的高峰时期。1650年，他自行出版了一部多达600页的诗集。他在1654年创作了剧作《撒旦》（Lucifer ），它被世人认为是一部伟大的杰作，据说它激发了同时代的英国伟大的清教徒诗人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写作其伟大史诗《失乐园》（Paradise Lost ）。1662年他又创作了《施洗约翰传》（Joannes de Boetgezantor John the Baptist ），被誉为荷兰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史诗。这部史诗完全采用了传统的文学表达形式，但是它所表达的趣味和关怀是当时的，并且采用了当时流行的神话学的措辞，在17世纪，被认为是当时最高的文学形式，特别在荷兰这是一种绝无仅有的文学表达。在这部史诗的前半部，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是其中的高潮，它预示着基督教会历史的开始。施洗约翰与耶稣有关的其他的故事组成史诗的第二部分，他最后的死是放在撒旦与基督战斗的背景中叙述的，也预示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殉道，这是一种具有形而上学的叙事方式，在史诗的叙事中也是常见的。《施洗约翰传》开创了荷兰《圣经》史诗的新篇章，为以后18世纪许多同类作品开辟了新的途径，也为这些作品做了示范。在《施洗约翰传》中，他还表达了一种自古以来在文学作品中一再出现的善恶二元对立。1664年，他又出版了《被放逐的亚当》（Adam in ballingschap or Adam Exiled ）；1667年出版了《诺亚》（Noach ）。这两部戏剧也涉及这个古老而常新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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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冯德尔的生平可以看到，他与当时许多荷兰文学界的许多文艺之士不同，他是出身于平民而非显贵阶层的。虽然他的出身平凡，从青年时代起却醉心于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所推崇的古典文学，他努力地自学拉丁文，后来又学习希腊的悲剧，其文学作品的风格，充分地受到了古典文学的影响，文采华丽，风格和谐，并有丰富的韵律感。他虽然以经商为生，但是一生之中最感兴趣的仍然是写作。可能正是这个原因，他的生意不怎么成功。他是一位门诺派的教徒，不属于主流的加尔文派教会成员，最后他皈依了天主教的信仰。这些原因让他不能担任国家的公职人员，因此，他的经济状况也陷入了困窘，后来不得不放弃经商转而进入阿姆斯特丹的银行担任一个一般的职员以维持简单的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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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德尔的创作题材较为广泛，除了剧本以外，还有抒情的田园诗，也有带着冥想和灵修色彩的具有道德意味的诗作。他的文学成就，在当时就已经赢得很高的赞誉。晚年的冯德尔虽然逐渐地淡出文学界，也不再写长诗，但是他还是为家人和亲朋好友写一些短诗，他还为一位最亲近的画家所作的绘画作品赋诗。随着年事渐高，他慢慢地走近死亡。他的传记作者写道：“他的年龄就是他的病，他的生命之灯已经没有油了。”1679年，他在平静中逝世。冯德尔的政治立场，偏向于奥登巴恩维尔特和德·维特式的共和主义立场；在宗教信仰上，他从一名门诺派的信徒转而皈依天主教，他毕生不喜欢他所认为的褊狭的加尔文派的作风；他极力主张宗教的宽容，不同的信仰应当互相尊重，在这一点上他与格劳修斯非常接近。赫伊津哈这样评论冯德尔说，他“信仰朴实，热情自然；在与诽谤者以及有权有势的人打交道的时候不够谨慎，始终维持着单纯的天真；在这一点上，他和一切伟大的智者几乎是一样的。他强烈而热情地欣赏家庭生活的欢乐和困难——他经受了不少苦难。他欣赏一切健康、诚实和简单的东西。虽然他为别人创作了许多婚礼歌曲，但是他为家人写的诗歌全都是哀婉悲戚的。冯德尔谦虚谨慎，他终身生活在高尚品德的氛围中。他属于那些名副其实的慈悲为怀、渴求正义的人群”。他去世的时候虽然已经闻名遐迩，最后的场景却异常寥落。今天，阿姆斯特丹最大的公园，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在他的出生地科隆也有一条街道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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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列德罗（Gerbrand Adriaenszon Bredero，1585—1618）是出生于阿姆斯特丹的诗人和剧作家，并且终身居住在这座城市，他自称为“阿姆斯特丹人”。他的父亲是一位鞋匠，也是成功的鞋子生意中间人。他在学校学了一点法语，可能还学了一点点英语和拉丁语。后来他还跟随来自安特卫普的画家学习绘画，但是并没有画作流传下来。他也是当时戏剧社的成员，与众多的剧作家如霍福特等人有交流。他主要撰写戏剧有《西班牙的布拉班特人》等，还有不少诗歌。他唯一的公共职务就是城市中民兵团体的掌旗官。他于1618年冬天因为感染了肺炎而英年早逝。由于他是一介平民，从未接受过古典文学以及拉丁文的系统学习和训练，只能通过荷兰文的译本来模仿古典文学的风格，或许正是因为他的这些特点，反而使得他不受古典文学的羁绊，自由地描绘出荷兰中层和底层人民的生活和思想。他的诗作颇具民间的风俗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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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克尔（Jeremias de Decker，1610—1666）出生于多德雷赫特，其父是安特卫普人，因为信仰加尔文派的教义，举家迁往尼德兰北方。他很小的时候就在商铺里协助父亲做生意，利用业余的时间培养了对于文学特别是诗歌的兴趣，自学了英语、法语、拉丁语以及意大利语，并模仿贺拉斯等古典的诗人作诗歌。他是一位喜欢创作宗教题材的诗人，不过有时他的作品也带有某些讽刺的意味，有批评家曾经将他的作品与伊拉斯谟的《愚人颂》相提并论。他也是伦勃朗晚年的好朋友，后者曾经为他绘制了一幅肖像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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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尔特（Heiman Dullaert，1636—1684）是画家，喜欢创作蛋彩画，是伦勃朗的学生。他也是一位诗人，在诗歌方面的名声要大于作为画家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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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17世纪中叶以前的荷兰作家，多半来自上层人士。直到17世纪后半期，才有一些社会中低层的作家出现。布列德罗、德克尔以及杜拉尔特，都算不上最杰出的诗人和剧作家，但是都是通俗文学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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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文学虽然在其黄金时代拥有很高的成就，但是并没有许多作品被翻译成为外语被欧洲以及其他各地的人民所知晓。博克塞认为这种现象实在有一点奇怪，相比之下，斯堪的纳维亚的与俄罗斯的语言文学并没有被外国人忽视，比如克尔凯郭尔、易卜生、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受到外国读者的广泛欢迎，他们的作品也被翻译成许多种国家的文字。这可能是由于欧洲其他国家人士觉得荷兰语言比较难学而导致的结果。一些法国人以及英国人曾经带着嘲讽和轻蔑的口气形容荷兰人在语言上的发音沙哑粗嘎。不过，荷兰黄金时代的一位作家彼得·施莱弗（Pieter Schryver，1576—1660）出于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曾经写了一首诗歌赞美自己祖国的语言具有“无法令人相信的甜美，是所有的语言中的公主”。同时代也有一位英国人颇具同感，他形容一只哇哇鸣叫的青蛙为“荷兰的夜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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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物理学、医学以及植物学） 西蒙·斯特芬（Simon Stevin，1548—1620）在尼德兰南方的佛兰德斯以及布拉班特长大成人，出身于商人的家庭，他是一位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军事工程师，其数学知识偏向于实际的应用。1581年，他从南方来到北方荷兰共和国的莱顿以及海牙定居，写了大量的著作给读者阅读，他的一部关于十进位的小数制的书籍就是为了那些“天文学家、测量员、测量挂毯长度的人、酒类的收税官、一般意义上的身体测量者、造币厂的厂长和所有的商人”写的。他主要用荷兰语写作，他认为荷兰语有资格成为这个国家表达科学论著的官方语言。由于当时大学的通用语言是拉丁语，所以莱顿大学的课程中没有数学。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发现了若干最重要的流体静力学定律：如液体对于盛放液体的容器的底部所产生的力只取决于承受压力的面积的大小和它上面的液体的高度，与容器的形状无关。斯特芬还为工程师们设计了一种实用性很强的半学术性的课程，于1600年实施。它特别针对军事工程技术人员如要塞和堡垒的设计者和建筑师。木匠和砖瓦匠也能够参加听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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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望远镜和放大镜是荷兰人的特长。1608年9月，米德尔堡制作眼镜的匠人汉斯·利佩尔海伊（Hans Lipperhey）向执政官莫里斯展示了“一种能够看到远处的工具”，并为此申请了专利。不久，阿尔克马尔的雅各布·梅修斯（Jacob Metius）也独立地发明了同样的工具。第二年的春天，荷兰制作的望远镜就在意大利出售了。著名的天文学家伽利略仿造了荷兰人的样本自己造了一台望远镜并利用它观测了月球的表面，发现上面布满了山丘和火山口。在第一个双筒望远镜出现以后大概十年，米德尔堡的约翰和扎伽利亚斯·杨森（Johan and Zacharias Jansen）父子制成了第一架复式的显微镜——它将一个凹透镜和一个凸透镜组合起来。过了一段时间，一种只装了一个薄薄的凸透镜的显微镜出现了，这种镜片被打磨成正确的形状，然后擦亮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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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显微镜的应用使得生物学知识的范围在17世纪的时候大大地扩展了，以前用肉眼观察不到的有机体以及有机体的各个部分，现在可以借助单显微镜和复显微镜加以仔细研究，做出完备的描述以及切实的图示。最早借助于显微镜观察生物是1610年伽利略开始的。荷兰人在这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杨·施旺麦丹（Jan Swammerdam，1637—1682）出生于阿姆斯特丹，父亲是一位药商，酷爱收集动物标本和其他珍宝。施旺麦丹小时候就醉心于昆虫，他日积月累收集了3000种昆虫。他后来到莱顿大学学医，一度居留法国。1667年他取得医学学位，但是没有开业。后来他专攻精微解剖学的研究，表现出非凡的手艺和技巧。他制作了微型解剖器械——这些刀、剪、柳叶刀等要借助放大镜才能研磨。他拉制的细玻璃管，一段细如鬃毛。他借用这种管子扩张昆虫等的微细脉管，或者注入彩色液体，以便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些脉管。有时他还注入熔融的蜡。他以各种艰苦卓绝的技巧对蜜蜂、蜉蝣、蛙和蝌蚪等进行描述和绘图。这些成果在以后几十年中都保持领先的地位。他以自己的观察做出了反对生物是自然发生的陈旧的观念。他也为自己奉献的事业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不仅损害了视力，而且他的身体健康也受到了影响。他生前发表的著作很少，逝世以后，伯尔哈维以毕生的精力把他的著作编撰成《自然圣经》（The Bible of Nature ）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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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安东尼·凡·列文虎克（Anthonie van Leeuwenhock，1632—1723）这位荷兰的商人以及自学成才的科学家，成了近代“微生物学之父”以及“热衷于应用显微镜而乐在其中的人”。他是一位出生在代尔夫特的编筐匠的儿子，也没有接受过大学的教育，对于拉丁语以及其他的外语也懂得不多。后来，他一度当过店员，曾经做过经营布料的商人，又在代尔夫特担任各种公职，1660年他在市政厅里谋得了一个卑微的职位，可能请别人代替他履行一些职务，这样就有更多的时间来从事自己喜欢的探索。他虽然没有读过大学，但在1669年具备了测量员的资格，这要求有数学方面的知识。他最大的兴趣就是通过显微镜观察微生物，他制造了数百架显微镜，其镜片能够将物品放大170倍，在保存下来的他制作的显微镜中，最好的一架能够将物品放大266倍。他的观察没有计划，凡是他感到好奇的，他都进行观察。他在给代尔夫特的一位朋友的信中详细叙述了在他没有换袜子的那两个星期里在脚趾缝隙里迅速成长的生物。他也用显微镜检查自己的粪便和精液，他是第一个描述精子成长并且分析它们在成长过程中的作用的人，也是第一个看见细菌的人。通过优质的显微镜，他进入了旁人的肉眼看不见的世界。他对自己早年所受的教育方面的局限还是了解的，1673年他这样写道：“许多先生好几次要求我，要我把最近发明的显微镜所看到的东西写下来。我一再拒绝这样做，首先是因为我没有足够好的文笔来适当地表达我的思想；其次是我不是在语言和艺术中，而是在手艺中成长起来的；第三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不能忍受其他人的谴责或者驳斥。”尽管如此，他的观察以及通过与友人的书信所报告的内容还是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和重视。18世纪70年代，同行的研究者，特别是在伦敦活动的人士向他提出了大量的问题。1680年，他当选为英国伦敦皇家学会的会员，这使得他感到非常骄傲。他曾经呈送了多篇论文给伦敦皇家学会，并把自己制作的26架显微镜赠送给学会，“以表达他的谢忱，感谢皇家学会给予他的殊荣”。当时的公众主要是通过阅读他的通信来了解他的观察与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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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文虎克的主要著作以《大自然的奥秘》（Arcana Nature ，4 vols，Delf，1685—1719）为总题目发表的，还以《显微观察》（Microscopical Observation ，London）为题出版过一本英文的选集。在列文虎克以前，已经有人完成了哈维对于血液循环的观察，他决心完成发现全部的血液循环。他于1688年转而用显微镜观察蝌蚪的尾巴，他这样叙述说：“呈现在我眼前的景象实在太激动人了。我从未为观察所见如此高兴过；因为我在不同的地方发现了50多个血液循环，其间动物在水中静止不动，我可以随心所欲地用显微镜观察它。”他看到动物的血管和被称为动脉和静脉的血管事实上完全是一回事。他最重要的发现是单细胞有机体——他最早于1675年在一只新陶罐中盛放的雨水中观察到单细胞生物。他还通过观察将原生物的大小与血球做比较，并且可能最早清楚地观察到红血球的存在；他还指出红血球在人和哺乳动物血中是圆形的，而在鱼和蛙的血中是椭圆形的。1683年，他观察到了更加微小的生物即细菌。他通过放大镜在自己的牙齿缝里看到细小的白色物体，像潮湿的面粉粒那样大。他将它与纯净的雨水混合，惊讶地看到有许多小的活动物在活动，它们的形状、大小以及运动各不相同。他还通过显微镜观察到蚜虫的产生不需要受精，幼虫从没有受过精的雌虫身体中产生；他还发现胭脂红的颜料来源于昆虫（胭脂虫）而非通常所认为的来源于卵；他还发现了软虫类，并观察到当包容它们的水蒸发的时候，它们就变为干尘，当它们被重新放进水里的时候就会复活；他还观察到，心肌是有分支的，但是像随意肌一样也是横纹肌；他还研究了精子、眼球晶状体的构造，骨的构造以及酵母细胞的构造等。列文虎克对于纯粹的理论很少或者说没有兴趣，他对总括万殊的理论敬而远之，但是他的确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伟大的显微镜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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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文虎克的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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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1629—1695）的成就极为杰出，他是荷兰的数学家、机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也是荷兰黄金时代最伟大的科学天才。英国的生物学家贝尔（A.E. Bell）用一句简明扼要的话语概括了他的成就：“此人将望远镜从玩具改变成为调查研究的强大工具，这是深刻的光学研究的结果；他发现了土星的光环以及泰坦卫星；他促使人们注意猎户座中的星云；他研究了大量方法去研究地心引力的问题，从而对于离心力以及地球的形状有了准确的认识；在其伟大的著作《摆钟论》（Horologium Oscillatorum ）中，他建立了系统动力学的理论并且阐明了整个物体的物理摆原理；他解决了悬而未决的有关弹性物体碰撞的问题以及由于能量和运动的一般观念延伸出来的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他应当被视为光波理论以及物理光学的创立者——这样的人是值得与伽利略、牛顿的名字一同被人们铭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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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安·惠更斯于1629年4月14日出生于海牙，他是上文所述著名外交家以及诗人康斯坦丁·惠更斯的第二个儿子。他的父亲康斯坦丁·惠更斯作为一位诗人和才子，在当时的荷兰远比他的儿子更有声名，尽管儿子在科学上的成就远为杰出。他从父亲那里接受了最初的人文主义教育；以后，他又到莱顿大学以及在布雷达的一所学校学习法理学。但是，他终于发现自己的真正的兴趣在于数学、天文学和光学。他游历过许多地方，多次到达英国。17世纪50年代初期，他已经因为早先发表的数学论文赢得国际声望。1655年昂热大学授予他荣誉法学博士的学位。1661年，他第一次访问英国伦敦，与著名科学家波义耳交往，后者唤起了他对于抽气机的兴趣。那年，他自己也制造了一台抽气机，用它做了许多实验。1663年，他第二次访问英国，被选举为皇家学会的成员。1666年至1668年他居住在巴黎，与日耳曼数学家以及哲学家G.W.莱布尼兹结为挚友，成为法国科学院的创始人之一。1681年他因病返回荷兰。1689年，他再度访问伦敦，会见了牛顿，并向英国皇家学院发表了他的关于万有引力的理论。晚年他居住在荷兰进行研究，1695年6月8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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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更斯设计的望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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