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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杰拉夫的忠诚朋友博学的安特卫普人约翰内斯·德·拉特于1644年在莱顿出版了《西印度公司史事》(Historie ofte Iaerlyck Verhael van de West—Indische Compagnie ),此书以编年体风格写成,详细描述了从1630年至1636年荷兰人在巴西进行的每一次战役,还详细地论及了巴西的地理以及自然资源。他还充分地记录了西印度公司从1621年至1636年的主要的活动以及组织机构的演变。作为西印度公司理事会的“19绅士”之一,德·拉特有充分的机会查阅公司的大部分的和最主要的文件和报告。拉特兴趣广泛,在学问上博大精深,对旧世界和新世界充满了好奇心。他曾经参加多德雷赫特宗教会议,于1625年出版了《新世界:对于西印度的描述》(Nieuwe Wereldt of Beschrijvinghe van West-Indien ),此书后来数度重印,被翻译成法文和拉丁文。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研究美洲和西印度的标准书籍。德·拉特还精通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在自己家中编辑地理学、自然历史以及人种志德文集。尽管他从未离开过尼德兰,但是他编撰了标准的关于莫卧尔帝国的书籍《论大莫卧尔帝国,或有关真实印度的评论》(De Imperio Magni Mogolis sive India vera commentaries )的著作。他还与格劳修斯争论过关于美洲印第安人起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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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亚·西比拉·梅里安(Maria Sibylla Merian,1647—1717),有着极富魅力的人生经历。她出身于法兰克福的艺术世家,父亲为雕刻师和出版家。父亲去世以后,母亲改嫁给一位静物画家。梅里安跟从继父学习静物画,并且对昆虫和大自然很感兴趣,于是成为一名图谱艺术家、昆虫学家和自然主义的学者,她能够将昆虫的成长形态及其与植物的宿主巧妙地绘制在一起,完美地结合了自然的艺术美态与自然科学的严谨。1685年,梅里安带着女儿迁居荷兰的弗里斯兰,她在那里学习自然历史与拉丁语。1691年,在母亲去世以后,她和女儿移居阿姆斯特丹。1692年,她与丈夫分居。她的女儿则与荷属苏里南一位成功的商人结婚。她本人绘制的精美艺术图谱得到阿姆斯特丹的市长以及荷兰的上层社会接纳,生活变得好起来。1699年7月,52岁的梅里安得到荷兰政府资助前往当时位于南美洲北部的苏里南荷属殖民地。在临行前她这样写到在荷兰她惊讶地看到从东印度和西印度来的美丽的动物:她很高兴能够看到阿姆斯特丹市长威斯顿博士以及东印度公司主管的丰富的收藏,还有其他许多人的收藏,看到了无数的其他的昆虫,但是对于它们的起源以及繁殖的过程则不了解,这是她想前往苏里南的动因。在以后的两年的时间里,在当地总督和西印度公司的支持之下,她走遍了殖民地各地,历经艰辛探索那里的自然风貌。她批评荷兰的商人除了蔗糖以外就没有欲望调查当地的事物并恶劣地对待奴隶。在苏里南的内地,她发现了许多尚未被命名的动物和植物,她收集标本,进行分类和描绘。她以印第安当地的名词命名这些动物和植物,有些沿用至今。1701年,当地暴发瘟疫,她不得不带着素描与笔记离开当地回到荷兰。她在1705年出版了附有美丽插图的《苏里南昆虫以及蜕变》(Metamorphosis insectorum Surinamensium )一书,这是印刷界从未有过的有着精美插图的图书之一。此书在她去世以后的1719年、1726年以及1730年数度重版,并有德语、荷兰语、拉丁语以及法语等多种语言版本,赢得了大量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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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哈法特(Daniel Havart)于1693年出版了《科罗曼德尔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Coromandel ),1688年,他还出版了一部波斯史诗的译作。赫尔伯特·德·亚戈(Herbert de Jager,1634—1694)是荷兰近代早期的东方学家。他发现了古老的爪哇语、梵语以及泰米尔语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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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尔伯特·肯普菲(Engelbert Kaempfer,1651—1716)是日耳曼裔的自然科学家、医生以及探险作家。他出生于威斯特伐利亚的利珀,父亲是一位新教的牧师。他早年在哈默尔恩、汉堡、吕贝克以及但泽等地学习,在克拉科夫大学毕业以后又在普鲁士学习医学。1681年,他访问瑞典,参加瑞典的外交使团访问俄国以及波斯,曾经到过伊斯法罕。回国以后,他又作为首席军医参加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前往波斯湾。1689年抵达巴达维亚,随即研究爪哇的自然历史。1690年9月,他以医生的身份抵达长崎,以后的两年,他一直居住在日本,两度访问江户面见德川幕府的将军德川吉刚。他在日本当地研究那里的各种不同的植物,并且写了《日本植物》(Flora Japonica ),他也是第一个描绘日本的银杏树的西方人,他后来带走一些银杏树的种子,种在了乌特勒支的花园里。他还记载了日本的针灸以及艾灸,这两种医术都与中医有关。他还编撰了一部关于日本古代历史的史书,在他去世以后的1727年出版。在1832年至1852年间冯·希博尔德(Von Siebold)所作的《日本历史》(Nippon )出版以前,此书是西方关于这个岛国历史的最权威的历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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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四、伟大的视觉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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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淑勤教授指出:“尼德兰整个地区的艺术一向有其辉煌的传统,特别是绘画艺术,已经成为外国人心中荷兰17世纪黄金时代的一种文化现象。绘画艺术是荷兰人的骄傲。黄金时代的画作,不管就题材或者风格上都呈现十分多样的面貌。不论是宗教或者经济因素,从南尼德兰拥入北方联省共和国的艺术工作者,对于荷兰的绘画发展更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居住在荷兰的画家们,其画作常常被历史学家视为一种反映当时荷兰社会的视觉史料。例如,画作中呈现了当时的经济繁荣、科学爱好、宗教自由与虔诚的生活、对世界的好奇心、从远洋贸易中获得的各种货物、热闹的市场、美丽的城市、忙碌的港口、恬静的乡村田野、明媚的海岸风光或者波涛汹涌的发怒的大海、整洁有序的家居生活,以及包含着男女老少及各行各业人物的写实肖像画,富含隐喻象征的风俗画(Genre Painting)等,产量十分惊人。在技巧上荷兰绘画中的光影技法、色彩调配、空间布局与意象再现,都令人印象十分深刻。17世纪荷兰的画作,可以说是荷兰的黄金时期的缩影。荷兰绘画界的活跃、丰富与多产,当时的大环境的确提供了画家们最有利的创作空间。一个小国,在17世纪却有数以百万的艺术作品在市场的广大需求之下产生,实在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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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的绘画艺术,在整个世界艺术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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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6世纪,尼德兰的画家们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行会,发展出成熟的绘画艺术,是欧洲除了意大利以外绘画艺术最繁荣的地方。在开始的时候,艺术家们主要集中在别的行会中,比如在乌特勒支,画家们属于马具商行会,行会中还有为书籍绘制插图的人、木刻匠以及制作毛毯的工人。在荷兰“反叛”以前,哈勒姆有专门的画家行会就是“圣路加行会”,该行会还保存了一块据说是圣路加的遗骨。1579年在阿姆斯特丹加入了起义者的行列以后,城市中的行会进行了改组,建立了专门属于画家的行会。1585年米德尔堡也有自己的画家的行会。1609年豪达与鹿特丹建立了画家行会;1611年乌特勒支以及代尔夫特也建立了画家行会;1648年莱顿也有了画家行会;1651年霍伦也建立了画家行会。1650年,仅在阿姆斯特丹一座城市,就有180多位职业画家专以作画谋生。当时荷兰全国大约有750名专业画家,每年出产7万幅绘画作品。为了实现成为画家和版画家的梦想,男孩子(很少有女孩)往往才十几岁就会拜师学艺。孩子的家长会支付给师父一定的费用,包括指导费、材料费,有时还包括场地和膳食。学徒们要帮助师父布置和打扫画室,学会削金属尖笔、学习把帆布固定在支架上,捆扎画笔、研磨颜料,并把颜料和油混合在一起,还要向师父学习临摹古人的作品或石膏像。至于师父(画家)的作品虽然并非每一幅都是杰作,画家们也不全然都是大师,但是从艺术史发展的脉络来看,荷兰出生的艺术大师仍然为数众多,所获得的评价也极高,特别在世俗绘画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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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尼德兰地区本来就有良好的绘画传统,那里的天主教会以及信奉天主教的贵族都热爱与崇尚绘画以及雕塑艺术,但是荷兰的“反叛”引发的宗教和政治的骚乱打乱了这里的艺术界和绘画市场,导致人们对于绘画的需求一度锐减。当佛兰德斯和布拉班特的一些城市落入西班牙军队之手的时候,一些信奉新教徒艺术家都逃跑了,许多人选择在北方的城市定居下来。这些城市本来就缺乏绘画艺术的传统,这反而为艺术家提供了新的开拓的空间以及试验的土壤,他们给当地城市的绘画艺术带来了活力。于是,每个城市画家的画风出现了特别的地方。哈勒姆的画家以画风景画见长;乌特勒支的画家主要以历史画见长。在米德尔堡的绘画界,有一段时间静物画非常繁荣。在17世纪的代尔夫特,有一个公认的专门画建筑的画派,画家们擅长画公共建筑物以及私人住宅内部的景观。阿姆斯特丹则有容乃大,包容各种画派和画风,除了以伦勃朗为代表的历史画派以外,还有描绘海上以及陆地风景的各类画家。赫伊津哈指出,油画和素描是荷兰黄金时代艺术中的两种最重要的表现形式。这些画作都比较小巧,都与荷兰的特性——国土面积小、城镇距离短、阶级之间的差距也比较小等原因有关。与此并行的则是普遍的由繁华的经济发展带来的财富以及民众对于文化艺术的精神追求。巨型的建筑与雕塑在荷兰并不流行,因为没有帝王、枢机主教以及拥有特权的贵族赞助建造这类古典而繁复的纪念碑式的建筑物,占主导地位的加尔文派也不提倡在教堂里挂宗教类的图画,因为他们反对偶像崇拜。于是,在欧洲的历史上,自中世纪以来的绘画的主顾或者说赞助人第一次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教会和王室不再是艺术家的主顾,宗教题材的绘画也不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代之而起的是奥伦治亲王家族以及商人和市民阶级对于绘画以及其他艺术品的需求,他们都过着一种市民阶级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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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全盛时期的商人阶级和其他中产阶级人士不仅直接或者间接地对于与海外贸易有关的学问和出版物有兴趣,而且对于艺术特别是绘画多有提倡。他们首先带动了购买艺术品的风气,所以那些价格适中并适合悬挂于屋居的小型的画作,成为艺术品市场上被人购买的大宗。同时,不仅富裕的荷兰人想用绘画来装饰自己的房间,即便是一般普通人民也想收藏绘画,以绘画作为家居的装饰。对于有一些钱但是又不算富贵的普通市民来说,传统的大型的宗教题材以及历史画是超出他们购买能力的承受范围的,画家们必须创作市民阶层能够接受的作品——于是表现日常生活题材的画作如厨房的内部、弹钢琴的女士、安静的街道以及建筑物、静物和乡村风景都成为绘画的对象。大部分的画家以无名氏的方式,在艺术市场上出售价格较为低廉的画作,提供给市民以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虽然没有在艺术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声,但是他们的画作却反映了17世纪荷兰社会一般人民的艺术趣味和社会的风貌。1640年,英国旅行家彼得·蒙迪(Peter Mundy)在访问了荷兰以后写到,没有一个民族像荷兰人那样有如此众多的杰出之士热爱绘画这个职业。许多人热衷于用价值不菲的绘画来装饰自己的屋子,特别是外屋和临街的房间。肉贩和面包师也不甘落后,在自己的店铺里挂上了绘画作品;铁匠和鞋匠也在他们的锻铁工房以及鞋子铺里挂了一些绘画,喜爱艺术和绘画已经成了这个国家民众的一种共识。1688年,威廉·卡尔(William Carr)看到甚至贫民救济院的房间里面也有丰富的绘画作品作为装饰。另一位比彼得·蒙迪晚一年来到荷兰的英国女士约翰·伊芙琳(John Evelyn)也观察到荷兰人特别喜欢绘画。她发现在鹿特丹的年度市场上到处都装点着绘画,特别是风景画以及一些描绘下层群众生活的绘画,数量很大而且价格便宜。她认为荷兰绘画的繁荣是因为人们普遍地把购买绘画作为一种投资的行为,即便是普通的农民也会购买绘画,一般人在自己的家庭里到处挂满了画,他们也在市场上出售这些绘画获取高额的利润。博克塞认为这位英国女士的看法并不十分客观与令人可信,因为荷兰的普通民众完全可以用剩余的资本投资政府和市政当局的债券并从中获利。他指出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荷兰人民从内心热爱这些绘画作品,就像彼得·蒙迪所观察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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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早出现的富于表现当代人物的画家是法朗斯·哈尔斯(Frans Hals,约1581/1585—1666)。他与鲁本斯是同时代的人。他的家庭原先居住在尼德兰南部地区,由于他的父母都是新教徒,所以他们的家庭不得不离开尼德兰的南部,移民到北方的荷兰城市哈勒姆。关于他早年的生平,人们所知甚少,只知道他经常欠面包师傅和制鞋匠的钱。他在1616年画了著名的《圣乔治民兵团的军官》,描绘的是民兵团军官的欢宴,用巨幅的油画表现这种欢快的场面也是当时的一种习俗。要在一幅画的内容里记录如此多的人物肖像,又不显得僵硬和做作,绝非易事。在哈尔斯的笔下,十二名成员个个栩栩如生。他最善于画的是人物肖像,他一生创作了200多幅肖像画。他最早赢得赞誉的也是一系列的肖像画,如《大笑的骑士》,还有为吉卜赛人、醉鬼等底层人物所作的素描。这些作品都创作于1620年至1625年之间,所有的人物都面带微笑,眼睛斜睨,表情诙谐,令人喜爱。哈尔斯善于捕捉闪过人们面容的瞬间的表情,画面充分地展示了人物的个性。在他所描绘的人物肖像画中,他以坚定犀利的目力所画的每一笔都没有夸饰的成分,都是画中的人物在现实中某一个特定的瞬间的定格。哈尔斯绘画中的这些特征省略了许多不必要的描绘细节,其整体的效果远远大于各个部分的总和,是欣赏者在看过画像以后就像见到画中的人物一样。人们欣赏哈尔斯的肖像,关注的是人物特定的部位,而不是人物的每一丝头发、每一条皱纹、每一粒纽扣、每一只耳环等。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中指出,哈尔斯能够“迅速抓住一个转瞬即逝的印象。以前的肖像画看得出是耐心画成的——时常让人感觉出被画者必定静坐了许多次,而画家细而又细地精心记录细节。哈尔斯绝不让模特儿感到厌倦或疲惫不堪。我们好像亲眼看到他迅速、灵巧地运笔挥洒,用几笔浅色和深色就展示出蓬松的头发和弄皱的衣袖。而偶然的一瞥中,他又让我们看到处于特殊动作以及心情中的被画者。当然,没有惨淡经营,哈尔斯绝不能够给我们这样的印象”。在17世纪以前,大多数的画家都是先在画布上打好底色,以获得一个坚实稳定的底面。哈尔斯是“直接画法”的先驱者之一。他是不打底色的,直接将油画颜料涂在画布上。他的许多作品都以自由挥洒的笔触画成,近乎鲁莽地描绘出所表现的对象,许多大笔触明显地存在于画布的肌理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画法的效果。19世纪以后,随着颜料的质量的提高,这种画法就更加普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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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斯《弹鲁特琴的人》,作于1620年至1625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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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斯《哈勒姆救济院女执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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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斯作品吸引人们之处就是其举重若轻的格调。但是到了晚年,他贫病交加,不得不被送入慈善院,由此表现出来的艺术风格却是凝重的品格,使其作品跨入经典的行列。在他去世前两年,也就是1664年所画的《哈勒姆救济院的女执事们》是此一时期最典型的作品。它的画面严肃而凝重。艰辛而贫困的生活已经使得画家忘记了那个曾经妙趣横生、华美轻松的自我。画面上的那些老女人的面容虽然略不乏怜悯,但更多地透露出来的则是严肃、挑剔甚至是苛刻,以及她们对救济院执事的职务所持的共同态度。它也向观众提示了画家自身的多舛而无常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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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勃朗(Rembrandt H. van Rijin,1606—1669)是被人们所公认的荷兰黄金时代最伟大的多才多艺的画家。他于1606年7月15日出生于莱顿,因为他的祖先在莱茵河畔拥有可以经营磨坊生意的风车,故其姓氏为凡·莱茵(van Rijin),意为“来自莱茵河”。他的父亲就是一位富裕的磨坊主,与妻子生育了9个孩子,伦勃朗排行第八。父亲想把所有的男孩都培养成为手艺人,唯独将他送入拉丁文学校学习,在经过七年的拉丁文学习以后,1602年,年仅14岁的伦勃朗进入莱顿大学哲学系学习古典学。但是不久他却要求父亲让他学习绘画,父亲只得勉强同意。伦勃朗在画家雅各布·凡·斯瓦能布鲁西(Jacob van Swanenburgh,1571—1638)以及皮特·拉斯特曼(Pieter Lastman,1583—1637)的指导下学习了若干年,他在艺术上的成熟使得两位老师十分惊奇。伦勃朗最早的一幅为人所知的画作就是《圣斯提凡殉道》,描绘这位早期教会的圣徒被人用石头砸死,此画作于1625年,当时他才19岁。历史学家认为这幅画中的斯提凡就是寓意被杀害的荷兰省大法议长奥登巴恩维尔特,表明年轻的画家对于这位大议长的遇害持同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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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勃朗《圣斯提凡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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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勃朗《自画像》,蚀刻画,作于16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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