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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1706342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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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8世纪早期的荷兰政治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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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三世在“光荣革命”以后兼任英国的国王以及荷兰共和国的执政官。历史学家对于他的英-荷联合统治对于英国以及荷兰的各种影响有着不同的看法，无论如何，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他在1702年意外地坠马去世，有人说这一事故是由于詹姆斯二世的党羽阴谋活动的结果，不过这种说法证据不足。威廉三世没有留下子嗣，他在英国的王位由詹姆斯二世的次女安妮公主继承，是为安妮女王（Queen Anne，1702—1707年在位）。在荷兰方面，由于“沉默者威廉”一系的威廉·奥伦治家族直系断嗣，执政官的职位由威廉三世的堂兄弟约翰·威廉·弗里索（Johan William Friso，1687—1711）继任。弗里索属于弗里斯兰的奥伦治-拿骚家族，他当时只是担任弗里斯兰以及格罗宁根两个省份的执政官，其他的荷兰、泽兰、乌特勒支、海尔德兰以及上埃瑟尔诸省并不接纳这位执政官。1711年，弗里索意外的溺毙，留下了遗腹子卡尔·韩德里克·弗里索（Karl Hendrick Friso，1711—1751），母后玛丽亚·路易萨（Maria Louise of Hesse-Kassel，1688—1765）则在此期间担任摄政，他们一同管治弗里斯兰。卡尔·韩德里克·弗里索被人们称为威廉四世。荷兰省与其他省份（包括格罗宁根）的议会再度决议，认为没有任命执政官的必要。因此，荷兰共和国经历了“第二次无执政官时期”。唯有弗里斯兰保留了威廉四世作为执政官的头衔。1729年，格罗宁根、海尔德兰以及德伦特三个省邀请他担任执政官。不久，他被送往父亲曾经就读的弗兰尼克大学以及乌特勒支大学深造。由于当时英国国内亲詹姆斯的政治派别十分活跃，英国当局担心天主教会以及詹姆斯的势力会卷土重来，所以他们希望再度加强威廉三世所确立的政治传统，尽管当时的荷兰共和国已经不能再保持欧洲强权的地位了。威廉四世于1734年与汉诺威公爵后来成为英王的乔治二世（George II，1727—1760年在位）的女儿安妮（Anne，Princess Royal and Princess of Orange，1709—1759）结婚，说明奥伦治家族及其政治理想在英国仍然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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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荷兰省的执政者不愿意见到威廉四世的这场政治联姻，但是也无力阻止它。威廉四世与安妮回国的时候，海牙以及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厅议员们表现得非常冷淡，唯有家乡弗里斯兰人热烈地欢迎他们。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以后的疆界划分条约中，尼德兰南部的部分地区由荷兰的驻军管辖，这些地区包括那慕尔、伊佩尔以及分布于佛兰德斯西部的一些要塞。法国的波旁王朝得到了西班牙的一些海外的属地。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将原本尼德兰南部以及意大利的一些地方归为己有。荷兰联省共和国很想扩大海军和陆军的规模，重建昔日黄金时代的声望。但是，自18世纪20年代以后，荷兰的海外贸易已经在萎缩，城市的经济也在衰退，阿姆斯特丹的衰落尤其明显，使得它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自1737年以后，人们普遍地对荷兰的衰落忧心忡忡，大家都希望奥伦治家族的政治家能够复出，在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由此振兴国家。人们怀恋威廉三世执政的时代，谴责控制了荷兰政坛三分之一世纪之久的摄政团的议员们。在许多荷兰人看来，这些议员们行事腐败并且近亲繁殖，在荷兰省以及泽兰省尤其如此。1740年至1748年，欧洲爆发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联省共和国并没有挑动和卷入欧洲国家之间的冲突，而想极力保持中立，但是却十分困难，因为当时荷兰属于欧洲各联盟国家整体中的一部分以及欧洲外交的中心，很难做到不被牵扯进去。1744年，英国卷入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联省共和国的四个强大的邻国都在互相战斗，英国站在奥地利一边，普鲁士站在法国一边。联省共和国根据以前一系列条约规定的义务，有责任保卫奥地利统治下的尼德兰，并与英国军队一起抵御近在咫尺的法国军队的入侵。在此情形之下，荷兰必须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维护自己的利益。早在1739年，荷兰与法国曾经签订了一个商务条约，其条款是有利于荷兰的，条件是荷兰必须忽略她对于英国和奥地利所承担的义务。但是到了这个时候，荷兰联省共和国的大部分省份，包括“公地”在内都认为不应该为了法国的利益去破坏以前的承诺并开罪英国和奥地利的王室。于是，在1741年9月，联省议会拒绝了法国的要求，站在了英国和奥地利的一边。1742年3月，联省议会决定扩军2万人，并增加了一种新的税收，来针对荷兰省年收入超过600荷兰盾的人的人头税。到1743年的时候，荷兰的军队已经增加到8.4万人。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联省共和国还要向奥地利提供军费以支持奥地利军队保卫尼德兰南部地区。所以，在1742年至1743年的时候，尽管荷兰国运衰退，仍然在欧洲事务中发挥作用。同时，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荷兰的军队主要还是在保卫自己的国家，而不是为奥地利或者英国作战。联省共和国一直没有与法国正式开战，由此也没有很深地卷入欧洲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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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省议会以及荷兰军队的这种态度很自然地削弱了他们与英国和奥地利的同盟关系，使得他们对荷兰感到不满。当1744年法军推进到今比利时境内的梅嫩的时候，荷兰军队的抵抗非常微弱，一个星期以后守军就投降了。九天以后，法军又攻占了伊珀尔。1745年4月，法国军队再度入侵尼德兰南部地区，此次法军包围了有7000名荷兰守军的图尔内。当时荷兰守军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英国-荷兰-奥地利三国的联军前往增援。5月11日，双方在丰特奈展开决战，联军战败，英国军队将此次战败归咎于荷兰军队作战不力。随后，法军占领了图尔内、根特以及奥斯坦德等地。1746年，法军攻占了布鲁塞尔以及安特卫普，不久就占领除了卢森堡以外的几乎全部尼德兰南部地区。这时，联省议会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急速扩军至9.4万人。当时，荷兰民众对摄政团极为失望和不满。荷兰共和国已经处于18世纪中叶欧洲革命的边缘上了。1747年4月，法军进入弗里斯兰，此时，人们都想到了1672年的“灾难之年”时的危急形势。人民普遍感到必须让奥伦治家族的人出任荷兰共和国共同的领袖以便凝聚全国的力量以抵抗法国入侵。4月26日，鹿特丹的人民首先佩戴了象征奥伦治家族的椭圆形的帽徽和丝带，举起了奥伦治家族的旗帜；27日，海牙和多德雷赫特的人民也做出了相同的举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声援奥伦治家族及其支持者；5月1日，阿姆斯特丹、哈勒姆、莱顿、阿尔克马尔、霍伦、恩克赫伊曾等地的人民也纷纷仿效鹿特丹以及多德雷赫特人民的举动，起而拥护奥伦治家族的人士执政。2日，奥伦治家族的旗帜终于在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厅上高高飘扬了。5月中旬，威廉四世终于出任联省共和国所有的省份的执政官。在港口停泊的海船鸣炮致敬，欢庆活动彻夜不停。一小撮天主教徒不愿意佩戴奥伦治家族的纹章，被人们扔进了阿姆斯特丹的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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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四世于1751年10月在海牙去世，年仅40岁。他的遗孀安妮与奥地利的布伦斯维克公爵（Duke Ludwig Ernst von Braunschweig-Wolfenbüttel，or Duke of Brunswick，1718—1788）共同辅佐安妮年仅三岁的儿子，即为后来的执政官威廉五世（William V，1748—1806）。在威廉五世幼年的时候，布伦斯维克公爵长期担任国务秘书，对于当时荷兰共和国的政治生活具有重要的影响。威廉五世成年以后在担任执政官期间，希望扩建荷兰的陆军，使荷兰成为欧洲的军事大国，同时，也借此机会扩大以及巩固自己的权力。但是，以阿姆斯特丹为首的一些以海上贸易为主的港口城市则希望荷兰能够扩大海军建设，发展远洋运输业以及商船队。因此，在国家的决策方面，威廉五世与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厅议员们经常处于对立的状态。在社会方面，虽然经过18世纪40年代的动荡，人们都普遍希望过安定的生活。从表面上看，社会上是比较平静的。但是荷兰的社会经济的衰退使得人民深感失望，他们希望看到变革，所以各种思潮动荡起伏，呈现出暗流涌动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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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5年至1783年英国在北美的十三个殖民地爆发了著名的“独立战争”，这一事件使得英国与荷兰的双边关系蒙受不利的影响。首先，荷兰国内的公众舆论普遍同情北美的革命者，特别是奥伦治家族的反对者对美国革命持赞同的态度。其次，荷兰人在加勒比诸海域活动的商船队与北美殖民地的反抗者大做生意，他们通过西印度群岛尤其是圣尤斯塔歇斯岛将武器、粮食与军火运输到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英国政府极为不满，向联省议会施加压力，并威胁要在公海上俘获或攻击荷兰的商船队。事实上，荷兰人这样做的目的也是要挑战英国已经日益强大的海上霸主地位。荷兰共和国还加入了由俄国女皇凯瑟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1762—1796）所发起的“武装中立同盟”（League of Armed Neutrality），此次“武装中立同盟”从1780年持续至1783年，正是在英国与北美殖民地之间发生战争期间。“同盟”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在波罗的海、北海以及大西洋上航行的加入同盟的欧洲国家的商船，俄国还派出海军在地中海、波罗的海以及北海巡逻。荷兰加入了这个“同盟”，对此英国则并不乐见。在1779年底，荷兰共和国向西印度群岛派出一支护航舰队，以保护荷兰商船在这一海域的贸易活动，荷兰战舰在英吉利海域已经与英国海军发生了交火。1780年12月，英国向荷兰宣战，第四次英荷战争爆发，英国的借口就是荷兰人介入和协助北美殖民地人民反对英国的独立战争。英国人指出：“荷兰共和国通过许多条约和联盟长期与英国保持密切的关系，但是荷兰共和国却暗中支持英国的敌人，一直拒绝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一直拒绝与英国的愿望保持一致，联省议会不能或者不愿意强迫阿姆斯特丹遵守两国之间存在的条约的规定。”从那时起，英国的海军战舰在大西洋上搜寻疑似为美国革命者提供物资的荷兰船只。在靠近北美殖民地的海域，英国有122艘战舰，荷兰只有17艘，很明显荷兰不能为自己的商船提供有效的保护以防止英国海军的攻击。荷兰国内直到1781年元旦才得知英国向荷兰宣战的消息。当时，阿姆斯特丹有1500万荷兰盾的资产投资于海上的运输，全国其他城市则有约5000万荷兰盾的资产投资于海上的运输。当时的荷兰处于危险之中。此次英荷战争沉重打击了荷兰的海上运输业。1781年1月，英国的海军战舰以及私掠船只俘获了不下于200艘的荷兰船只。在以后的几个月内，有500多艘英国的武装民船游弋在北海上面，使得荷兰的船只不敢冒险离开荷兰各大港口。为了使自己的航运业维持下去，荷兰的船主们只得将自己的船只开到中立国家登记注册。同年3月，英国海军进攻圣尤斯塔歇斯岛，防守该岛的荷兰人要塞上的许多大炮都不能发射，守军中相当多的人都是老兵，在强大的英军面前只好选择投降。该岛的中转贸易曾经是荷属西印度公司最为重要的财源之一，但是荷兰人的防守却非常松懈。英国人在占领了圣尤斯塔歇斯岛的港口以后，发现了15艘北美殖民地的商船，俘获了大约2000名水手，还缴获了一些荷兰的船只以及大量的荷兰货物以及粮食，其价值达4000万荷兰盾，由此切断了北美的革命者通过荷兰人购买来自欧洲的货物以及当地的粮食的管道。英国人还让荷兰的旗帜在港口的要塞上继续飘扬，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许多不知真情的荷兰船只陆续到达，结果都被英国人捕获了。不久，英国的海军攻占了荷兰西印度公司在非洲西海岸的除米纳城堡以外的所有的要塞。在东印度，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损失也十分巨大。在锡兰，荷兰人失去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亭可马里要塞和港口。到1784年第四次英荷战争结束的时候，荷属东印度公司割让了印度东南沿海地区的港口城市纳加帕蒂南，并允许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自由通过马六甲海峡。在此次战争期间，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不断攻击荷属东印度公司从事中国贸易的商船，一度繁荣的荷兰与广州之间的茶叶贸易也完全中断了。1781年至1782年，没有任何荷兰的船只来中国贸易。战争期间，荷属东印度公司损失惨重，直接的经济损失估计达4300万荷兰盾。荷兰联省共和国在整体上呈现出国力以及经济的衰退的征象，造成了荷兰国内的政治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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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二、“爱国者”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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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这种内忧外患的形势之下，荷兰联省共和国内部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团体，即所谓的“爱国者”（Patriots）。“爱国者”运动的领导者是一些报业的记者、律师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它特别吸引有文化的人、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中产群体特别是小业主的加入，上层群体中也有少数人赞同这个政治运动。“爱国者”运动自下而上，席卷荷兰各大城市，在农村地区也有零散的活动。这个运动的目标非常激进，就是要改变国家的模式和政府的制度。“爱国者”们自视继承了历史上荷兰反抗西班牙暴虐统治的“反叛者”的革命传统，他们认为当时的荷兰执政官威廉五世日益走向专权，并且操弄和控制自己的行政官吏，导致国家政治腐败，在与英国的海上作战节节失利，丧权辱国。实际上，这个运动最基本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剥夺执政官以及寡头摄政对于市政的以及各省的控制权，并且将权力转交给那些自认为是人民的代言人或代表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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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伊斯列尔指出，“爱国者”的政治观念的基础除了以前的荷兰共和国在反抗西班牙统治中形成的基本精神以外，还有一些新的时代的特征，—特别重要的是关于“人民”的理念。这是18世纪中叶以来在荷兰共和国特定的背景之下形成的特殊的观念，它还与后来19世纪早期的关于民主的国家观念以及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相联系。“爱国者”们认为“荷兰人民”是一个整体的民族，不仅包括信奉加尔文派的主流民众，也应该包括路德宗（该宗派在当时非常支持“爱国者”运动）、门诺派以及天主教徒。他们反对以前加尔文派对于少数宗教派别的排斥，企图吸引这些少数宗派的人士参加其社会运动。他们声称在荷兰建国的历史上，有不少英雄人物以及文人学士并不属于加尔文派，他们同样地为荷兰的建国事业以及海外扩张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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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1年9月，若安·德雷克·凡·德·坎培伦（Baron Joan Dreck van der Capellen tot den Pol，1741—1784）以匿名的方式，发行了一本《致尼德兰人民》（Aan het Volk van Nederland or To the People of Netherlands ）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主要批评了当时荷兰奥伦治家族执政官的统治，认为在执政官的统治之下荷兰的政治和社会都出现了普遍的腐败现象，它也传播了民主政治的观念以及人民应该拥有的权利。坎培伦是一位拥有男爵头衔的贵族，他赞同美国革命的原则，希望利用小册子等出版物，造成公共的舆论，来制约执政官的权力。他经常使用一些带有民族感情的文字，呼吁荷兰人民，不要像以前一样，只认为荷兰人是居住在一个城镇或某个地区的人，仅仅为自身以及自己所属地区的自由与利益着想。他觉得荷兰人应该具有公民的意识，并希望公民们展现公共政治的力量。《致尼德兰人民》指出：尼德兰人民应当组织起来，立即准备好参与整个国家的事务；因为国家是属于人民的，政治是属于人民自己的事情，国家并不属于亲王、政要以及亲王的亲朋好友。这些人将尼德兰视为自己的私有的和世袭的财产，如同他们饲养的牛羊一般任意摆布和肆意宰杀。因此，居住在这个国家的人民和同胞，不论贫富和年龄，都要团结一致，成为国家的主人，共同商讨如何掌管国家事务、以何种方式进行管理以及委任谁来治理这个国家。“上帝，我们的父亲，创造了人类，使人类幸福、快乐，并赋予人天生我才必有用，尽可能互助谋求幸福快乐，达到造物主的美意，为促进人类的幸福付出努力，每个人都生而平等……在一个国家当中，没有一种形式的自由是集中在一个人手中的，且具有世袭的权力，命令一支强大的军队，或迫使所有的人都服从于他个人的命令或在其影响之下生活，而且人民无辜并且手无寸铁。尼德兰人民武装起来，用冷静而谦和的态度行动，耶和华是自由之神，祂引导了以色列人民走出奴役，使他们成为自由之士，上帝也将支持我们正当的理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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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培伦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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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者”们通过报纸向民众宣传他们的观念，并且试图将各地的民兵组织转变成代表民众意愿的工具，最后迫使奥伦治家族及其摄政团将政治权力交出，实现地方自治。他们组织的新的民兵团体被称为“自由军团”（Free Corps），该组织与以前的民兵团体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它们不属于摄政团的控制，而是由各城镇的防务委员会管理，军官是选举出来的；其次，其加尔文派的色彩少了许多，吸收不同宗教派别的人士参加，甚至有天主教徒；再次，它们直接参与地方政治，支持“爱国者”运动；最后，它们的成员强化军事训练，并且使用最新式的武器。在必要的情况之下，它们可以与政府军或者外国军队对抗。1783年1月，多德雷赫特成为第一个建立新的“自由军团”的城市，该军团大约有1000人。乌特勒支是另一个“爱国者”运动的中心，该城有一份“爱国者”办的报纸，还建立最大规模的“自由军团”的组织。在此期间，乌特勒支享有“民主的驾座”的称号。乌特勒支的“爱国者”报纸呼吁市民请愿，要在各省建立新的宪法制度，他们声称奥伦治家族以及摄政团的统治是不符合宪法的，也就是非法的，因为他们违反人民的意愿，凡事不与人民商量。1748年，“爱国者”运动蔓延到许多城镇，人们分发传单，张贴告示。许多“自由军团”的成员带着武器参加到群众性的抗议运动中去。1784年，坎培伦以及“爱国者”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编辑了一本匿名出版的两卷本的书籍《宪法的复兴》（Groundweittige Herstelling or Constitutional Restoration ，1784），被认为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前欧洲最重要的启蒙著作之一。它不是向摄政团、贵族和执政官提出呼吁，而是向“市民同胞们”提出呼吁。这本书籍的思想既体现了反抗西班牙暴政的“乌特勒支同盟”的北方尼德兰独立的精神，也反映了后来联省共和国的历史发展脉络。书中表达了当时的荷兰人民——主要是行会、民兵以及各地的市政厅的议员们想要恢复“尼德兰反叛”的时代精神，废除执政官以及摄政团的腐败的权力的强烈愿望。其中谈到要以美国革命中的武装民兵为武力，迫使执政官和摄政团尊重中产阶级即拥有财产和技术的专业人士的利益和权利，还要尊重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派别。总而言之，就是要促进人民行使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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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者”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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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激进的思想影响之下，从乌特勒支开始，群众运动风起云涌。“爱国者”的支持者们身披黑色的羽衣，佩戴黑色的丝带并且结成“V”字形，以象征荷兰文中的“Vrijheid”（Freedom自由），与那些身披橘色羽衣的奥伦治家族的支持者们对峙。抗议者们采取有秩序的和非暴力的手段，最后迫使该市的市政厅屈服，交出权力。在荷兰省，革命的进程比较慢，同时也比较无序。从1784年以后，“爱国者”与奥伦治家族的支持者爆发了一系列街头冲突。奥伦治家族的支持者往往是文化水平较低的社会底层人士，还有一些是妇女。他们高喊：“支持奥伦治！打倒爱国者！”这年4月8日，鹿特丹的“自由军团”民兵向奥伦治的支持者们开枪，打死四人，打伤了一些人。接着，许多城市的“自由军团”开始镇压奥伦治家族的支持者。1785年9月4日，海牙市镇压了奥伦治家族支持者的暴动。这些有组织的群众运动有增无减，在发生两派冲突的地方，共和国的行政机构就处于瘫痪的状态。1786年，乌特勒支的省议会放弃了对于本城的控制，撤退到阿默斯福德，那里有荷兰正规军的要塞。乌特勒支的市民实现了荷兰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人民自己举行的市政厅议员的选举，这些议员中大部分是店主和零售商人，他们中有阿明尼乌派的信徒，也有门诺派的信徒，还有两名天主教徒。同年8月，乌特勒支的“自由军团”举行了大聚集，其人数达到13517名，这是当时荷兰共和国“爱国者”“自由军团”人数的一半。1786年夏天，“爱国者”似乎已经取得了胜利，他们在乌特勒支省、荷兰省、上埃瑟尔省、海尔德兰省、布拉班特北方以及格罗宁根都占了上风；在泽兰省、弗里斯兰以及海尔德兰的部分地区还在奥伦治家族支持者的手中。不过在荷兰省，虽然大部分市政厅机构都被“爱国者”及其支持者所控制，但是社会上两派的对立和纷争却非常严重，城市中的许多无产阶级、农村中的许多农民以及渔民都支持奥伦治家族的统治。尤其在农村，许多乡政府的首领和加尔文派教堂的牧师都是强烈拥护奥伦治家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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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6年8月，双方的冲突达到了最为激烈的阶段。海尔德兰的奥伦治家族的支持者要求联省共和国的执政官派军队恢复阿纳姆区的两个小镇的地方秩序。他们的动议受到由“爱国者”占主导地位的阿纳姆以及聚特芬市民的反对。最后，军队还是占领了这两个小镇。整个联省共和国的“爱国者”运动的报刊都对执政官发出激烈的抨击，国家已经面临内战的边缘。“爱国者”俱乐部以及“自由军团”开始组建防卫区，收集武器弹药以及军需物资，特别是乌特勒支已经成为一座武装的兵营。1787年3月，“爱国者”民兵以及正规军已经在阿默斯福德附近爆发正式的战斗，有80名士兵被打死。但是，随着冲突的加剧，“爱国者”运动中的温和派即少数有影响的寡头议员们的决心开始动摇，他们不认同由新闻记者、律师以及其他专业人士所倡导的民主思想，害怕过度激进的群众运动会危及自身的利益。当“爱国者”们在积极准备军事斗争的时候，他们则准备与执政官妥协。同年4月，阿姆斯特丹的一些市政厅的议员寻求与执政官威廉五世的合作，以共同对付“爱国者”，他们动员了一批码头工人、木匠以及贸易中介人试图与“爱国者”对抗。“爱国者”们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公众抗议活动，将阿姆斯特丹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城市中许多富裕的商人以及银行家都从他们的乡间别墅里逃走了。同年8月，鹿特丹的市政厅也被“爱国者”们所控制。另一方面，大批亲奥伦治家族的民兵也在泽兰省集结，他们主要由海员以及渔民组成，足以阻止“爱国者”运动在该省的发展。该省还拥有许多正规部队的要塞。1787年1月，他们攻下了阿纳姆以及聚特芬，镇压了当地的“自由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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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年5月在乌特勒支“爱国者”与威廉五世军队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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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五世是一位受传统贵族教育长大的执政官，个性优柔寡断，没有远见，拘泥于琐碎之事。他对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感到畏惧，退到奈梅亨。他最后只得借助于外国的干涉解决内政的问题。威廉五世的妻子威廉米娜（Wilhelmina of Prussia，1751—1820）的兄长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Friedrich Wilhelm II，1786—1797年在位），他一向仇视和厌恶民主思想，决意干涉荷兰革命。与此同时，威廉米娜也同时向英国汉诺威王室公主的安妮（Anne，Princess Royal and Princess of Orange，1709—1759）寻求支持，因为汉诺威的安妮是英国国王乔治二世（George II，1727—1760年在位）的女儿，也即威廉五世的母亲。英国方面则答应给予威廉五世以金钱方面的帮助。1787年8月，腓特烈·威廉二世派遣了一支2.6万人的大军越过边界兵分两路向海牙以及阿姆斯特丹进发，攻击“爱国者”的“自由军团”，后者终于不敌训练有素的普鲁士大军，不久，乌特勒支没有抵抗就陷落了。“爱国者”革命运动趋于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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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仗着普鲁士的军队以及英国的金钱，威廉五世以凯旋者的姿态回到了海牙。“爱国者”们办的报纸被关闭了，政治集会被禁止了，“爱国者”俱乐部以及“自由军团”也被解散了。旧式的民兵组织恢复了，它们是在市政厅的管辖之下的，也是由亲奥伦治家族的人士控制的。它们的人员在街上攻击“爱国者”运动主要领导人的家宅，经常是抢劫这些家庭。在当时荷兰的政治传统下，虽然没有“爱国者”遭受杀害或者故意被伤害，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受到恐吓与威胁。数以千计的“爱国者”逃离荷兰去外国避难，他们中许多人去往奥地利统治下的尼德兰南部，还有许多人去法国躲避，法国国王路易十六（Louis XVI，1774—1793年在位）对这些人表示欢迎。1787年12月，威廉五世任命了劳伦斯·皮特·凡·德·斯佩格尔（Laurens Piter van de Spiegel，1736—1800）为荷兰省的大法议长来收拾残局。斯佩格尔是一位精力充沛的能干的政治家，一向支持奥伦治家族的统治。在18世纪70年代，他写作和出版了一些博学的历史研究著作以及政治讲演录。他对于荷兰共和国的历史和现实有着广博的知识。他坚信必须对荷兰共和国以前的具有封建割据特征的政治结构加以改革，促使各省走向统一的整合体。他的政治理念与奥伦治家族的集权思想是不谋而合的。斯佩格尔在实际主持政务以后做了一些改革，比如修订了各省在对共和国总体财政上负担的配额，增加了荷兰省的配额，海尔德兰省的配额也略有增加，而泽兰省、乌特勒支省以及弗里斯兰省则略有减少。他对于东印度公司控制地区以外的海外殖民地也做了一些改革。在第四次英荷战争期间，西印度公司在保卫荷兰海外殖民地方面表现不佳，反应迟钝，战绩甚差。从1792年1月开始，荷兰共和国政府将西印度公司在圭亚那的包括苏里南、埃塞奎博、德梅拉拉、波莫隆以及西非沿海地区的诸多要塞都被置于联省议会的直接管辖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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