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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者”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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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激进的思想影响之下，从乌特勒支开始，群众运动风起云涌。“爱国者”的支持者们身披黑色的羽衣，佩戴黑色的丝带并且结成“V”字形，以象征荷兰文中的“Vrijheid”（Freedom自由），与那些身披橘色羽衣的奥伦治家族的支持者们对峙。抗议者们采取有秩序的和非暴力的手段，最后迫使该市的市政厅屈服，交出权力。在荷兰省，革命的进程比较慢，同时也比较无序。从1784年以后，“爱国者”与奥伦治家族的支持者爆发了一系列街头冲突。奥伦治家族的支持者往往是文化水平较低的社会底层人士，还有一些是妇女。他们高喊：“支持奥伦治！打倒爱国者！”这年4月8日，鹿特丹的“自由军团”民兵向奥伦治的支持者们开枪，打死四人，打伤了一些人。接着，许多城市的“自由军团”开始镇压奥伦治家族的支持者。1785年9月4日，海牙市镇压了奥伦治家族支持者的暴动。这些有组织的群众运动有增无减，在发生两派冲突的地方，共和国的行政机构就处于瘫痪的状态。1786年，乌特勒支的省议会放弃了对于本城的控制，撤退到阿默斯福德，那里有荷兰正规军的要塞。乌特勒支的市民实现了荷兰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人民自己举行的市政厅议员的选举，这些议员中大部分是店主和零售商人，他们中有阿明尼乌派的信徒，也有门诺派的信徒，还有两名天主教徒。同年8月，乌特勒支的“自由军团”举行了大聚集，其人数达到13517名，这是当时荷兰共和国“爱国者”“自由军团”人数的一半。1786年夏天，“爱国者”似乎已经取得了胜利，他们在乌特勒支省、荷兰省、上埃瑟尔省、海尔德兰省、布拉班特北方以及格罗宁根都占了上风；在泽兰省、弗里斯兰以及海尔德兰的部分地区还在奥伦治家族支持者的手中。不过在荷兰省，虽然大部分市政厅机构都被“爱国者”及其支持者所控制，但是社会上两派的对立和纷争却非常严重，城市中的许多无产阶级、农村中的许多农民以及渔民都支持奥伦治家族的统治。尤其在农村，许多乡政府的首领和加尔文派教堂的牧师都是强烈拥护奥伦治家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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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6年8月，双方的冲突达到了最为激烈的阶段。海尔德兰的奥伦治家族的支持者要求联省共和国的执政官派军队恢复阿纳姆区的两个小镇的地方秩序。他们的动议受到由“爱国者”占主导地位的阿纳姆以及聚特芬市民的反对。最后，军队还是占领了这两个小镇。整个联省共和国的“爱国者”运动的报刊都对执政官发出激烈的抨击，国家已经面临内战的边缘。“爱国者”俱乐部以及“自由军团”开始组建防卫区，收集武器弹药以及军需物资，特别是乌特勒支已经成为一座武装的兵营。1787年3月，“爱国者”民兵以及正规军已经在阿默斯福德附近爆发正式的战斗，有80名士兵被打死。但是，随着冲突的加剧，“爱国者”运动中的温和派即少数有影响的寡头议员们的决心开始动摇，他们不认同由新闻记者、律师以及其他专业人士所倡导的民主思想，害怕过度激进的群众运动会危及自身的利益。当“爱国者”们在积极准备军事斗争的时候，他们则准备与执政官妥协。同年4月，阿姆斯特丹的一些市政厅的议员寻求与执政官威廉五世的合作，以共同对付“爱国者”，他们动员了一批码头工人、木匠以及贸易中介人试图与“爱国者”对抗。“爱国者”们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公众抗议活动，将阿姆斯特丹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城市中许多富裕的商人以及银行家都从他们的乡间别墅里逃走了。同年8月，鹿特丹的市政厅也被“爱国者”们所控制。另一方面，大批亲奥伦治家族的民兵也在泽兰省集结，他们主要由海员以及渔民组成，足以阻止“爱国者”运动在该省的发展。该省还拥有许多正规部队的要塞。1787年1月，他们攻下了阿纳姆以及聚特芬，镇压了当地的“自由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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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年5月在乌特勒支“爱国者”与威廉五世军队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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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五世是一位受传统贵族教育长大的执政官，个性优柔寡断，没有远见，拘泥于琐碎之事。他对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感到畏惧，退到奈梅亨。他最后只得借助于外国的干涉解决内政的问题。威廉五世的妻子威廉米娜（Wilhelmina of Prussia，1751—1820）的兄长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Friedrich Wilhelm II，1786—1797年在位），他一向仇视和厌恶民主思想，决意干涉荷兰革命。与此同时，威廉米娜也同时向英国汉诺威王室公主的安妮（Anne，Princess Royal and Princess of Orange，1709—1759）寻求支持，因为汉诺威的安妮是英国国王乔治二世（George II，1727—1760年在位）的女儿，也即威廉五世的母亲。英国方面则答应给予威廉五世以金钱方面的帮助。1787年8月，腓特烈·威廉二世派遣了一支2.6万人的大军越过边界兵分两路向海牙以及阿姆斯特丹进发，攻击“爱国者”的“自由军团”，后者终于不敌训练有素的普鲁士大军，不久，乌特勒支没有抵抗就陷落了。“爱国者”革命运动趋于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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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仗着普鲁士的军队以及英国的金钱，威廉五世以凯旋者的姿态回到了海牙。“爱国者”们办的报纸被关闭了，政治集会被禁止了，“爱国者”俱乐部以及“自由军团”也被解散了。旧式的民兵组织恢复了，它们是在市政厅的管辖之下的，也是由亲奥伦治家族的人士控制的。它们的人员在街上攻击“爱国者”运动主要领导人的家宅，经常是抢劫这些家庭。在当时荷兰的政治传统下，虽然没有“爱国者”遭受杀害或者故意被伤害，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受到恐吓与威胁。数以千计的“爱国者”逃离荷兰去外国避难，他们中许多人去往奥地利统治下的尼德兰南部，还有许多人去法国躲避，法国国王路易十六（Louis XVI，1774—1793年在位）对这些人表示欢迎。1787年12月，威廉五世任命了劳伦斯·皮特·凡·德·斯佩格尔（Laurens Piter van de Spiegel，1736—1800）为荷兰省的大法议长来收拾残局。斯佩格尔是一位精力充沛的能干的政治家，一向支持奥伦治家族的统治。在18世纪70年代，他写作和出版了一些博学的历史研究著作以及政治讲演录。他对于荷兰共和国的历史和现实有着广博的知识。他坚信必须对荷兰共和国以前的具有封建割据特征的政治结构加以改革，促使各省走向统一的整合体。他的政治理念与奥伦治家族的集权思想是不谋而合的。斯佩格尔在实际主持政务以后做了一些改革，比如修订了各省在对共和国总体财政上负担的配额，增加了荷兰省的配额，海尔德兰省的配额也略有增加，而泽兰省、乌特勒支省以及弗里斯兰省则略有减少。他对于东印度公司控制地区以外的海外殖民地也做了一些改革。在第四次英荷战争期间，西印度公司在保卫荷兰海外殖民地方面表现不佳，反应迟钝，战绩甚差。从1792年1月开始，荷兰共和国政府将西印度公司在圭亚那的包括苏里南、埃塞奎博、德梅拉拉、波莫隆以及西非沿海地区的诸多要塞都被置于联省议会的直接管辖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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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1706342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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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三、共和国的最后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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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尼德兰的政治局势与南部的发展是息息相关、互相牵连的。自从北方的尼德兰宣布独立，脱离西班牙的统治成为荷兰联省共和国以后，西班牙国王菲律普二世想要维持尼德兰南北方统一的企图也宣告破灭了。1598年，菲律普二世在临终前将南部尼德兰赠与女儿伊萨贝拉·克拉拉·欧杰尼亚（Isabella Clara Eugenia，1566—1633）以及女婿即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的大公阿尔伯特（Albert，Archduke of Austria，1559—1621）共同统治。在1598年至1621年期间阿尔伯特以及伊萨贝拉夫妇共同管理尼德兰南方，他们夫妇在该地区以及今天法国北方的一带拥有很大的权势，荷兰联省共和国与西班牙签订的两国之间的《十二年停战协定》，就是由他们两位与奥登巴恩维尔特协商订立的。深受阿尔伯特大公信任的著名的佛兰德斯大画家鲁本斯曾经受西班牙当局的委托努力想要延长休战的期限，但是没有成功；荷兰共和国在奥登巴恩维尔特倒台以后，一度想要“收复”尼德兰南部地区，也出于休战协定的规定以及其他种种原因没有得以实现。尼德兰南方在阿尔伯特大公夫妇的治理之下，社会比较稳定，经济也在慢慢地恢复和发展，安特卫普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良港以及金融的中心。1621年，阿尔伯特大公去世，膝下无嗣，于是，尼德兰南方由西班牙王室收回，由西班牙中央政府直接管理，而西班牙与荷兰之间的战争也因为《十二年停战协定》的结束而重新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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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伯特夫妇管理尼德兰南部地区的时候，当地还是拥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期，尼德兰的南方由法国的安茹公爵（Gaston，Duke of Orléans，1626—1660年在任）管治。当时，法国式的中央集权政治体系一度取代了当地的自治传统，由军政府来管理一切事务。南部尼德兰的人民对此甚感沮丧。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以后，虽然军政府的政治形式不再继续，但是中央集权的政治形式在后来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在南部尼德兰建立的君主政体提供了一种管治的模式。在17世纪和18世纪，哈布斯堡王朝在南部尼德兰驻守的统治者，曾经使用过不同的名称。但不论是总督、执政官或是王室的全权代表，从总体上来看，尼德兰的南部地区一直拥有地方三级会议的自治体系。当然，最终和最高的权力，仍然归于马德里或是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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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德兰南方一直为争取传统的自治而努力，其主权从西班牙转移到奥地利以后，特别是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唯一的女皇玛利亚·特雷萨（Maria Theresa，1718—1780，1745—1765年在位）在位期间，有相当长的一段安定的时期。当时除了尼德兰南方以外，她所统治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还拥有奥地利、匈牙利、克罗地亚、波希米亚、特兰西瓦尼亚、曼图亚、米兰、加利西亚以及帕尔玛等大片土地以及城市。当时，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派驻南部尼德兰的总督为查理·亚历山大公爵（Duke Charles Alexandre of Lorraine，1741—1780年在任），在他的管理之下，政治基本稳定、社会和经济都在复苏和缓慢发展。1757年，在尼德兰南方贵族的要求之下，特雷萨女皇废除了其父亲奥地利哈布斯堡皇帝查理六世（Charles VI，1711—1740年在位）设立在维也纳的管理尼德兰南部地区的最高议会。这样，原先地方上的三级会议的治理方式得到尊重并且延续发展。特雷萨女皇对于尼德兰南方做出的任何政治决定都要取得地方议会的同意。这个决定被称为《特雷萨妥协》（Theresion Compromi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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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0年，玛利亚·特雷萨女皇逝世。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Joseph II，1765—1790，1780—1790年在位）成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的皇帝。在18世纪的欧洲历史上，约瑟夫二世堪称一名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开明君主”。1781年5月至7月，他曾经微服私访尼德兰南部地区，发现当地政治和社会机构已经老旧过时，不合时宜以及效率低下。他在回到维也纳以后，宣称为了人民的福祉，应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削弱了位于布鲁塞尔的摄政团的权力，将尼德兰南方的政治和行政置于维也纳中央政府的直接管治之下，他希望以中央集权的方式执政，并要将政治与司法之间的权限加以划分，建立起较为理性的社会体系以及政府机构。他在布鲁塞尔设立行政院，削减地方三级会议的力量，并建立社会安全以及福利制度，颁布《穷困救济法》等；在法制方面，约瑟夫二世颁布了《民事法》以及《婚姻法》等，欲将一些原本属于教会法的规章，转移到世俗法的范围。根据这些法律，婚姻、丧葬、墓地的管理都被纳入《民事法》的范围，并且解除了天主教徒不可以诉求离婚的这项教会法规。他对行会加以改革，使之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的需要。他还着手改革鲁汶大学。在宗教事务上，他刻意地弱化两个世纪以来南部尼德兰推行的贯彻天主教会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政策，推行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他禁止了许多多余的修道院的宗教活动，并将其他的修道院置于维也纳而非罗马教廷的控制之下，还禁止大规模的宗教游行活动。他还免除了大小修道院培育教士的权力，规定神职人员必须经过一般学校的培训过程，更是取消了教士免交税收的特权，给予新教徒以及犹太教徒以宗教信仰的自由。约瑟夫二世带给尼德兰南部地区的深远影响几乎可以与北方的“爱国者”运动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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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二世的改革，引起了尼德兰南方保守的贵族以及教士的不满。由贵族、教士以及市民组成的三级会议的代表，试图延迟或者搁置约瑟夫二世的改革。然而，约瑟夫二世决议废除三级会议。于是，尼德兰南部的贵族、教士、保守派人士以及反对中央集权分子就暗地里酝酿军事反抗约瑟夫二世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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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年，抗议的浪潮就已经开始崛起，特别在布拉班特地区更是如此。抗议的领袖人物是记者和律师出身的政治家韩德里克·凡·德·诺特（Hendrik van der Noot，1731—1827）和更为激进的法朗斯·冯克（Jan Frans Vonck，1743—1792）。抗议者主要诉求就是要求约瑟夫二世尊重勃艮第王朝以及哈布斯堡王朝历来赋予的尼德兰南部地方自治的特权。1787年6月，凡·德·诺特以及布鲁塞尔的行会，组织了属于自己的民兵，这些民兵与北方“爱国者”民兵有相似之处，不过在政治上更加保守。同年9月，他们日益壮大，迫使奥地利军队从布鲁塞尔撤退。在以后的两年之内，各地包括一些乡村在内，抗议活动随处可见。当时，北方的威廉五世及其普鲁士同盟者并没有对此运动表示太大的支持，然而，海牙当局以及欧洲其他地方的反约瑟夫二世的势力倒是一直鼓励尼德兰南方的抗议活动。1789年，法国大革命风起云涌。同年，尼德兰南方感受到法国大革命的热烈气氛的感染，反约瑟夫二世的人士组成了一支军团，击败了驻守在今比利时安特卫普省的蒂伦豪特的奥地利驻军。凡·德·诺特还亲自前往北方的荷兰寻求帮助，呼吁荷兰共和国各省支持南方反对派的理念。从那时起，布鲁塞尔逐渐成为反抗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中心。各地的教会人士也响应抵制约瑟夫二世的运动，还吸引了许多不满约瑟夫中央集权的中产阶级。他们发表了《布拉班特人民宣言》，甚至希望尼德兰南方摆脱奥地利的统治，赢得完全的独立。一般人们认为，这份宣言与1581年联省议会公布的反对西班牙菲律普二世的《断绝法案》是非常相似的，或是基于后者的基础上写成的。当时的尼德兰南方，除了卢森堡以外，其他各省纷纷响应，宣示不再承认约瑟夫二世在尼德兰地区的统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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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0年，不同派别的反约瑟夫二世的人士，宣布成立“比利时合众国”（Confédération des États Belgiques Unis），推选凡·德·诺特为新政府的领袖，并且建立新的行政、国防、外交以及法律体系，恢复并且改革三级会议。为了防止法国大革命的激烈行为的出现，以法朗斯·冯克为主的改革派，则主张采取启蒙理性的思想，采用更加进步的政府体系。约瑟夫二世看到与冯克合作的可能性，转而支持冯克的派别，这也可以看作一种分化瓦解的策略。于是，原本互相合作的革命派人士，因为观念上的差异发生了分歧与分裂。同年，约瑟夫二世去世，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1790—1792年在位）继承王位成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他一方面继续约瑟夫二世的政策，另一方面则出兵镇压尼德兰南方的革命，最后成功解散了“比利时合众国”。尼德兰南方的分离运动一开始就具有两种不同的倾向，凡·德·诺特及其追随者主要关怀的是被约瑟夫二世剥夺的地方权力，这些特权以前一向是在少数贵族、教士以及富裕的商人手中的。与北方荷兰的“爱国者”相比，他们的思想是相当保守，甚至与启蒙运动背道而驰的。主张民主以及自由的冯克派，并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在1790年初，许多冯克派的人士都选择流亡法国。从1789年至1790年发生在尼德兰南方的分离运动也被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之为“布拉班特革命”（Brabant Revolution）。昙花一现的“比利时合众国”，也很快地宣告解体。但是这次分离运动在历史上的意义远远超过短暂的历史运动。后来的历史学家往往把它看成1830年比利时脱离尼德兰王国的革命运动的前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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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德兰南方政局的动荡也牵扯到了北方的荷兰，几乎同时发生的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则加深了北方荷兰共和国内部的裂变。当然，就地理因素而言，法国大革命首先影响到的是尼德兰南部地区。1792年11月，法国军队进入尼德兰南方，击败了驻扎在那里的小股奥地利军队。1795年，尼德兰南部正式被并入法国的领土，由此对当地的文化、社会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前各省的行政机构都被扫除，代之以法国式样的行政部门。司法制度也被法国革命以后的制度所取代。1796年，南部的各个天主教修会被镇压和取缔，它们的财产以及地产都被充公。1897年至1898年，南部尼德兰的教区也被减少了。1795年1月，法国军队越过了封冻的诸大河流浩浩荡荡进入北方。北方各地的人民对于法国军队以及革命的态度与南方截然不同，他们将法国军队视为法国革命的代言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此持欢迎的态度。从1793年至1794年，北方各地出现了许多读书会，其成员对以前的“爱国者”运动一直持同情的态度，在思想上亲近启蒙运动以及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对奥伦治家族则持反对的态度。在1794年夏天的时候，仅仅阿姆斯特丹一个城市就有34个读书会团体出现，每个团体有60至80人左右。其他城市还有无数这样的团体。在乌特勒支出现了12个读书会，它们经常在私人家庭举行聚会。1794年9月，阿姆斯特丹已经出现了秘密的革命委员会，它的成员到处散发宣传革命的小册子以及传单。10月，奥伦治家族联合普鲁士人以及英国人对此进行了严厉的镇压，但是不得人心。当法国军队抵达乌特勒支的时候，整座城市的人民热烈欢迎他们的到来。法国军队看到当地人民的欢迎，他们在抵达阿姆斯特丹城市的时候停了下来，城里的革命委员会则死灰复燃，迅速行动起来，占领了城市。此时，流亡在尼德兰南方以及法国的“爱国者”们也纷纷回到祖国，企图接管权力。1795年，荷兰的革命者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威廉五世流亡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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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的革命者建立了所谓“巴达维亚共和国”（Batavian Republic）。不过，“巴达维亚共和国”的领导人一时很难迅速实现他们心中的理想。事实上，这个新的共和国的建立，一方面是因为“爱国者”革命的余波，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法国革命影响和法国军队直接干预的结果。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没有法国军队的支持，“巴达维亚共和国”是很难推行自己的政策的，也是很难维持下去的，它必须依赖于巴黎的“公安委员会”以及法国驻扎在尼德兰各地的军队。“巴达维亚共和国”刚刚成立，法国就予以承认。当时，荷兰与法国都以“共和国”自称，所以结为“姊妹共和国”。荷兰还与法国签订了《海牙条约》，订立了荷兰-法国共同防御联盟，规定在遇到战争的时候，“巴达维亚共和国”必须派遣半数的海军舰队支持协助法国，并且提供驻扎在荷兰境内的2.5万法国军队的衣食起居的开销；另外，法国还向荷兰索要100万荷兰盾，作为法军支持荷兰革命者建立“巴达维亚共和国”的军事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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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达维亚共和国”终结了以前的荷兰联省共和国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执政官以及摄政寡头的政体。1796年，联省议会也被荷兰革命者建立法国式的“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所取代，他们希望以代议制度以及由男子普选产生的政治机构进行处理国务的运作，“国民议会”的代表不再是由各省推荐，而是从人民中选举产生，当时，超过20岁的荷兰居民都有选举权。当时的男子普选是将接受社会救济的贫民排除在外的。就3月1日产生的“国民议会”成员的成分来看，除了一些代表是律师、记者以及其他专业人士以外，许多成员仍然出身于以前的贵族和摄政团议员的家庭，激进的成员更是为数不多。他们中许多人希望多多少少维持以前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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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5年在阿姆斯特丹市政厅广场上人们竖立起了“自由之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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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达维亚共和国”内部也分成不同的派系，主要由三股势力构成：一为要求建立绝对的中央集权制度的统一派，他们认为经过革命洗礼以后的国家应该是统一的而不是分裂的；二为希望维持地方分权、维护地方利益的联邦派；三为希望中央以及地方的权力相对平衡，组成一个单一的政府的温和派。经过两次政治变动以及《宪法》的草拟，倾向统一的和温和的派别在多次争论以后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同，要从根本上激进地改变荷兰社会制度的想法被大多数人们一致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在1798年产生的荷兰新的《宪法》中，旧制度的一些基本方面都被保留，虽然民事的自主权有所扩大，但是地方机构在许多方面沿袭了以前的制度。地方政府如阿姆斯特丹以及大多数城市的市政厅都被保留，而且成功地运作。这些市政厅仍然控制着民兵组织、税收、司法以及其他许多地方事务。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厅居然保留着象征旧制度的36个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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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巴达维亚革命”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削弱了原有的加尔文派改革宗的特殊地位，并且将它从与国家的紧密关系中分离出来。以前，在荷兰共和国中政府机构的民兵组织、行会以及大学中的领导职务都排斥那些非改革宗的人士担任，现在这种情况得到了改变。因为在18世纪90年代的“巴达维亚革命”浪潮中，荷兰的信仰天主教的人士也是积极的参与者之一。于是，从1798年开始，出现了一些信仰天主教的高层官吏，但是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很长的时间。荷兰的各大教堂、教会学校、慈善机构以及基层的大量的房地产都在加尔文改革宗人士的掌握之中。天主教徒、门诺派信徒以及犹太人只是在理论上得到了解放，事实上的情况并非如此。当时中央政府希望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能够在民兵组织中服役（当时该市的犹太人比例已经占据城市人口的11%），但是遭到了市政厅议员的强烈抵制。当时，新政府设有5人执政委员会，其下又设立8个部长协助行政工作。1800年，一些具有启蒙精神的奥伦治派成员也被吸收进入新政府，并且再度修宪。巴达维亚共和国的领导人希望达成在行政、司法上的权力制衡以及中央和地方上的权力平衡。在文化教育方面，强调推广标准的荷兰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