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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议长希默尔彭宁克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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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6年，拿破仑皇帝委任其弟弟路易·波拿巴（Louis Bonaparte，1806—1810年任荷兰国王）为荷兰的国王，将荷兰变为法国的附庸国，是为“荷兰王国”。巴达维亚共和国至此结束了。5月3日，海牙的大议会接受了法国方面的全部条件。随后，拿破仑指派奥顿的副主教塔列朗为新的王国起草宪法。两周以后他就将宪法草案提交大议会讨论。大议会批准了这部宪法，但是希默尔彭宁克却不合时宜地宣称整个过程不符合宪法规定的程序，拒绝签署这份文件。大议会只好代他签署，并将宪法呈送巴黎。希默尔彭宁克提出辞职，返回他乡下的居所。他从政界隐退，不再插手国内的事务。他活到1825年，有幸看到自己的祖国获得独立，此是后话。拿破仑希望荷兰在路易·波拿巴的统治下能够全面地响应他所提出的各种要求，在战略上、海军的军事行动上、后勤保障上以及财政经济上都配合拿破仑的欧洲称霸战争。总之，拿破仑希望荷兰政府要将法兰西帝国而非荷兰的利益置于首要的地位。事实上，希默尔彭宁克先前的一系列措施已经为拿破仑在荷兰执行的政策预备了一定的基础。1807年，路易·波拿巴政府对荷兰再作了一次改革，引进了法国的行政部门的管理方法，设立了“部”的机构，这在荷兰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法国人剥夺了荷兰地方精英的所有的权力和影响，消除了残余的民事的以及乡村的自主权。1808年，行会制度被彻底取消。在此以前的1807年秋天，路易·波拿巴将他的王宫从曾经是荷兰政治中心的海牙搬到了乌特勒支，不久，又再度搬到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厅只得将一直属于他们自己的这座著名的建筑物让给路易·波拿巴作王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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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年，荷兰正式被拿破仑的法兰西帝国吞并。在法国统治荷兰期间，阿姆斯特丹成为拿破仑帝国除巴黎以及罗马之外的第三个首府，地位仅次于前两者。当时荷兰的行政系统与法国保持一致、司法、户籍、军事、土地等也依照法国的模式来运作。法国的直接统治使得荷兰整体在政策上走向统一。在拿破仑直接统治荷兰期间，荷兰的司法以及行政体系进一步迈向现代化，也引进了新的度量衡制度，并且实行了详细的户口登记制度。当法国将新制度引进到荷兰的时候，一部分具有进步思想的荷兰人为此感到高兴，法国为荷兰带来了政治上的革新，这是荷兰人自己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但是，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正如房龙在《荷兰王国的崛起》中如此这般地描绘了法国人在荷兰的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意态：“一支庞大的法国军队开进了荷兰，驻守到荷兰所有重要的城市中。教堂和医院立刻变成了法国的军营，法国士兵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荷兰每个沿海的村庄里都有法国海关的官员，他们监视着荷兰的港口。每艘渔船上必须有一名法国的士兵看守防止他们走私，整个村庄对于这名士兵的安全负有责任。法国的密探充斥在荷兰的社会中，严密控制着荷兰人的普通家庭。法语成为官方正式的语言，在学校、剧院以及报纸上都必须使用法语。至于大学，除了莱顿一所大学以外，其他的大学都变成了中学……”更有甚者，拿破仑还强迫荷兰人民为法国争霸世界的战争充当炮灰，把荷兰人民拖入到与他们毫不相干的远征俄罗斯的战争。1812年，拿破仑远征莫斯科的战役中，约有1.5万名荷兰军人参加并被分配到法国士兵当中，充当骑兵、步兵、炮兵和工程兵。法国不允许荷兰人组成一支队伍，以防止他们发动兵变。荷兰人被分散到庞大的法国军队中去，他们一起浩浩荡荡踏过俄罗斯的大平原。一小部分人逃了出去，加入英国军队或是德国军队中，大部分人不是在战场上被杀死就是冻死或者饿死了。据统计，每200名荷兰步兵中，就有124个人没有回到家乡。同时，荷兰人民还感觉到在商业贸易以及社会经济上受到了法国的限制和拖累。荷兰的国债减少到原来的1/4；原来收入3000荷兰盾的家庭，现在只能收入1000盾了；原来能够收入1000盾的家庭，现在成了叫花子。阿姆斯特丹原先是荷兰共和国最富庶的城市，现在1/4的人口依靠公共救济来生活。原先富有的人们被迫将所有的东西都变卖了，只为能够糊口。他们解雇了仆人，不再购买书籍和其他奢侈品。1813年10月，拿破仑的法国军队在莱比锡之役中再度战败，荷兰的政局再度陷入混乱。荷兰人民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仍然必须承担法国的沉重的赋税，这些措施都给荷兰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使得荷兰人深感不满。直到拿破仑被流放至厄尔巴岛时，荷兰才恢复了临时的主权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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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荷兰人民的民族感情又转向了流亡海外的奥伦治家族。曾经在路易·波拿巴政府中担任外交官的安东·莱茵哈德·法尔克（Anton Reinhard Falck，1777—1843）在阿姆斯特丹组成了临时政府，希望恢复国家的秩序。法尔克早年是一位外交家，曾经被派往荷兰驻西班牙的外交使团服务，在路易·波拿巴政府中担任外交事务秘书长。另一方面，在海牙，以原任鹿特丹议长的凡·霍亨朵普（Gijdbert Karl van Hogendorp，1762—1834）为首的奥伦治派则企图迎奥伦治家族成员回国。霍亨朵普出生于鹿特丹，父亲曾经服务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回国途中沉船去世。他早年就被威廉五世视为荷兰未来的政治领袖，在柏林接受教育。他属于温和的奥伦治派，政治上一直反对“爱国者”革命运动，信仰加尔文派的宗教信条，一直怀有要将荷兰的未来的政权重新交回到奥伦治家族手中的信念。1783年，他去北美访问，认识了托马斯·杰斐逊以及乔治·华盛顿。1785年，就读于莱顿大学，主修法律。后来他成为一名律师。他在拿破仑战争失败以后与贵族出身的凡·马斯丹（Frans Adam van der Duyn van Maasdam，1771—1848）以及利奥波德·卡尔·林堡（Leopold Karl，Count of Limburg Stirum，1758—1840）组成三人执政团，在荷兰权力真空时期管理国家。1813年11月17日，三人执政团宣布荷兰赢得自由，奥伦治家族将从英国回国执政。18日，海牙的执政团发布宣言说：“奥伦治拿骚家族万岁，荷兰自由了。所有的盟友都抵达了多德雷赫特，英国人来了，法国人离开了。所有的海洋都是开放的，我们的贸易恢复了。所有的党争都结束了，所有的不悦与痛苦都被原谅与遗忘。所有的要人各就其位，政府公布宣告亲王的宗主权。我们加入盟友，迫使敌人缔结和平，我们将拥有一个共同的假期，但是不再有劫掠和暴力。每一个人都感谢上帝，过去的美好年代将再度回来，奥伦治家族万岁。”[2] 也就在这个月的26日，威廉五世之子威廉六世（William VI，1772—1843）从英国启程踏上回祖国的旅程，后来的四天中，因为海上没有风而航行受阻。直到11月30日的晚上，他所乘坐的“勇士号”军舰终于驶入了盼望已久的人们的视线。房龙以带有文学色彩的笔调描绘了这一时刻荷兰人民的情绪：“于是，人们忘记了以前的一切不愉快，纷纷前去引接他们深爱的奥伦治亲王。18年前，人们踏着这条路向老亲王告别，或者说驱赶他走，而今人们踏着同样的路来欢迎老亲王的儿子，将他当成救世主。……此时，海岸上黑压压全是人。通往海牙的那条老路再次由成千上万的人夹道而立。小男孩都爬到树顶上，更小的男孩被父母高高举起来，只为能够看一眼奥伦治家族的这位神圣人物。几个人出于兴奋尖叫起来，有人立刻要他们保持安静，这么庄严的场面不适合用尖叫的方式来表达个人的感情。一个彻底绝望的国家欢迎亲王，希望他能够给这个国家带来希望。在经历了外国统治和国家衰弱的折磨之后，奥伦治家族就是这样重新得到了曾经属于他们的一切，他们许诺给这个国家带来崭新和美好的未来。”虽然霍亨朵普等人还有意恢复以前荷兰联省共和国的体制，希望在奥伦治家族领导下原先的摄政团能够重整雄风，但是事实证明原先的摄政阶级在过往的一个世纪的动荡中养尊处优，不思进取，已经失去了执政的能力，他们注定要退出历史的舞台。荷兰的出路只能是王国的体制。回国以后的威廉六世以荷兰国王威廉一世（William I of Netherlands，1814—1840年在位）的身份宣布荷兰独立，并且自称为荷兰的国王。荷兰也从共和国最终变成了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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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3年11月30日威廉六世（登基后为威廉一世）从英国乘船返回荷兰祖国，由艺术家Willem Heyting（1915—1955）所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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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W. Smith，and P. Smith，ed., The Netherlands，57B.C. —1971-A Chronology and Fact Book ，转引自：张淑勤：《荷兰史》，第182—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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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1706342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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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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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中文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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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淑勤：《低地国史—新欧洲的核心》（增订二版），（中国台湾地区）台北三民书局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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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淑勤：《荷兰文化史家Johan Huizinga的史学》，《历史与文献》，（中国台湾地区）台北学生书局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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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淑勤：《贺津哈（Johan Huizinga）的史学中的神秘性与美学成分》，《社会与文化——世界史研究与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中国台湾地区）台湾师范大学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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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龙（Hendrich Willem van Loon）著，施诚译：《荷兰共和国兴衰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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