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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的重中之重放在湖区的文化赋值（cultural valorization）上，也即湖区从空旷之地变为文化恒产的过程。我探讨神话记忆如何替代了真实的记忆，并指出神话的创造者都是外来者。早在湖区成为人们的神往之地之前，那里不过是那些生于斯死于斯的妇女、儿童以及男人们的“地方”。从巨石与石头点缀其间的山谷被清理成整洁的农田、石头围砌的地界等景象，可以推断他们如何向土地讨生活并与土地休戚与共。这一点，从当地人文景观的一大特色——依山而筑、纵横交错的石墙亦能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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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实物地方标记呼应的则是为数众多的命名。远在19世纪测量局成立之前，各处的峭壁、岩石、峡谷、通道、小径、小溪、瀑布、小湖、沼泽、碎石坡路、山脊和山腰已有名称。当地人的劳作形塑了空间外观，并且加以命名，是双重地赋予它们意义，两者合力早在这一带成为“湖区”之前确定了它作为一个地方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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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4—6章）继续在政治经济的范畴内探讨风景的问题性。为拓宽话题，我引入了峰区的案例，因为在峰区，进入风景牵涉到的阶级问题更要尖锐。湖区本来是一群文化精英建构出的英国民族认同之地，后来却成为参与者展示阶级—文化差异的场所，这是一个反讽性的转变。峰区和湖区的风景是民族情绪的共鸣板，反响着对于历史的不同诉求——对诺曼征服之前或之后英国的崇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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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峰区风景区的政治性主要反映在偷猎行为，而湖区则以美学为重点，其差异的关键在于植被。峰区沼泽地的石南（Callunus vulgaris）是红松鸡（Lagopus lagopus scotius）最喜欢的栖息之地及主要食物来源。为了在狩猎季有松鸡可猎，文化精英们就想保护松鸡在高沼地的休养生息。这样做直接挑战了两类人，一类是想保持原有的穿越高沼地权利的当地人，一类是来自周边工业城市，希望在开阔的沼地自由漫游的徒步者。狩猎者视徒步者为完全危险的人物，因为他们干扰了鸟巢里栖息的鸟，因为他们就是偷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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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石南并非湖区的主要植被，那里也就没有松鸡休养生息的问题。它的问题是美学方面的。自18世纪以来就具有文学和视觉意义的湖区风景，到了19世纪则面临着来自铁路和采矿业的持久危害。由于文化精英发起了反入侵的抗议，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涉及的不仅是这些特别的风景区的保护问题，而且也触及到所有风景区的保护问题，特别是那些逃过议会批准的圈地劫夺的公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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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在进入风景区方面合法的、准合法的和非法的行为，受到了立法的、法律的、超越法律的挑战。所有的斗争主要围绕峰区和湖区展开，并最终促成了1945年后的相关立法。据此，从1951年到1957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高地建立了10个国家公园。这些公园有：湖区，峰区，达特穆尔，斯诺登尼亚（它们都在1951年列入规划）；彭布罗克郡海岸，北约克高沼（1952）；埃克斯穆尔，约克郡山谷（1954）；诺桑伯兰（1956）及布雷肯山（Brecon Beacons，1957）。这10个公园占去了英格兰和威尔士9%的面积。这一部分还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后再度兴起的要求进入国家公园内和公园外地区的运动，以及环保术语如何用于空间争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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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7—8章）话题转向人类学的层面，研究的依据来自对各类代表（如全国性徒步组织的代表）的访谈，以及与湖区、峰区和当地徒步俱乐部成员一起徒步的参与式观察。从“行走”人类学角度考证社会关系如何空间化及空间关系如何社会化的问题，深入探讨在社会分裂、全球经济重构和欧洲整合背景下，徒步如何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建构力量，形塑着个人身份与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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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探讨徒步者在一个高度层次化的社会（这个社会到处都有阶级区分的标记，密集程度不逊于华兹华斯诗中烂漫山间的水仙）的文化性时，显而易见，主要问题在于徒步群体是否在建构新的感受空间时跨越了阶级差别。徒步所涉及到的性别意识也将纳入讨论。讨论兼及少数民族的风景感知——他们是把英国风景当作非认同的风景来感知的。通过生活在该风景区的三位女性的观点，我深入分析了她们对于地方，特别是湖区的依恋。这三人的生活深受风景的影响。每个人的观点分别概括了本书的一个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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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部分讨论了湖区的北部山地风景是否仍是关于英国的另一诠释或想象。位于英国东南部，以伦敦为中心的家乡郡，被英国文学塑造成精华地带，是“皇冠心脏”和“英国的腹地”，此说显然是误用转喻的例子，它以“南方”代表整个国家或地区（科斯格罗夫，罗斯科和尼克罗福特1996；弗南德兹1988；威内尔1981；莱特1985）。结论部分还剖析了在社会分裂及经济重建的影响之下，英国的某些地区更“英国”这种观念是否通过徒步活动得以实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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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 第一部分 再现性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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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的再现并非与政治没有关联，而是深度植于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之中。第一部分从种种不同但又彼此关联的视角呈现风景及风景的再现，揭示隐匿的政治及知识关系。多重视角的研究使沉默的风景意象发出声音，使隐藏在关于风景及风景意象的知识和体验之后的社会性基础显现出来——这种社会性基础就是历史上各种排斥与包容的观点。一个中心议题是观景者、景色以及风景的视觉再现和文字再现的社会文化定位。本部分每一章都会就一个制造和消费风景及其再现形式的社会，讨论该社会所依赖的政治、经济、历史、情感或教育基础，揭示表面上同在一地的人们如何以象征的方式栖居在不同地方。某种意义上，第一部分堪称福柯式的风景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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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视角考察，风景提供了一个切入文化问题的途径：文化价值、文化延续、文化的价值范畴和无价值范畴，以及文化身份形成神话的建构。风景引起诸多思考：在个体被文化包容的同时，个体行动如何帮助形成文化；个人如何将自我视为某种特定文化的一部分，尤其在由农业革命或工业革命、帝国扩张、战争或战争后果这类社会或民族创伤引起的动荡时期。从多种视角考察，风景成为探索包容或排斥标准的焦点——这些标准是由某一特定阶级制订并借由性别、美学经验、共同体或阶级欲望来传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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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探究风景意象的文化习俗和历史背景，以18世纪的英国为例考证哪些个人和阶级占有了哪些风景，牺牲了哪些人的利益。本部分涉及到如画景色中的距离问题及其与社会距离之间的关系，勾勒出文化承载者的社会与文化权威性，以及依据其他实有的、文字的或图绘的景观来理解某一景色的先决条件。此外，还把英格兰边缘山区和不列颠政治建构过程中冲突与争论发生之地共同纳入关注范围，以此展示风景表述和政治表述盘根错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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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 一 批评视角：视景的阶级化/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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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与政治，社会关系与文化感知的交合处发挥作用，风景必然成为……一个摧毁传统的学科疆界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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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德尔19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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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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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论述冒犯了常规，但我认为值得冒这个险。我正在寻求多种文化语境中出现的程度不一的“无人风景”——这是我的理解。我得承认对于这个问题，我只能蜻蜓点水，不能纵深进入。因为一旦穷追不舍，我的讨论就可能离题万里。实际上，我已经扯得很远了。尽管如此，我希望能够抵达我的研究目标：对英国而言，探讨富有文化价值的无人风景现象，探讨无人风景作为身份形成之媒介如何以实有性和再现性方式得到传播。随着这一画面的展开，另一幅与之相对立的画面也展现出来。两种现象映衬之下，进入风景区的政治性格外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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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进入风景的视角就是将风景视为“文化编码的巨大网络”（米切尔1994）。本章论及确立了西欧风景画这一流派的两部经典文本的趋同性影响。这两部文本，其一是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De Architectura），写于公元一世纪的建筑专论；其二是忒奥克利托（Theocritus，生于公元前310年）的《牧歌》（Idylls）。两部著作在文艺复兴时期获得新生，以意大利文出版并被迅速翻译成其他欧洲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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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产形塑现实，而非仅仅是模仿现实（巴恩斯和邓肯1992）。根据这样的认识，我按文化生产把风景分为四组对应的方面加以讨论，它们涉及多种媒体。这四组关系是：（1）风景与早期剧场，（2）权力的印刷与印记，（3）17世纪风景画与18世纪英国乡村别墅，（4）18世纪舞台布景与全景画。我把这四组方面视为阶级关系辩证过程中的重大时刻，各种文化产物就产生于这一过程，并将阶级进一步神秘化。这些文化产物尚未得到深入挖掘——在这里也无必要深入挖掘。我要做的就是在没有造成太多曲解的前提下尽量简化处理。在时间上离我的中心论点更近的媒介不可避免地受到更多的关注。我知道这样的研究方式从学科“领地”而言，可能会使“猎场看守人”不满。对这些人我会说，我对偷猎并不感兴趣，只是想看看风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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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来回考察这四组对应关系，分析它们彼此联系和相互影响，我发现在18世纪的英国，文化精英们共有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即图绘的，印刷的和实有的“无人风景”。分析过程中，我采用了米切尔的观念：风景并不仅仅是一个名词而且是一个动词；风景有为（landscape does），风景是“文化权力的工具”，是一种“社会和主体身份赖以形成”，阶级概念得以表述的文化实践（米切尔1994：1—2）。我还发现（这个发现将在下文详加阐述），风景盘根错节的联系与影响构成了“复杂的文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地理空间和社会形态按高低有序的等级建构起来”，而“在其他领域发挥作用的各种层次的象征性等级制度不断推进、强化或分解”这些架构（斯塔里布莱斯和怀特1986：2—3）。通过追踪精英们的文化想象如何朝社会等级下方播散，归化到“马克思谓之的社会秘文（social hieroglyph），一种遮蔽了社会关系的符号”（米切尔1994：15）；我把讨论导向一个更大的论题，即19世纪与20世纪初争取赏景民主化的运动，这种运动的展开方式就是进入原本无人的风景区。我的擅闯领地便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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