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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神秘性支持了不列颠身份，也支持了英格兰身份的一种版本。[58]它们都是与同样的他者相抵触的，尽管他者的建构有所区别。以盎格鲁—撒克逊的“英国”视角，他者就是诺曼领主及其当代的不列颠继承者。站在不列颠的角度，他者是有领土扩张野心、骄傲自负、道德沦丧的当代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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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格鲁—撒克逊原始的民主制（连同凯尔特人、德鲁伊特教僧侣和游吟诗人——这些人被再现为当时在南太平洋上遇到的那些“高贵的野蛮人”的本国变种），与诺曼领主当代继承人展开竞争。当时国内的社会分野要求用阶级区分的眼光重新审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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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种族谱系的神话正被尽情发挥，这个神话追寻“真正的”英国共同体……上溯到卑微的撒克逊时代……年复一年，从迷宫一般的学术性和伪学术性研究中拼凑出一个“真正的”英国或不列颠种族共同体概念，它拥有共同的过去，共同的道德、社会、文化和政治的构成，这一版本与撒克逊祖先理想的道德接榫，迎合了强烈的情感诉求……其政治含义……即凭着天生的道德优越性、大不列颠岛屿历史领先权以及“这些人”对日尔曼制度的继承，他们应该享有更多的合法性和更大的权利，而不是压迫者（“高卢人”、诺曼人、法国人）施舍的那一点点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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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曼198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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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另一个完全不同版本的英格兰正在形成，由进步的话语和政治经济理论精心构造。这个版本的英格兰是一个进步的、“改善的”、城市化的、制造业的、工业化的英格兰，可与大不列颠互相置换——现在仍是如此。这对联体双胞胎从未分离过（卡纳戴恩1995；格兰特和斯特林格1995；罗温萨1991）。吊诡的是，启蒙运动的进步主义却把进步的对立面鲜明引入知识分子视线：未改善的、落后的、离奇的——这些都是所有古董家、民俗学者、如画风景追随者备感兴趣的东西。启蒙运动所信奉的进化模式也许是思想的决定性模式，但是任何模式由实体与虚体构成，二者相互依存。就风景和农业实践而论，在启蒙计划看来需要予以改进和现代化的东西，正是另一种人眼里的共同体的堡垒和活文化的宝库。中心移向北部山区——英格兰湖区，标志着对进步的英格兰的另一层反抗产生了，美学和情感联合确定了本地风景的连续性和传统。具有家长作风和仁慈之心的土地主精神和道德价值观，与进步的、倡导改良的土地主和农民形成对比。圈地运动与驱逐行为打破了农业共同体历史悠久的互惠关系。当然，这种互惠的纽带以前已被破坏过许多次，也许在16世纪全国范围的圈地运动中，这种破坏格外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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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的现代化规划关系到凯尔特边区风景/土地使用，对此的一种有趣解读用到亚瑟·杨格的《1776、1777和1778年爱尔兰纪行》（1780）和塞缪尔·约翰逊的《苏格兰的西部岛屿纪行》（1775），揭露了政治经济缺乏时间性，威胁本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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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杨格而言，爱尔兰是新未来的显现之地。在民族主义者看来，爱尔兰是一个尚能瞥见过去的轮廓的地方；透过现代人眼中所见的表象，依然能感受到隐匿于风景里的历史传统和情感。这类表象堪称一个民族不断增生的年鉴，负载许多世纪以来人类持续在场的种种印记……当口传和书写的传统遭到强制性的遏止时，民族的风景就变得非常重要，成为另一个选择，它不像历史记录那么容易被毁弃。农业改革会抹去乡村的表象特征，造出一种经济和政治的白板，从而威胁到文化记忆的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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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林佩纳1997：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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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传统主义的世界观源自如画风景运动和古物研究的互动[59]。原本属于文化精英的兴趣移向范围更广的社会阶层。风景中古旧或衰老的成分（可能是人物也可能是建筑物），田间颓塌的纪念碑、珍奇之物如古树或“灵石”，以及言语、穿着和举止的传统，逐渐加入这种世界观的生成[60]。地方生活和本地特色的重要性开始突显，与日益恃强自重的城市中心相对。风景的遗迹“成为本土文化的幸存碎片，其复原是国家和地区的骄傲”（布鲁尔1997：582）。英国乡村成为永恒稳定性的所在地，准备经受，或实际上正在经受随社会关系转型而来的迅猛的变化（伯明翰1986；纽比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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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创的传统主义世界观为文化民族主义提供了原材料，推动了对英格兰、爱尔兰、威尔士和苏格兰历史（神话的或真实的）、民间信仰（如有关“小矮人”的信仰）及其实践（如收割仪式）的收集和评价。这些历史、信仰和实践植根于对地方、对栖居于风景之中的神奇前辈的依恋，实际上是对神奇性的依恋——而神奇性早在宗教改革时期就已被妖魔化，又遭到启蒙运动的否定（施奈德1991）。[61]文化民族主义与进步和改良的修辞背道而驰，但是画境游允许市场把抵抗地区的风景也收并进来。到这些风景区游览促使人们关注到这样一种陈述的非英国背景：对“品味纯粹的人”来说，湖区是“一种国家财产”（华兹华斯[1835]1984：133）。如此便有助于阐释文化民族主义通过风景发挥作用这个观点，也框定出如画风景美学的作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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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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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列颠政体形成之际，国内文化民族主义也在形成，产生了近来称之为“‘四个民族’的文学历史”（皮托克1994：2）。鉴于“强制性的‘英国人’版本在那时得到如此专注的发展”（卢卡斯1990：40），当时出现的爱尔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身份认同就是抵抗不列颠国家的主动形式。然而，它们也被中心产生出来的一个必需的边缘性他者所颠覆（布莱顿1995；埃文斯1995）。透过如画风景运动的棱镜，可以观察到并在一定程度上理解这些文化民族主义之间的相互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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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未经改良的凯尔特边界山区恰好为如画风景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微缩版的阿尔卑斯山风景。[62]如画风景美学强调个人的情感发展。衰败和贫穷的意象对于美学很重要，但只能作为边缘性的装饰图案。情感的发展是其重点，然而对于所见所闻（人类的痛苦），人们无需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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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如画风景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观景者或读者并不是从道德、社会或政治上介入看到或读到的东西。寻求如画风景仅仅是寻求美学体验……威廉·吉尔平强烈反对将他称之为“忙于各种营生的农民”引进如画风景的绘画。如果出现了乞丐和老年人，应该按照审美的需要把他们融入景色，这样观众就能沉入令人愉悦的忧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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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斯19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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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意义的不列颠身份的兴起使文化身份范畴（威尔士人、爱尔兰人、苏格兰人）的倡导者不再要求政治主权。政治主权现在已经归并到民族国家之中了。[63]新教、贸易危机、国防都成功地在所有社会阶层推进了不列颠的身份认同，尽管这些阶层之间或之中存在纷争（科利1992；罗宾斯1988）。[64]然而，正当对一个更包容的政体的诉求把“更广大的社会与管理精英，包括大量的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和信奉新教的盎格鲁—爱尔兰土地主和商人”（埃文斯1995：223）汇聚在一起时，历史更为久远的那些王国的种族特性也在得到探究和证明（纽曼1987；罗宾斯198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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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个世纪的英国化的冲击下，威尔士经历了文化衰落和自信丧失的过程。独特的威尔士生活方式逐渐消失，其法律制度受到压制，威尔士语不再是官方语言，早在13世纪就几近灭绝的游吟诗人制度命悬一线（赫克特1975；罗宾斯1988）。威尔士的再发明始于18世纪，到了19世纪则已硕果累累。这一再发明部分依赖于仿造和新创的威尔士事物，真正的凯尔特本土特色巧妙地糅了进去（摩根1983）。如画风景美学与古董癖的结合造就了赝品大行其道的氛围。追寻如画风景、古董癖及边缘性文化的再发明是交互作用、相互强化的文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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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无处不在。什么是凯尔特，什么是撒克逊，定义不清。18世纪20年代，在埃夫伯里和索尔伯里发掘出来史前巨石阵，点燃了威尔士人和游客把德鲁伊特教和凯尔特浪漫化的想象之火。到18世纪50年代中期，诗人托马斯·格雷写诗对荒野的自然和遥远的历史做出新的回应。格雷翻译了据说是“前文明的北方”（卢卡斯1990：50）的斯堪的纳维亚和威尔士诗歌，他的翻译被引用来推进“去中心化的”（decentrist）文化民族主义。格雷转向古代北方文学研究，标志着换个方向追踪英国诗歌的源头，“这个连绵不断的文学传统的源头不是（像过去和现在习惯的那样）上溯到诺曼—普罗旺斯—拉丁文学的传统，而是上溯到威尔士和斯堪的纳维亚的传承”（巴特勒1988：43）。18世纪凯尔特戏剧就借鉴了他新翻译的古斯堪的纳维亚语作品《埃达》，剧中有一些德鲁伊特教式的场景。格雷最受欢迎的诗歌《游吟诗人》以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被英国驱逐的最后一个威尔士游吟诗人为题。其重要性在于，从历史角度而言，政治主权和文化主权在威尔士游吟诗人身上得以体现。该诗歌激发了许多绘画的创作，最终又转过来帮助了威尔士神话的建构。[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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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期，前往人烟稀少、农业萧索的威尔士山区的画境游成为时尚。山区虽然崎岖难行但还不至于危不可攀。落后的农业劳动和“原始的”民居成为可接受的美学意象，表现衰落，证明了时间的流逝。由于贫穷而保留下来的服装摇身一变成为民族服装。游吟诗人的佚诗变成“德鲁伊特教的”遗物，通过某种方式，威尔士语也与希伯来语有了关联，风景传奇被润色或发明出来，既是为了吸引游客也是为了“促使威尔士人明白应该珍惜他们的风景”（摩根1983：86）。[67]这些举措收效颇佳，这一点可从19世纪威尔士国歌第二段得到证明。内容（译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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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威尔士山区，游吟诗人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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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面悬崖和每道山谷，在我眼里都那么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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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溢着爱国的感情，充满了神奇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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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她的河流和小溪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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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198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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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吟诗人的“……如此深植于风景之中的颂歌”（特林佩纳1997：3—4）激情澎湃，将风景与自发的文化民族主义联系起来。说到文化守护者这一角色，新发现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被当作盖尔语游吟诗人的同类（史密斯1985）。汇集、阐释、发布或伪造游吟诗人传统，对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建构非常重要（皮格特1976；皮托克1994；夏马1996；特林佩纳1997）。例如，詹姆斯·麦克弗森杜撰的原住民文学对于凯尔特苏格兰的形成至关重要，据说那是弹奏竖琴的游吟诗人莪相的作品。[68]然而，苏格兰身份，初始是一种西部高地身份，其实是“对爱尔兰文化的背叛”，而非对英格兰的背叛，因为历史上正是爱尔兰游吟诗人文化形塑并主宰了赫布里底群岛。至于爱尔兰，“甚至在17世纪和18世纪英格兰的统治下，凯尔特爱尔兰仍然固守自身作为文化意义上的一个历史性民族的意象”（特里弗—罗珀1983）。这一意象部分是竖琴师和游吟诗积极参与的结果，从两方面意义来说，游吟诗都承载了民族的“负担”（burden）。[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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