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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地区）尚无当代工业化、圈地运动和地产开发的痕迹，而且各种形式的田园牧歌情调都未被注意到，海峡对岸令人恐惧的“平均主义”影响无法波及……如画风景旅游者愿意千里跋涉寻找一个“劳烦之中被人遗忘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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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斯198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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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或田园诗歌和雕版风景画确认了如画风景美学，而如画风景又影响了湖畔诗人的早期作品。在被称为“国内人类学”（贝维尔1989）的诗歌中，华兹华斯使我们看见湖区到处都是边缘化的人们：瘸腿的士兵、瞎眼的乞丐、隐居者、疯癫的妇女、吉普赛人、流浪汉，换言之，到处都是被早期农业和工业革命抛弃的流离失所的苦命人。[72]也许毫不奇怪的是，这些边缘人构成特定种类人群的一部分，他们正在被中央政府规划为后来颁布的《济贫法》的基础。华兹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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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为那些声音遭到拒听的人奋笔疾呼。这类人不再被当作（通常从远处）观望沉思的对象——汤姆逊的抽象沉思就采取了这种拉开距离的技巧。他们变为主体：在说话，在体验。不过后来，华兹华斯开始隐退，从他的诗歌语言和实际行为都可看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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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斯19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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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隐退，就来到了华兹华斯特指的隐退之地，他满怀深情屡屡重返的“有限的处所”，诗人在那里探求对地方和安身之处的深度熟悉（克罗伯1975）。这就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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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的英格兰图景是解放的，具有悲剧性的真实，[而]华兹华斯的则越来越虚假。从位于湖区远离城市的“自在”之地，或“栖居地”，他摆出为人类说话的姿态，特别是为英国人和英格兰说话的姿态。这是田园诗终极的、极端保守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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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斯199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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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一章所讲，比湖畔诗人大肆赞美湖区要早近半个世纪之前，湖区价值已被抬升。不过，始于如画风景的美学有待于湖畔诗人赋予更多的民族情感。风景区居民是对其他人而言已逝的英格兰美德的活榜样：朴素、克制、节俭而独立（埃弗雷特1994）。诗人笔下居住在一个山区共和国的政治家—农民及其家庭尤其如此（华兹华斯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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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个“山区共和国”中农业劳工的状况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却是另一种故事（皇家委员会1834）。山中风景区独立世外，成为道德和政治避难之地，这并非一种新观点。18世纪的作家也是复兴了一种早期的自我赋值的文学，如阿尔卑斯山民曾被描写成具有“简朴的健壮和自然的美德”的人物，并进一步被塑造成“大自然的原始民主主义者”（夏马1996：479—480）。与连贯的过去这一意象相冲突的是毁灭的机制：农业、商业和工业领域的巨大变化急剧地改变了人与地方（波拉尼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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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由绘画、诗歌和小说艺术形式，英国浪漫主义者完成了对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凯尔特边区的凝视与整合。这种凝视在更接近家园的地方发挥作用，在湖区铭刻下英格兰的一个特定图景，使之成为一个想象性或不那么想象性的过去的存储之地。这个过去保留着伦敦贸易/金融中心已经愉快地在中部地区出卖掉的核心价值。湖区被塑造成一个图标、一扇窗户，人们借此可以感知到一个更大的现实或真理，不管是上帝的还是英格兰的——不过两者并无必要彼此相异。这种上帝、英格兰和湖区的混合也许在安·麦克贝思（1875—1948）的两幅巨大的刺绣画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她当时居住在湖区中部山地高处的佩特山谷。麦克贝思以当地人为模特，将哈索普山谷当作基督降生布道的场地。绣在好牧人基督肖像下面的是布莱克《耶路撒冷》一诗的乐谱，所配的诗句为：“在古代是否那些脚步/踏上英格兰山区茵茵绿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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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湖畔诗人及其圈内人的诗歌，特别是华兹华斯的《湖区指南》，湖区风景为更多的读者所知。[73]湖区风景也在赏画者中广为流传，在19世纪头二十年内，职业水彩画家开始对湖区趋之若鹜，他们的作品大量进入市场（比尔德1980；比克奈尔1987；比克奈尔和沃夫1982、1983；赖恩1986；塔特·加勒里1996）。英国民族身份的一个版本受到支持，它依据（真实或神话般的）过去，而抵制人们眼中共同体毁灭的现状。湖区是可资联想的风景，不是借用过来的和理想化的、意大利式南方大别墅的古典风景，也不是像丘园（Kew）、查尔斯·汉密尔顿位于萨里郡科巴姆的佩因斯希尔庄园（Painshill）那样点缀着中国宝塔、桥梁或土耳其帐篷的“东方式”奇异风景。[74]毫无疑问，湖区与中部地区制造业中心已被毁损的风景形成最鲜明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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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期，湖区人气的增长以及相对临近中部制造业中心的地理位置，把新的富人带到湖区，不只是游客，还有全年或夏季的住客。气派的别墅在中心地带和偏僻的地方竖起，在这两种地方可以尽览湖光山色。[75]在《湖区指南》中，华兹华斯抱怨工业家粗制滥造的豪宅，颜色俗气、位置扎眼，只是为了抢占风景，不像当地的古旧民居那样隐入风景，不露痕迹。他还反对将铁路修到湖区的提议，因为铁路会招来大量一日游的旅客和工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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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风景与精英判断珠联璧合……华兹华斯这个看法令人难以忘怀。他将湖区称为“一种国家财产，在这里每个具有感受眼光的人都有权利和兴趣”，但是这种眼光只能逐渐形成，在趣味得以培养的环境之中形成。早先华兹华斯寻求为游客（当时也就是几个绅士）保护湖区，现在却要保护它们免受游客的入侵（他把游客到处乱窜的行为比作“孩子割开他的小鼓以了解声音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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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温萨199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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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带来的英格兰空间重构的影响下，湖区一直是没有得到利用的空间或作用消极的空间，在下面的章节中被当作是未曾得到考证的资本主义动态的表现。一种新型的、史无前例的价值观汇聚到这一空间，其价值由于知识分子和艺术精英的阐发而不断升值，就因为它不同于资本的新集中（在城市）。尽管一种趋同的英国民族身份说法围绕湖区展开，将其作为“一种国家财产”，但吊诡的是，竞争随介入风景而起，引起了阶级的文化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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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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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开篇引诗——布莱克和华兹华斯各自的伦敦之诗表达了这一时期以城市为中心的紧张和焦虑，与英国山区，特别是湖区的赋值形成绝对反差。华兹华斯站在一个低矮但还是拉开距离的“主持台”上，审视伦敦的圣巴塞罗缪集市的“本土文化”。《序曲》第二章以赫尔维林的峰顶开篇，从这个超拔的高度，诗人向下凝视位于低低山谷的一个乡村集市，富有感情地思索着聚集在那儿的人们的自然共同体。吊诡的是，在此高度并非分离，因为在此存在着人与地方的恰当关系，我们应该记得民族、本土、自然系出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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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W.透纳1798年的一幅展出画《科尼斯顿丘原的早晨》里，诗歌、绘画、民族、自然和湖区风景融为一体，按照传统的垂直版式制作——使人联想到祭坛画，该画配有弥尔顿的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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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气与水汽呀，汝等方升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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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山中或湖泊，朦朦胧，混浊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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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太阳将你的柔裙染成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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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礼敬这世界伟大的作者而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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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尔顿《失乐园》第五章，第185—188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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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四处环绕着商业制造出来的雾霭与蒸汽，制造业城市及其居民只能对这种景色起污染作用。想到铁路必然会把“一拨拨愚蠢的现代游客”带进湖区，约翰·罗斯金（全国知名的艺术批评家和工人教育的领军人物）也认识到“工程师和承包商必须维持生存”，但是，他祈求他们也许可以生存得“更有用和更有尊严，远非在赫尔维林山下维持老巴塞罗缪集市运转”（罗斯金187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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