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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的改革运动、反奴隶制的立场、“对自由事业与被压迫的种族予以同情”（皮尔1971：76），是异见文化的情感结构的标志。它不是一种意义单一的文化，而是存在着地域性、政治诉求和宗教诉求特殊性差异的文化。它不仅限于外省，也可以在“内部”运作：托马斯·霍奇金，盖伊医院的一个贵格派内科医生，是1843年成立伦敦民族志协会的核心人物。该协会大部分文物收藏家和语言研究者是非国教徒（特别是贵格派教徒），虽然协会里的自然科学家没有正规的宗教信仰倾向（范库伦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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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的文化表达参差多样，无论是激进派的还是异见者的，最终还是被首都的观点所压倒。铁路交通使激进派演讲者可以与议会保持联络，更快捷地奔走各地，却也使外省对伦敦的挑战更容易被颠覆。1831年在约克成立的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代表了省级科学文化压倒和反对都会及古老大学文化的呼声”（鲁德维克1985：30）。非国教信徒踊跃参加各省区城市举行的协会年会，但这些会议最终充斥着剑桥和伦敦演讲者——他们乘坐火车就能轻易抵达外地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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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立足外省的异见文化的一个政治性表现，就是全面普选联盟（Complete Suffrage Union），由贵格派谷物商、铁路系统推进者、慈善家兼废奴主义者约瑟夫·斯特基于1842年在伯明翰创建。该联盟得到了各类非国教神职人员的支持，在诸如伯明翰、诺丁汉、莱斯特和德比这样的城市里表现得最为踊跃，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就担任过名誉秘书。斯宾塞论社会进化的文章刊登在爱德华·梅尔的《非国教徒》（The Noncomformist）上，这是伯明翰的一家报纸，同时登载联盟的文章，旨在调解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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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之父”斯宾塞，出生在一个卫理公会的家庭。在他身上体现了对排斥非国教徒的体系的排斥。他“对诸如大学、教堂、传统和当地共同体这类社会创造的古老东西几无感情，而它们却是大多数19世纪英国工业主义批评者的情感支撑”（皮尔1971：212）。斯宾塞为工业主义的勃勃生机和改革创新欢欣鼓舞——它们给许多非国教徒提供了科学与商业解放的渠道。同时他也痛斥工业主义给“金融奸计”及“投机和贪婪”（斯宾塞1855：9—10），特别是给土地主阶层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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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塞厌恶地主阶级中的某些成分，但他的自传却充分表明他热爱土地主所拥有的和控制的东西，热爱英国伦敦周围诸郡的农田或人烟较少的高地。周日在泰晤士山谷或肯特郡长时间漫游，在德比郡周边徒步，或在朋友的乡村别墅如约翰·拉伯克爵士和霍顿爵士的别墅里漫步，是工作后的短暂休息。虽然他抱怨潮湿的房间、沉闷的安息日及“凯尔特人的懒惰”（斯宾塞1904第二卷：94），在苏格兰高地、湖区和威尔士的假日漫游却满足了他对山区景色的向往。这些地区深深影响了他的风景趣味，甚至在“山脉和湖泊壮丽景色”环绕着的阿尔卑斯山，他也发现“瑞士……要比苏格兰逊色得多”（斯宾塞1904第一卷：498—499）。1862年的一次假日他在苏格兰高地独自漫游时迷路了，由此他哀叹地图的质量，感受到“导游手册编辑者和出版商所要承担的重大责任”（斯宾塞1904第二卷：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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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阶级协调的文章是斯宾塞介入全面普选联盟的桥梁。“阶级”作为一个指涉社会阶层的词，在18世纪40年代首次出现（皮尔1971）。18世纪90年代用得更为普遍，到19世纪30—40年代则被广泛使用。无论它的含义如何被接纳、争论、利用或建构，显而易见，“阶级”一词转向普遍应用，是与“社会”[80]所负载的国家责任之义得到不断强化的过程同时发生。也许，社会学领域的出现及其规律、规则和体系方法不仅有助于把社会“客体化”，也有助于把一种阶级体制“客体化”。无论如何，社会分层与工业主义之间的政治—道德关系被一些学者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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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始于外省中产阶级，特别是非国教徒的社会经验，他们把自己与拥有土地的绅士和贵族对立比照。阶级意味着流动性，地域上和社会上的流动性，反对等级、秩序和产业象征的稳定性；阶级更多指涉的是职业或角色而非地位；一个人凭借行动而非血统获得自身的阶级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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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19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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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种理想化的阶级观，阶级遂以“横向的政治团结替代了服从、忠诚和庇护制的联盟……阶级之间因纵向的对抗而彼此分离”（皮尔1971：62）。这些阶层并没有摆脱分歧。甚至宪章运动内部也是“充满裂隙”、一片混乱（斯特德曼·琼斯1997：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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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服从、忠诚和庇护制仍是有权支配本地民兵的太平绅士（Justices of Peace）管理本地社会日常运作的方式。颠覆这种方式就意味着“创造一种连结各个地方的全民性政治，挑战这些本地政治组织”（索撒尔1996：178）。在这种政治空间化中，特别有意思的是菲尔格思·奥康纳的行程。1838年和1839年间，奥康纳频繁出现在伦敦、中部地区、北方和苏格兰高地的城镇，多达147次。在1839年的圣神降临周（Whit Week），他先在约克郡的皮普·格林的一个群众集会（号称有50万与会者）上演讲，后来在伯明翰激进派组织的第二个会议上发言，又在奥海姆[81]附近的科萨尔高沼地举行的第三个群众集会上露面。这些会议的广告敦促“离集会场所只有一天步行距离或20英里之内的所有男女老少”都参加会议。广告的“口号”是“到沼地去！到沼地去！！到沼地去！！！”（索撒尔199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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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工的穷人在高度地方化的社会里显得微不足道，但是如果聚集的人数以千计或数以万计，他们就形成了“具有道德力量的庞大群体……能够经过培训去达成现实的目的”（奥康纳1839；转引自索撒尔1996：180—181）。在发表于《北极星》的演讲中，奥康纳把这些会议比作链条之环。通过在各地的演讲，“这些环节环环相扣。伦敦、纽卡斯尔、卡莱尔、格拉斯哥和爱丁堡现在被铸成一体”（《北极星》1838；转引自索撒尔1996：81）。奥康纳打造的巨链塑造了一场社会运动，抵制并挑战了当权者认定的总体计划——“铸造不列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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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他的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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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空间在乡村被侵占一样，时间在新兴的、过度拥挤的、阴暗的、不卫生的制造业城镇也被盗用。人们白天行走的范围缩小到工厂哨声或铃声已圈定或正在圈定的半径范围。想想看一周工作70小时或更长时间，城内又无露天的休闲空间（贝利1978；布莱克塞尔1982；赫恩1978；里德和威尔斯1990；沃尔文1978）；在这种情形下，邻近乡村依然保存的任何公用地使用权或古老道路通行权，就成为重要的实有性资源或象征性资源。1833年，议会公共步行道特别委员会得出结论说，露天空间的缺乏导致“低等阶层[追求]低级的、伤风败俗的娱乐”（坎宁安1980：92）。改革者将进入休闲风景区与社会改革联系在一起。[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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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人行道、圈用公用地和荒地、兼并或圈用旷野致使公众缺乏露天空间。在城镇，专为上流社会使用的娱乐花园占用了以前的敞地。1834年，埃德温·查德威克在议会酗酒特别委员会上的演讲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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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以及在一些城镇的郊区，我听到人们强烈抗议终止公众使用人行道和古道的权利。大规模任意圈用从前的公用活动场地的结果，就是把劳动阶层驱赶到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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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德威克1834；转引自坎宁安19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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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7年，激进的改革家约瑟夫·休姆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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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圈地议案中，应该规定留出足够的公共空间，用于周边居民的锻炼和休闲；假如委员会[圈地]议案里没有这条强制性规定，他们需要专门向议会呈交报告说明其不遵守议会条款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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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萨德1837：c.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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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皮尔爵士将休姆议案中的“工业城镇的周边居民”扩展到城镇和乡村的所有人口，即“那些愿意从事运动和高强度锻炼的人，尽管他们没有[休闲空间]的法律所有权，但他们拥有进入那里的道德权利”（汉萨德1837：c.162）。皮尔建议中央政府和地区当局提供等量的资金确保在圈用的地区留出公共空间（汉萨德1837：c.16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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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更激进的土地改革方案。菲尔格思·奥康纳于1845年组建的宪章土地公司就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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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足够的空间归还给人民，使他们享有选举权。该公司很快就有7万名支持者，拥有60个分部，持有9万英镑的股份。到1847年，在诸如名为“宪章村”和“奥康纳村”的定居点，经过投票选举出600个农民……在议会对其活动做过调查之后，1851年该公司被清算，资产被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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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德19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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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宪章派（Land Chartism），继承了掘地派和平等派的衣钵，强烈要求给所有劳动者分配小块土地，种植粮食作物——其实就是改头换面的公用地（马希1982；威廉斯1973）。当然，这个提议忽视了这一点：使贫穷的劳动者成为自给自足者，也就等于资助了低劳酬制度。1842年“贫穷劳动者（小土地分配）特别委员会”所担心的，却是给劳动者分配土地可能成为“忽略他平常的有偿劳动的诱因”（里德19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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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公用地充满了政治含义。处境悲惨的工厂工人以及与他们同样悲惨的农业劳工（尽管二者结构不同）联合成一种影响巨大的力量。激进的请愿示威和威胁性的游行，其目标就是获得对于民众立宪权和权利宪章的支持。这些示威不过是对一个保守政府的抵制的最新表现，这种抵制可以上溯到英国历史上13世纪的农民叛乱。[83]进入公共空间（通常是城市周围的公用地）的争议在1795年后达到高潮。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工在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时，又被当地的规定和内部规章排除在可供他们发泄政治怨气的公共空间之外，警察和国民军强化了有关的司法规定。对农业劳工而言，压制性的惩罚体现在工作和住房方面。给他们居住的宿舍尽管拥挤，但只有受雇之后才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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