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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还与伦敦技术学院达成协议，广告宣传彼此的假日项目。[122]CHA假日活动包括由约翰·布朗·佩顿（1830—1911）指导下的早祷，佩顿是国民家庭阅读联合会[123]的非国教派教育家。某位马蒂诺博士与他一起工作，确保活动的适当性（1897年10月23日CHA纪要）。这人很可能是哈丽特·马蒂诺的兄弟，唯一神教派教长詹姆斯·马蒂诺（1805—1900）。哈丽特是工人阶级到湖区度假[124]的坚定支持者。晨祷由假日团队的当地秘书朗读，但这种职责“并非强制性的，如果秘书不愿意自己履行这个职责，他得尽量找个人代替”。团队秘书通常是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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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899年3月24日CHA纪要的记载，湖区保护协会的科伦·罗恩斯利（后来成为CHA的理事）就他们在惠特比的房子写了一首十四行诗。尽管这首诗没有在纪要中全文保存下来，但结尾诗行在其他地方发表过。第三章讨论过的游吟民族主义涉及一种假想的、前都市时代的人与地方和谐，而这首维多利亚时代的游吟民族主义诗歌充满了工人与他们在生活中的地方和谐相处的神奇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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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的世界——胜过凯德蒙[125]之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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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贵的音乐在我们英格兰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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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儿，山坡上的希尔达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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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竖琴又开始奏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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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之乐，同情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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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见工人们来到，接二连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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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去时精神满满，带走音乐的甜蜜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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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兄弟情谊的时光，一曲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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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恩斯利1897；转引自斯匹克199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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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罗恩斯利这样人士的联系，CHA加大了风景保护的努力。例如，1898年执行委员会决定协会要签署一份抗议，阻止建造通往威尔士的贝德格勒特的轻轨铁路，并决定就此事“倡议协会成员与各自选区的议员联系”（CHA，1898年2月19日纪要）。所谓成员即指每一个参加CHA假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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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吸引的人数太多，因此协会决定“成员们组成分队参加活动，每队由自己的负责人维持秩序”。每星期的活动人数限于50人的建议并未得到执行（CHA，1897年10月23日纪要）。许多妇女要求参加CHA假日，协会决定“女性的比例不得超过总人数的2/3，而且为了减少男性成员的登记障碍，……对迟预订者收取的费用从2先令6便士减少到1先令（1897年1月4日和5日纪要）。没有证据显示为什么认为男性会在最后一刻才预定假日活动，而女性总是提前预定——难道因为妇女外出度假要看月经周期，较少随意预订？或许因为妇女更难立刻抽身离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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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新鲜空气基金”对前往格拉斯哥、布拉德福、谢菲尔德、利物浦、利兹和曼彻斯特徒步者每人支付7英镑，前往诺丁汉和奥海姆每人支付4英镑（CHA，1895年12月30日纪要）。CHA自己的穷人假日项目（享受“休息和自由”而非远足的假日）有时只让女性参加。这类资助性质的假日项目一直持续到二战时期，有关报告表明女性构成了游客中的大多数。[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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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假日徒步项目非常成功，漫游俱乐部的数量增加很快，特别是在中部地区。为了与俱乐部保持联系，协会出版了一份小开本的月刊《同志之谊》。月刊包含短篇文章、书评、回忆、协会“乡亲”的出生、死亡和婚姻声明、各中心的照片和免费假日项目一览表、协会官员的主要文章及俱乐部新闻。[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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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参加CHA的假日项目和加入当地CHA俱乐部的女性数目庞大，但描述徒步活动的方式和语气却明显是男性的。而且那是一个自我意识不那么强烈的世界，下面关于徒步的段落可以看上去完全没有任何性别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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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热爱大自然的人是从来无法“抵达”的人。随着越来越亲近，他的惊叹变成欢乐，欢乐又转成爱恋。他……感觉越来越有在家的感觉，然而他的追求受到许多无以名状的非智性因素的制约……在吹拂他脸颊上的柔风之后……深深隐藏在……他所攀登的山肩之下的，是许许多多深不可测的问题……然而人……继续沿着“那迷宫一样的真理之幽径”追寻下去，认为[这样做]就会有一天能了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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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之谊》17卷，1914年3月，“芝麻开门”，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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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问题在《同志之谊》的刊头以不同方式再现。起初，刊头是一条狭窄水平带，由重叠的人字形标志分成三块。最大的中间那块画了一个年轻男士，背着帆布背包，一只手拿着手杖，面对着手拿一小枝橡树叶的年轻女子。男士的视线越过女子，女子则直视着我们。他们的右臂伸向对方，两手紧握成兄弟般“同志”的姿势。他们身后矗立着一棵树，几乎填满画面，两边各有远山、悬崖和大海。左右的两块中各有一棵小橡树苗，其中一棵的根部由书本支撑着，另一棵则环绕着鲜花，花丛中是一个帆布背包，带扣上印有首字母CHA。设计没有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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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24年，刊头放大，画面也变了。两个年轻男士和一个年轻女子坐在青草茂盛的小山上俯瞰大海，一本书放在女子身旁。另一个女子披着一件斗篷，站在这群人后面，也在眺望着大海。唯一可见的鞋子是步行鞋而不是靴子。在小山丘上有一棵孤零零的松树。背景的一边是群山，另一边是海崖和海滩。在下方，像是给他们休息的地方衬底，是刊物标题《同志之谊》，两侧画着帆布背包和敞开的书本。[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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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32年，全幅的封面替代了窄幅的刊头。前景是一棵巨大的橡树，枝干延伸到海岛之外，中景的一侧是一个衰败的城堡，另一侧是有着尖塔教堂的村庄。群山构成背景。群鸟从城堡的要塞和村庄飞起，围绕着橡树飞翔。树的上方是弧形的《同志之谊》字样，而树中飘出一个束带，上面写着“合作假日协会杂志”，这些在橡树中部形成了一个心形图案，其中穿插着CHA几个字母。CHA组织的要旨就是融合同志之谊和国家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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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历史上橡树一直具有象征意义（托马斯1983）。前前后后，国王和叛乱者都挪用过橡树的象征，表达不同的政治观点。至于海洋，它在刊头所占空间不断扩大。在1911年版式中它处于次要位置，而在1932年版式中则占据了主要位置，意义显然非常重要，这表达了与CHA政治观念不相符的岛国褊狭状态。CHA是国际联盟的一个成员机构，它从自己下辖的各个分支机构收集签名，提交给1932年2月的日内瓦裁军会议（《同志之谊》23卷，1931年12月，“世界裁军”，2：5）。它长期通过内刊宣传自己的理念：“CHA的部分工作就是帮助推进国际运动”，为了这个目的，协会呼吁人们学习法语或德语以便在出国旅行时能够与“同伴”交流（《同志之谊》5卷，1911年9月，“CHA”，1：3）。到1913年，CHA已经有42个假日中心，其中5个在爱尔兰，5个在欧洲大陆（泰勒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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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期间，《同志之谊》似乎幸运地摆脱了过激好战的爱国主义的影响，即使它呼吁自己的成员机构接纳比利时难民。[129]杂志刊登了在部队服役的CHA成员的信件，可想而知，也包括对他们在国外行军时所见风景的描述。驻扎在印度的阿尔伯特王子团的一个列兵H.H.格兰杰在写于1914节礼日[130]的一封信中证实了华兹华斯的观点，即湖区能以某种方式被眼睛领悟，那是雄伟的阿尔卑斯山所不能的。列兵格兰杰的信（部分）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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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三个……攀上了印度南部最高峰，尼尔格里的多达贝塔山。山峰海拔高达九千英尺……尽管多达贝塔非常高，视野开阔，景色壮丽，但我仍然认为它远远不及我们那些低矮得多的山峦气势夺人。这座山呈大约海拔两千英尺高的阶地逐级抬升，阶地之间彼此掩映，使你无法尽情欣赏到山的主峰和它的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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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之谊》14卷，1915年10月，“书信”，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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