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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区正成为休闲的好去处，不同阶级的人会在此相逢或者至少在这儿打个照面。1910年和1914年的弗内斯铁路海报广告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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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优待票和周末票全年有售，包括夏季从伦敦和其他主要外省车站发车的便宜的旅行车票。若需要带插图的导游手册、旅游项目指南等，可向铁路管理者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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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滨铁路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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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区的介绍向远足者呈现了文学家和油画大师所赞颂的如画风景。有些海报描述了“英国湖岸”和“英国湖泊”沐浴在月光下的美景。另一些则展示了别墅以及周围如画风景的小插图，这些是罗姆尼、罗斯金、骚塞和华兹华斯居住过的地方（每个人的名字都出现在对应的插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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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进入权的斗争与政治进入权的斗争交织在一起。1918年初（战争结束前几个月）通过的第四次改革议案，某种程度上接近了认可妇女选举权的要求，妇女在战争中证明了自己的努力是有效的。[136]政治进入权的斗争多少算是取得了胜利，工人阶级选民要求空间进入权的斗争可以更加坚定地插入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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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条路径交集：道路进入权、敞地进入权和风景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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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条人行道要被视为法定公用道路，它就得从一处居民点通向另一处居民点，1900年公用地协会以萨里郡的里士满山为例质疑了这种观点。协会已经在那儿介入哈姆和彼得沙姆公用地的保护，这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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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保护运动密切联系，要保护里士满山下一带泰晤士河和山谷的秀美全景免遭建筑的毁损——这儿是伦敦附近所能发现的最美风景之一，是艺术家经常光顾的地方，是诗人垂青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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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弗斯利191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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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个案说明通向山峰或观景点的道路也可以被视为公众有权通过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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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保护“里士满山的中远景”，敞地协会、郡议会和地方当局一起集资买下了依据普通法而被圈起来的公用地。1902年的《里士满山、彼得沙姆和哈姆法案》是第一个“体现出地方当局为保护风景而购买地产的原则”的法案（埃弗斯利1910：236）。身带汗味的俗人，连同那些淡定而有审美情趣的精英，都获得了选择某个观景点欣赏风景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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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大多数人行道保护协会的目的是维护或重新开放当地古老道路的通行权。敞地进入权的推动则是19世纪末期的一个发展。为了更成功地争取公众进入沼泽地和公用地的权利，各类漫游俱乐部在20世纪初期开始结成联盟。因此，以伦敦为大本营的漫游俱乐部联盟（FRC），公用地协会的一个分支，与布里斯托尔、加迪夫、达令敦和纽卡斯尔的俱乐部合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这些联盟活动，1926年，谢菲尔德地区二十个左右的工人阶级漫游俱乐部完成了结盟的进程。在那时，还有38个漫游俱乐部结为曼彻斯特联盟（霍特1995）。1931年，11个地区联合会组成了国家漫游者联盟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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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地进入权和政治进入权的要求相互交织，彼此呼应。徒步俱乐部形成了更成熟的政治策略，利用议会政治达到目标。因此，1922年成立的漫游俱乐部曼彻斯特地区联盟通过这样的问题来考察那年的大选候选人：“如果你当选，你愿意与我们合作提交公众自由进入沼泽和山区的议案吗？”（希尔198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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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界动荡不宁的时期，英国农业也遭遇到世界竞争的影响。当经济和社会危机持续不减时，土地使用规划者意识到休闲性进入权必须纳入正发生在乡村里的经济和策略变化中（罗杰斯1989；泰勒1997）。饥饿、无家可归和失业现象在北部地区比南部地区更严重，而政府位于南部地区，看起来对这一切漠不关心。穷困潦倒的流浪、饥饿游行、无家可归和大量的失业与上层阶级理想化的“徒步旅行”同时并存（莱特1985）。与那种“徒步旅行”联系在一起的是孤独的长途漫步者（他通常受过大学教育），要么是牛津剑桥的阅读小组成员，要么是莱斯利·史蒂芬斯那样的周日徒步者。换言之，“徒步旅行”显然大都是有南部郡县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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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大罢工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社会影响分布并不均匀，这意味着英国东南部在经济上相对而言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繁荣起来。郊区住宅区，或人们所说的“带状开发”（建筑沿着主干道延伸）得到国家电力网、铁路网和汽车的支撑。当中产阶级移居郊区时，更富裕的阶层则进入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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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路面又没有树篱的主干道、沿线密布的大型广告牌、加油站、高耸的电线铁塔、头顶上交织的电话线和电线，支持了一片片蚕食着郊区的“平房皮垢”，而道路、小汽车和公共汽车为城市下层阶级的短途旅行提供便利，使他们能够更快地到达更远的地方野餐，丢下垃圾（班斯1994；琼斯1990；杰弗里1983；罗温萨1980；纽比1987）。[137]英格兰的“丑陋化”再次促使拥有土地的上层阶级出来保护风景。郊区居民可未必喜欢一些农业活动——就是这些农业活动造就了他们如此乐于侵扰的风景（米勒195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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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权开始裹上了美学修辞外衣。风景保护的推动获得了组织形式，1926年成立了英格兰乡村保存委员会（CPRE），下辖40个分支机构，代表了各类与土地相关的利益集团。[138]其支持者是“一群积极撰文保卫乡村的知识分子”（琼斯1990：251），他们充当事实上的游说团。在风景保护曲折的进程中，有一个预示了后来遗产业兴起的暧昧情况，那就是旅游业支持保护，因为永恒的英国风景是新近汽车化的旅游业的卖点，特别是吸引国外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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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保护目标中隐含着具有反讽意味的双重困境，即一旦什么地方被认为是特别的、值得保护的，它就会成为越来越多人兴趣的焦点。对乡村而言，普通人对它的兴趣在当时被视为一个问题。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1876—1962），英国历史学家，其可读性极强的著作是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畅销书，他也处于这种双重困境之中。他的历史改良观——人类有力量使历史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前进、进步和改善的过程，忽略了社会黑暗面。人们会将他关于心灵普遍进化的理念归因于他与达尔文和赫胥黎两人的关系。然而，去掉他的历史观阳光一面，则是他针对城市英国以及它入侵乡村之进程的文化悲观主义。在贬低城市、颂扬乡村时，他帮助孕育了他所谴责的行动（卡纳戴恩1992；科里尼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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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出版的特里维廉传记（卡纳戴恩1992）展示了知识圈、政治圈和社团圈之间的交互关系。从这种联系里可以瞥见他们与风景美学、土地使用规划、风景维护和进入权之间的关联。特里维廉的父亲乔治·奥特·特里维廉有位密友詹姆斯·布莱斯，是许多苏格兰山区进入议案的支持者（见第四章一览表5）。老特里维廉和布莱斯两个人都发现了长途徒步对精神的慰藉作用，这正是小特里维廉身体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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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剑桥求学期间，特里维廉就参加了复活节假期阅读小组到湖区波罗戴尔山谷的斯特勒的旅行。从1898年开始，特里维廉和一群朋友在湖区集合举行他们自己的圣神降临周徒步，这项活动持续了近20年，只偶有几次中断。特里维廉是华兹华斯的崇拜者，1912年积极参与国民托管组织事务，特别支持它在湖区的所作所为。他直言批评那些在湖区修路和竖电线塔的提议，认为那儿的“德国”针叶树人造林会成为“违反自然的地方法则的罪行”（转引自卡纳戴恩1992：156）。许多年里，特里维廉自己购买湖区土地，然后捐赠给托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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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大贵族的庄园被分割，四分之一的英格兰被推向市场”（卡纳戴恩1992：151）。国民托管组织的工作当然变得特别紧迫起来，特里维廉成为筹资买地活动的领军人物，促使那些政治上有影响力的朋友如斯坦利·鲍德温和拉姆奇·麦克唐纳以及其他贵族和知识分子精英一起行动。部分由于他的努力，托管组织在湖区拥有的土地在20世纪20年代增加了近1万英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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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维廉1926年被选进国民托管组织理事会，任职于地产委员会（1928—1949年任主席）和执行委员会（1929—1946年任副主席）。作为1941年地产委员会主席，特里维廉在接收兄弟查尔斯·特里维廉爵士捐赠时处于一个奇特的地位，后者捐赠了沃林顿宅邸，家族的17世纪诺森伯兰别墅及其占地1万3千英亩的庄园（威廉斯·艾里斯1947）。查尔斯·特里维廉在1945年后担任过最初两届工党政府的教育部长，长期积极从事议会的风景保护项目和进入权活动（见第四章一览表5）。大萧条时期，他把沃林顿的附属建筑改建成宿舍提供给诺森伯兰徒步旅行者联盟，后来又把这些宿舍捐赠给青年旅社协会（泰勒1997），他的兄弟乔治是该协会第一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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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特里维廉在国民托管组织担任过各种官职，他的意见得以进入CPRE（英格兰乡村保存委员会）。迫于CPRE的压力，政府在1929年成立了国家公园委员会，考虑是否建立一个或多个国家公园和在什么地方建的问题。相关考虑在《艾迪生委员会报告》中有所体现（见一览表6），委员会建议实现两级体制：地区性保护区允许休闲性进入，而国家保护区成为科学目的的自然保护和观察活动的专门区域（迪特1996；霍特1995；泰勒1997）。[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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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席卷英国的关于混乱和变化的一般性讨论中，规划者和风景维护者之间的辩论被解读成“特别的、风景化的英国公民权版本”（麦特李斯1995：93）。华兹华斯曾将湖区描述为“一种国家财产……每个有感受的眼光和欣赏的心灵的人有权亦有兴趣拥有”。罗斯金的目标就是培养这种眼光和心灵。针对英国丑陋化，城市和乡村规划发展了浪漫主义的思想（迪特1996），强调大自然非物质性价值的重要性，强化品味和法定的美学。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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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30年代，一个势力不可小觑的“环境游说团”已经出现，致力于保护乡村免受城市无序扩张和城市方式的威胁……提倡乡村的精神愉悦，保护乡村免受大量游客的“疯狂涌入”，非常明显，这是一种两难局面……为了“国家”，乡村需要保护，但是要远离“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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