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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发展的压力和国家公园的游客压力迫使政府在1971年委任了一个检察委员会，桑福德勋爵担任主席。[159]《桑福德委员会报告》（1974）详尽描述了着眼于短期效益的功利主义考虑（优先于自然保护）已经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道路和住宅不断发展、消耗资源的产业、水库和汽车旅游不断增加，这一切得到允许，甚至受到鼓励，从而给国家公园造成损害。报告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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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有悖于公园目的的发展计划——这种反对必须得到加强，贯彻到底；在美丽尚未遭损害的多数地区，要把这种反对当作一个禁令贯彻下去，除非国家有迫不得已的需要才能破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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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NP计划19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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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通过了桑福德报告提出的建议，同时承认有必要解决国家公园所在地缺乏住宅和工作机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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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取得的成功可以由公园使用率的惊人增长来衡量。中央政府和当地政府都害怕休闲爆炸（布兰登和柯里1988）。随着到乡村休闲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的环境意识逐渐加强。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英国各种国家环境机构纷纷建立，数量得到了最大的增长（洛厄和古伊德1983）。在这些自愿性质的环境机构里，成员由1970年的不足70万增至1990年的375万以上（罗宾逊1992）。20世纪70年代开始，开始对农业在乡村经济中的作用进行全面的重新评估，这种评估一开始只是作为辩论进行，到后来成为国家政策（布兰登和科里1988；哈维和惠特比1988；霍奇1986；鲁宾逊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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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强化农业发展与保护野生动物和风景之间的冲突，1981年的《野生动物和乡村法》提出将“管理协议”的概念引入农业—环境世界。[160]该法案综合了桑福德报告中的建议——厘清国家公园关涉到农业活动的法定权力、公共路权修改以及国家公园的义务：为游客提供标明需要特别保护的沼泽、荒野和林地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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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班伯里的保守党议员托尼·鲍德里向下议院提交了一个特别不合时宜的进入权议案，这个《扩大乡村进入权议案》只宣读了一次就遭到否决。该议案提议放权给郡议会，使其有权就农庄主之便而改变设定的人行道，以此而有助于进入更多乡村地区！反过来，“农庄主应有法定的责任，采取合理的步骤标明穿越他们土地的人行道线路”，他们本来也必须这么做[英国议会记录1983（61）c.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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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身份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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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兹华斯关于湖区是“一种国家财产”的定义引发出这样的问题：谁值得纳入“国家”（第三章）。一系列的改革议案拓宽了（公众）对“国家”的政治进入权，同时议会则谋求扩大对于“乡村”的空间进入权（第五章），并且在战后取得了有限度的胜利（我们现在就在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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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认为，后工业时代的英国，政治党派、宗教派别或阶级成分这类强势的身份认同已被个人主义和通过生活方式进行的“自我发明”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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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现在打发时间的行为越来越多地成为他们自我感觉的反映。我们所说的休闲时间，实际上是他们生活中可以自由支配的关键资源之一，所以休闲时间通常很重要，它关涉到人们在自己生活中赋予或发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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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夫—怀特19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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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已经变成物品，而国家将积极的休闲再定义为不再是公民权利的一个元素，而是一个手段的问题。这样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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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积极生活不再是所有人的社会目标，而是一种可选消费品，其消费意味着“积极的”公民身份。它进一步意味着与人数不断增加的“异常”大众的差别，那些人不愿意或不能够拥抱这种新的公民身份建构，因此，愈发得不到进入积极生活的权利，进而得不到积极的公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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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文斯科洛福特199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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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生活”领域内，乡村休闲在国家的预算图腾柱上无关紧要。[161]然而，从涌进国家公园的游客人数来看，进入权的问题必须列入议程。如果有更多的乡村地区允许进入，那么人们就不会一窝蜂涌进国家公园里了。实际情况表明：前往国家公园的游客人数多得令人生畏，引起的交通拥堵超乎想象，想想看英国农村出现了洛杉矶高速公路的场景。在湖区随处可买的一种幽默明信片上，可以看见一条单行道上严严实实挤满了小轿车，车流涌向山间。第一辆车后拉着一个拖车，司机对他的同伴说：“还没有看见别的车！”湖区国家公园占地880平方英里，每年开放期间要接待2000万游客（斯坦纳和布迪厄1995）。峰区国家公园占地将近600平方英里，每年开放期间要接待2200万游客。60%的英国人很容易抵达峰区公园。1996年，湖区国家公园规划局就夏季旅游高峰期公园禁车问题率先发起了与“相关利益团体”的讨论。这一想法激起了湖区各城镇的店主强烈的反对——通过和店主交谈，我了解到这一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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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许多游客从未远离“蜜罐”（最具吸引力的观光点），但也有数十万的人在登山和徒步丘原沼泽。毫不奇怪，对公园里人行道和其他通行地带的损坏触目惊心。在湖区，磨损的人行道看起来就像丘原上的大裂缝。在峰区，泥炭地区的排水沟毁损了像金德斯考特这样景点的外貌。修缮这些损毁耗资巨大。在湖区的一些地方，得用直升飞机把石板运到维修地点。然而，受损严重的人行道刚刚稳固一些（也许靠着一系列巨大石阶的支撑），又引来更多的游客继续向上攀登，从而使道路的毁损现象蔓延到更难进入的景区。在峰区，当局尝试了各种办法防止交通繁忙的泥炭地区变成泥塘。[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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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10个国家公园的客流量压力的一种方式就是允许公众进入其他地区。1984年遗产税法案被认为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凡被财政部认定是“风景遗产”的风景区——也即具有突出的自然风光、历史意义或科学价值的产业可以减免遗产税。作为减免的回报，风景遗产的新主人必须允许公众“合理”进入。该法案没有具体规定什么是“合理的”公众进入。对这一法案导致的税收损失统计不一，有一份资料说1984/1985年到1995/1996年一共损失6500万英镑（惠特比1997），而另一份资料则表明1983/1984到1991/1992年一共损失了9000万英镑（珀尔曼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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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遗产的遗产税减免计划典型而清楚地说明了土地主与国家之间那种阶级为本与阶级偏向的关系。土地主没有义务给予公众经过风景遗产的路权，而风景遗产也未公开登录在册，这样一来，公众对于什么地区许可进入不甚了了。显然，对国家而言，损失的税收打了水漂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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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休闲作为一种替代性的（尽管是还未计成本的）经济活动而得到提倡。乡村旅游被视为一种具有“收入弹性”的产品，也就是说，当收入增加时，一个人花在上面的钱会更多（惠特比1997）。然而，乡村休闲的成本正在发挥作用（沃特金斯1996）。1991年，通过中央财政资助的“乡村管护计划”，英国的农业—环境政策引进了准市场方式。根据这一计划，农民寻求出售被乡村委员会（CC）认为可以增加风景宜人度的环境产品，来获得该计划支付的报酬（利奥德1992，弗雷泽1996）。进入权就成为宜人度或公共产品之一，这些公众产品“经常是作为其他（可能是私人的）商品的联带产品（常常不是有意为之的）”（惠特比1997：3）。换言之，任何通过“开放穿越他们产业的路权”而获得的收益抵不上农场主种植或畜牧所获得的收益（惠特比1997：3）。[163]到1997年末期，已签署了超过1200项管护协议，含有可以随时撤销的路权许可（库克和高夫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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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村旅游的实际情况来看，并未收购数据中那么多的进入权。此外，一些新的道路进入权协议草率之极，以至于公众难以知悉或利用，有些道路甚至被封闭起来。为此，漫游者协会（RA）质疑这个新的私人土地市场中所吹捧的收购是否成功。签署协议的农场并未列入路权收购目录，公之于众，因此公众对可进入地区的了解不免有限。总之，一项旨在把进入权商品化的公共政策仅仅使私有财产权重新特权化和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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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把中央政府资助“管护计划”农场进入权的政策看作一种默许反对开放性进入权，尽管它声称不是那样。再说，如果靠市场方式，这其实说明了“在我们越来越富裕时，进入权问题将会变得更加重要，而不是更不重要”（惠特比1997：5）。在此，进入权问题与公民权相遇，而科里根和萨伊尔关注的“国家体制及其活动的深刻的文化内涵，以及文化形式所具有的国家法令的特性和范围”（本章开篇就已提出）可以在实践层面上看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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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5年在艾戴尔进行的一次抗议性徒步开始，其后，RA每年9月都会组织当地的抗议性徒步，以期引起人们关注禁止进入的乡村地区。这些被宣传海报称为“英国禁地日”、“林地散步日”、“英国开放日”以及新近规定的“进入权日”。不管是以什么名目，它们引起了报界和电视台的关注，当然并非所有报道对RA都是友善的。RA的公然好战性是个新发现的特点——有些文章就直接把它与1932年集体侵入活动的“共产主义”渊源联系在一起（法恩戴尔1995），这为作家、卡通画家和摄影家提供了素材。[164]在政府提议最大程度赋予公众敞地漫游权之后的第二天，卡通画家就作出了反应（例见《快报》、《卫报》，1998年2月27日）[165]。还有漫画暗示了漫游者提出的进入权议题已变得理所当然——因为风景意象被用来传达其他的政治信息（例见《独立报》，1989年9月19日）[166]。这一例中实际争论的问题是：在工党政府领导下，私有化的公用事业的股票持有者是否会获取红利。不管RA的对抗性立场给予卡通漫画家什么性质的启发，它还是疏离了协会中一些更保守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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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2月，RA发表了咨询文件，题为《乡村进入权草案》，寻求（在1947年和1968年法案所定义的）敞地上自由漫游的权利——除了特定条件下暂时禁入，特定条件指的是一年只有12天的狩猎日、异常气候可能导致的火灾等，产羔季和动植物恢复期保护（RA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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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草案定义，敞地包括林地、悬崖、河岸和海滩，将林业委员会的林区纳入法定的敞地范畴。其中还包括委员会历年来出售的多块林区——公众进入这些林地的路权一度被取消。草案寻求可以自由漫游的敞地，但并未将播种的农田或人们的花园列入漫游者可以穿越的范畴。然而，反对者试图把草案的意图说成另一个样子，卡通画家又对此大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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