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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1998年6月1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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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委员会意识到需要“教育和说服游客和土地主积极地、建设性地应对这些新安排”，提议应把这种教育纳入“全民课目”（CC，1998年6月1日：1），以此更加清楚地展现“国家体制及其活动的深刻的文化内涵”（科里根和萨伊尔19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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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乡村委员会提出对线性路权实行“更灵活的方式”，一种耗资更少、耗时更少、争议更少的方式。它的《人行道21》提议可能是一个更划算的“人行道网络，能满足下个世纪需求，而非作为历史需求的结果”（CC1998年6月12日：1）。这一方案会不会是托尼·鲍德里遭到否决的1983年《扩大乡村进入权议案》的翻版？1983年的议案要求按照经济原则取缔法规化的路权，以更方便农场主的人行道替代历史遗留下来的人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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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道21》是对乡村规划的重新审视，挑战了某些已被认可的观念。它承认如果按照这种新的乡村规划施行起来，将不会有目前那么多乡村保留下来。[168]这是不是意味着矛盾？——因为与此同时，正有越来越多的人试图进入乡村；人们一打开英国报纸就会读到一条新的公路破坏了人们过去为之战斗并竭力保护的公用地；英国考古委员会迫于现状而要求把农业补贴同环保挂钩，以防止农场主获得“类别许可”（ClassConsents）去深耕中石器、古罗马和内战遗址而免受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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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绿色地带受到经济学角度的审视——看看它们是否“帮助或阻碍了可持续性发展，它们对资源（土地、矿藏、水等）的有效利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它们是否帮助我们理智地思考并做好长期计划”（CC，1998年9月19日：1，着重号为后加）。所谓“有效性”是依据什么人的角度？在同一份网络文件中，还提出了“为城镇创造合适的背景”的建议。所有城镇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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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管理良好的乡村。发展计划需要限制城市增长，为城镇周边的乡村制定积极的目标。每个城镇和大城市应该发展绿色空间项目，这样，每个人，包括社会之外的群体，都可以进入并且能够享用他们住家附近的开阔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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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1998年9月19日：1，着重号为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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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建议也许不是一种要求社会上受排斥的群体呆在自家地盘，勿去侵入更广大英国乡村荒野的方式？不管怎么说，这类群体最受公共交通的制约——公交的匮乏自然会影响他们进入英国风景区。也许乡村委员会提供的千禧草坪足以使他们呆在家门口怡然自得了。千禧草坪从国家彩票发行署获得了1千万英镑的资助，到2000年，一个慈善信托基金将管理并维护英国大约250个社区的千禧草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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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进入权的人大力呼吁允许公众进入国家公园内外的敞地，反对的人则抗议城市（也许就是那些来自大城市和城镇的“没有教养的游客”）破坏乡村生活方式，双方各不相让。禁止猎狐的提议引起了经济学意义的争论。设想一下禁止猎狐的情形吧，马具商人会失业，猎装裁缝没了生意，马夫和驯狗师无事可做，还要处理掉大批猎犬。[169]1997年7月，估计有10万人结队示威，抗议一个下议院普通议员议案，该议案禁止带猎犬猎杀哺乳动物。1998年3月，超过25万的“乡民”，由穿着红外套的猎人率领，来到海德公园参加了乡村联盟发动的游行。土地主利益集团的出席使得所谓代表乡民的“乡村游行”大打折扣。没有什么能够掩盖这样一个事实，这次游行目的就是抗议立法禁止猎狐。[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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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司法和公共秩序法案》（1994）中有些部分是针对破坏狩猎者的。法案第68条规定严重的非法侵入就是一种新的犯罪行为，所谓严重的侵入指威胁在土地上从事合法活动的人、妨碍或阻断其活动。但是针对“非法入侵的集会”，法案的第70条和第71条则布下了更大的法网。它们所界定的集会指20人以上的群体企图聚集在“公众无权进入或只能有限进入的露天场地”。如此一来，行使了1949年法案所赋予的权利的人，则会违反1994年法案第70条和第71条，受到制裁。[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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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5年11月发起的“乡村运动”中可以看出乡村和城镇之间的对抗，该组织打出来的标语表明他们要站在“乡村一边”来讨论各类议题，如休闲进入、农场主的民族意义、农场主作为真正能够照管乡村的人所起的作用。[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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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和休闲之间的冲突的另一个现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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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正在发展的趋势：将大量的乡村休闲活动限定在官方指定和管理的休闲区域，限定在范围延伸但受到控制的所谓国家公园里。[尽管这样会]极大地裨益于户外休闲……但讽刺的是，它也会有助于使排斥持久化，使公众无法进入开阔的乡村地带，有助于“制止”公众路权，特别是农耕地区和城市近郊的公众路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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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199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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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乡村委员会认识到乡村休闲活动的巨大的经济价值，尤其是休闲散步可以为当地带来“高达20亿英镑的收入”（阿什克罗夫特1998：2）。一个主要的两难是乡村共同体如果不肯接受日趋加重的进入负担的话，也就得不到旅游业和休闲活动如徒步带来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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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径直打断双方（进入权立法议案和反议案）的推拉之举，于1999年3月颁发了《英格兰和威尔士乡村进入权：行动构架》，于1999年7月颁发了咨询公告《改善英格兰和威尔士路权》。这些动作表明政府有意通过立法解决乡村敞地进入权的问题，扩大现有的路权范围。地方级和国家级的“进入权论坛”建立起来了，所有的利益集团被召集到一起讨论出台《乡村议案》——这一议案旨在确保公众进入一定的未开垦的土地上并自由漫步的权利。至于何时将议案拿到议会里讨论，政府却含糊其辞。然而，1999年11月17日女王演讲中介绍《乡村议案》，推进了为进入和自由漫步所进行的漫长斗争。竞争的利益各方所持的砝码将决定立法的形式及其在全国和地方（也许是分阶段的）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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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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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财产的各种关系植根于对土地的控制和进入之中。一旦有人提出在私有土地上建立国家公园，必然会出现紧张局面。即使大量的公用地纳入国家公园的范围，也不一定向所有来访者开放。事实上，它们从未对所有来访者开放。吊诡的是，植根于风景之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却孕育了城乡分野，而美学、农业和休闲的因素则促成了利益集团之间那种并不省心的伙伴关系。协调矛盾重重的需求和要求的努力似乎只是让这些矛盾进入法律文件，并未解决矛盾本身。也许解决是不可能的，也许解决的成本太高。在市场这种地方，公共产品的问题向来受到冷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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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进入英国风景区和控制在景区内活动已有漫长的历史，而且仍在发展过程中。在英国这种人口稠密和高度城市化的国家，敞地是罕见的资源。围绕资源展开的论战、国家立法的介入和最终使敞地商品化并不奇怪。英国非政府组织以及政策制定者仍跳不出历史决定的狭隘休闲观，“难以把真正的社会意义匹配给休闲”（格罗夫—怀特1996：2）。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从民族志方面探讨山地徒步的社会意义，休闲的这一个方面取决于进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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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休闲性徒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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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户外运动所取得的巨大实效和社会政治意义，是建立在具有地区细微差异的进步主义核心意识形态之上的，赞同这一点并不等于是以辉格党主义或必胜主义的态度宣称一种观念不可逆转的完满实现。许多目标继续使人烦心，得与失通常相互抵消。运动本身中的后退的保守派力量，受强大的妥协倾向支撑，一直在不懈地施加影响，阻碍徒步者、登山者和骑自行车的游客为了自己的利益统一行动起来。在20世纪末期为人行道路权和进入权而抗争的人们与19世纪20年代的先辈一样，依然在进行同样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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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1997：273—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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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同样的战役正在进行，那么1999年末的《乡村议案》则把战役带进了一个新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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