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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性的休闲徒步的广告出现在各种会员杂志、吸引徒步者的商业性杂志、英国旅游部门出版的诸如“徒步英国”之类的地图、各个国家公园发送的月报里，通过各地旅游局和网络四处开花。这些资源为每年花钱参加英国徒步假日三百多万天的人们服务。平均寿命的延长和提前退休制为这种休闲活动提供了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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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类印刷资料、电子资料中，我收集到假日徒步组织的地址，从寄给我的小册子里预约登记，当然是从价格最低的度假项目中挑选我所需要的：每周花费在225英镑到308英镑之间（相当于360到493美元）。我收到的一些旅游手册中，湖区度假每周花费在600英镑至800英镑之间（相当于960到1280美元）。这些假日旅行的吃饭标准、住宿标准和团队大小都不尽相同，但旅行路线却一样。这些现象反映了徒步商品化的一个方面。因此下面的讨论只是依据假日徒步市场的一个有限的部分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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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进行的历史研究和我个人在湖区的前期工作（达比1988）促使我想去了解假日徒步和俱乐部在创造社会网络和共同体感方面所起到的作用。鉴于历史上逐出风景和进入风景所涉及的阶级对抗的强度，我想知道徒步团体是否可以跨越阶级。我注意（研究对象）对于强调环境责任的政治和对于环境衰落的态度、信念和感受——这一兴趣源于我以前对欧盟农业环保政策在区域和在本地实施情况的研究。我认为也许能从最基础的现象开始切入这些论题。在田野考察过程中，团体的动态、性别和种族问题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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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密切观察的核心群体包括120个人，我与他们一起于1995、1996和1997年在湖区进行了历时1周、2周和3周的徒步，行程大约400英里。他们没有一个人生活在湖区。除了6个来自西欧的度假者以外，其余的徒步者全是英国人，实际上他们都是英格兰人。我们参加了全国性机构如乡村假日协会（CHA）、漫游者俱乐部（RA）以及私营性质的徒步旅行团组织的（价位较低的）假日徒步。徒步者的姓名都是虚构的，除非经过同意可用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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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团队一起徒步约一个星期，多数时候，晚上回到固定的住处参加晚间活动。住房风格各异：有伫立于村外的维多利亚式大宅；有位于相对偏远山谷里的瑞士木屋——在20世纪30年代徒步狂热时期由一个徒步俱乐部建造；有一所建于20世纪初期的别墅俯瞰巴特米尔湖，透过巨大的玻璃窗可以饱览湖区美景；还有改建的谷仓。每周的假日徒步一般周六下午出发，在途中休息一天，徒步者可以去购物、参观旅游胜地、自己自由散步或休息。在乡村假日协会辖下的住处，两三个旅行团队同时活动。每队约有20到30人不等，徒步的难度也不等（一日徒步4到6英里，含有一段500到800英尺的登高路程；或一日徒步7至9英里，含有一段2000到2500英尺的登高路程；或一日徒步10到14英里，含有一段2500到3000英尺的登高路程）。人们可以自由选择更换团队，但很少人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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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观察和定量的偏见最小化，获取能够比较的数据，我与来自德文戴尔峰区住地的假日联盟（HF）徒步者一起徒步，还与考文垂、牛津、科尔文湾（北威尔士）以及肯德尔（湖区）的地区性徒步俱乐部会员一起徒步。像乡村假日协会一样，假日联盟每天提供三种不同难度的徒步方式，晚上徒步者一起活动。纳入参照观察的人群也约有120人。我对两种人群做了问卷调查（见附录）来补充我的观察。问卷发给110人。50份问卷由核心人群的徒步者完成，52份由参照人群徒步者完成。问卷较长，含有56个问题，97%的回答率说明徒步者有兴趣充当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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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人群中没有年轻家庭，年龄在35岁以下的人很少（核心人群里只有12%，参照人群里只有3.8%）。核心人群的徒步者平均年龄是43岁，男性比女性人数略多（52%︰48%）。退休者占20%，其中2%属于鳏寡之人。参照人群的徒步者平均年龄52岁，男性人数远远大于女性（59.6%︰40.4%）。参照人群中的男士曾经几次对我说他们的妻子已不能像年轻时那样徒步了，只能参加短途散步或周末的短途旅行。退休者占61.5%，其中13.5%属于鳏寡之人。如果将独身、分居、离异和鳏寡列为A类，同居和已婚者列为B类，那么两组人群中A类虽占少数，但比例可观——核心人群有44%，参照人群有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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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组人群的职业（涵盖专业人士、管理人士、学院人士、白领、蓝领和体力劳动者）进行的交叉分析表明二者之间的职业差别不大。两群人的一个有趣的差别在家庭收入上，不是实际收入（这一点难以确定），而是不回答收入问题的人数：核心人群有8%的人，参照人群则有23.1%的人没有回答。无论问卷的发放和回收是在团队内如何进行的，对这一问题很多人都避而不答，有些团队甚至完全没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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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7种收入档。45%的核心人群成员回答收入在20000到35000英镑（合32000美元）档，这一群人的平均收入是17100英镑（合27360美元）。参照人群收集到的收入数据平均是12627英镑（合20203美元）。略低的四个收入档里，两组非常接近，只有在5000到9000英镑（合8000至14000美元）这一档里，参照组是核心组人数的三倍。在最高的三个收入档里，参照组突然出现“空白”。当性别差异用于分析收入数据时，核心人群的男性徒步者平均收入为17500英镑（合28000美元）而女性的则为16700英镑（合26720美元）；参照人群中的男性徒步者平均收入为14500英镑（合23200美元），女性的为10750英镑（合172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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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卷分析表明，收入的差异会影响到“当年”或“平均”的徒步装备费用：60%的人花费在250英镑以下（合400美元），20%的人花费在251到500英镑（合400到800美元）之间，而5%的人花费超过500英镑（800美元），但岁数较大的徒步者花费要少一些。核心人群比参照人群花在装备和假日徒步上的钱要多。白领工人和岁数大一些的徒步者更经常地参加有领队或向导的徒步英格兰活动。随着收入的增加，这个频率降低，退休之后，频率会重新变高。从民意测验里可以发现一种出于礼貌的偏向，这是已经得到承认的。也许还有一种未承认的男子汉偏向：白领工人和女性徒步者多参加难度较低的徒步（如沿着骑马道漫游），男性专业人士多选择难度更大的徒步（如攀登陡峭的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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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以27个陈述性声明结束，按照五分制选择，其中一分为“强烈赞同”，五分为“强烈反对”。对数据进行多变量回归模型分析，用年龄、收入、性别、婚姻状况和职业作为解释性变量。我对散发给他们的三组集合问题尤感兴趣。第一组侧重在对于强调环境责任的政治的态度、观念和感受。女性更同意环境应该优先于其他事务的说法；白领工人则不同意这种观点。既然60%的白领工人是女性，社会经济位置可以视为其答案的绝对重要因素。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核心人群和参照人群并无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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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一组针对人所感知的环境衰落的陈述，白领工人不同意问卷上的基本观点。其他变量的反应则无很大的差异。就这一问题所做的统计，核心人群和参照人群之间并没有太大差异。对于一组针对徒步和个人满足感的陈述的反应则说明了年龄与评价有巨大关联：岁数大的人能够在散步中体验到更多的满足感。核心人群中有74%属于被人雇佣或自我雇佣，他们从徒步中所得到的自我满足感要少些，在这一点上管理人士和学院人士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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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与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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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徒步作为反复重演的表演性行为，创造了个人的置于时间和地方的过去。通过向新一拨的人们引述的经验和记忆，多个过去把个人联系起来——把人和地方密切相联，铸造出跨越都市与乡村、北方与南方等社会地位经济标记的联接。对于一些山地徒步者来说，在徒步发挥联接作用的过程中，他们与历史的过去（如在第一章到第三章讨论的历史）联系起来。与湖区特定地方相关的诗歌、文学或艺术构成了再引述和再发现的另一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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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人眼里，被组织起来和正在组织起来的徒步群体这一事实直接与第四章、第五章已探讨的进入权斗争的历史形成共鸣。对另一些人而言，进入权斗争负载着种族和性别的当代社会问题（我将在本章后面部分和下一章里详尽讨论）。在他们看来，进入风景区和山区的持久行为和经历同时是一种认知探索和一种抵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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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人群中很少是第一次参加湖区徒步的。尽管过去在哈索普山谷的研究工作使我对湖区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参加这种有组织的山地徒步我却是新手。核心人群的多数则不是。有些人年复一年被召集到湖区一起徒步旅行。由于居住在国内不同地区，在湖区以外他们彼此难得碰面。多年以来，有些人不仅一起徒步湖区，还一起徒步其他地方，尽管在徒步之外的其他场合他们缘悭一面。有些人早在儿童和少年时期就徒步湖区了，最终选择退休后来到这儿，把自己重新定位在他们逐渐了解和热爱的景色中。这少数人出现在含有地区性湖区徒步俱乐部成员的参照人群里。核心人群中的有些人多年来经常单独参加CHA组织的假日徒步活动，因此也就熟悉了那些参加同样活动的其他人，在这些历时一周的徒步过程中他们常常不期而遇。在这些变化参数范围之内，大多数人属于“归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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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也是“归来者”，虽然性质不同，但也可以作为一个观察对象（哈斯特拉普1987）。我在英格兰出生长大，却在美国生活了多年，这意味着我在英格兰北部地区进行的田野考察模糊了田野与家的等级差异。我处于一种令人尴尬的局内人—局外人位置：我意识到在某种初始的层面，英国风景一直是“故乡”，而作为一个社会实体的英格兰现在对我而言却是“外国”。这种矛盾对我并非没有影响，我应该站在不介入的角度观察那些进入英国风景之中的人们并试图理解他们，但我不是墙上的苍蝇，可以不动声色地观察。在特定的情形下，我自己对这些人和这个地方的反应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我对于徒步者动态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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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研究如果能把所考察的每个问题都分得清清楚楚，那么就结构而论会是令人满意的，但实际却是所有问题纠结在一起。通过展示每周徒步中的纠结现象和过程，收集同一现象在不同徒步周的表现，把它的特征整理出来，我努力使我的材料显现出一种秩序来。但在此之前，我想在世俗性朝圣仪式的架构里分析徒步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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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性朝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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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把世俗性朝圣的观念变成一刀切的分析模式，强使一切（数据）与之吻合。但我的确想要提出，徒步的模式和过程、象征学创造了一种类似宗教朝圣的世俗性朝圣。湖区徒步路线的密度、徒步者的密度、徒步的最远范围、众多的观景点、热门路线的密度，这一切构成了一幅圣地和驿站的世俗版本：纵横交错的朝圣路线通向位于边缘，但具有地形学重要意义的朝圣中心（特纳1974）。仪式的三重分类——分离、过渡和交融把个人带进群体并支配着人和群体在土地上的运动，而徒步群体则是仪式的空间化和现实化（凡·吉纳普1960）。地区性徒步俱乐部以贯穿一生的运动带来添加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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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角色和活动的碎片化、角色冲突的隔离，以及不再信仰“特殊化仪式……会神秘地影响秘技参入者的安宁”（格拉克曼1962：37），凡·吉纳普所讨论的那种仪式被认为“与现代城市生活结构不能和谐共存”（格拉克曼1962：36—37）。一个徒步群体实际上打破了一些人谓之的城市生活所引起的隔绝感，同时也成为逃离城市的一种方式。在乡村环境中一队人一起徒步一个星期左右，逃离了城市，因而“僻壤与社会不再是对立的概念”（特纳1974：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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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步领队提到徒步群体对孤独者和情感需求者的帮助和支持，以及通过重建自我的自然基础而获得的帮助。不少徒步领队都有过地区性徒步俱乐部的经历，他们认为孤独是许多人参加徒步活动和俱乐部的动力。马克是一个大型地区性俱乐部主席，也是一个全国性徒步团队的领队，他指出，“徒步时的身体锻炼以及与自然的联系帮助人们走出个人难题，一个星期的徒步经历无异于精神的复活”。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也如是总结，在我们看来，显然他是生活受伤者之一。[174]针对“你是否阅读与你徒步地区有联系的小说和诗歌”这项调查，他在备注一栏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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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华兹华斯情有独钟，在做其他事情时，我经常想到他的诗歌。我认为他的诗有一种治疗功能：他理解焦虑，并发现了慰藉心灵的方法。我喜欢他是因为，他把我们心灵与之合拍的自然描写为具有一种神秘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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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层意义上讲，徒步群体成为一个具有一定的宗教魔力的场所，存在于“一个特殊的场合，延续一段时间……在两个世界之间”（凡·吉纳普1960：18）。只是在这一个案中，特殊的场合并不是在“两个世界”之间，而是进入远在普通的日常结构之外的空间。个人经由此运动而获得治疗，从日益加快城市生活节奏的技术紧迫性所造成的伤害中恢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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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朝圣一样，徒步就是经历一种治疗和康复过程。（在此我没有考虑徒步媒介的形式化体系，这种体系显然更容易看出是仪式化的。）按照凡·吉纳普的分类，在特定仪式中，任何阶段都可能得到或多或少的强调。将徒步周视为一种仪式，那么过渡阶段就是延长化的阈限期，在此期间，人们体验到共同感（communitas）。这是临界状态，此时如果仪式是集体性质的，参加者“就体验到……一种自发生成的人类彼此平等的关系，摆脱了结构属性”（特纳197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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