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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徒步一天以后，这种沉默被芭芭拉打破，她是一个五十出头的单身女子，是一名小职员。她对我倾诉，说她觉得男主持人“以恩人自居”，而他“极力推行宗教”的行为极大地冒犯了她。芭芭拉非常准确地回顾了她所知道的CHA早期历史，认为“他们把我们看作应该受教育的工人阶级”。针对此事以及男主持施加给群体的权威发发牢骚，她尽管感到痛快，但还是非常留意是否有人偷听她的谈话。芭芭拉的神秘神态以及害怕被偷听的心态似乎表明，如果被人听到，她就再没有机会回到这儿来了。如果她像我一样自己付费，或像那些不属于这个群体的人一样（他们不去参加道格拉斯和罗斯玛丽主持的晚间活动），她也许会泰然说出自己的怨言。事实是，她使用阶级概念来描述等级，把自己的身份和自我的阶级/分类定位在与道格拉斯及其组织的对立面。她通过这种阶级范畴来理解CHA的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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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游带领下的徒步群体中，多数徒步者年龄在六十大几和七十出头之间。他们几十年来参加CHA的徒步。对他们而言，道格拉斯为之悲叹的业已消逝的习俗是他们从年轻时就了解的CHA的一部分。他们非常欣赏由道格拉斯和罗斯玛丽主持的晚会，围绕历年来收集的游戏而进行。难度不大的徒步、熟悉的游戏为他们回忆个人的过去提供了记忆线索，再次给他们归属感。不像芭芭拉，至少从他们说出的话来判断，大多数客人知道在这个特别领域里运行的社会排序中自己排在何处，也算是过去的CHA的余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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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中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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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安排进行一周徒步巡游，犹如组织起来的如画风景观景点，在群体中创造出一种共同的空间和时间，给彼此陌生的人们提供了接触模式。每天重复一样的程序（灌满水瓶、午餐打包、擦靴、房前集合、估测天气、气喘吁吁上山、赞叹景色等等），个人间的互惠关系聚合而成“这一群体”。这种特别的“此时此刻”完全不同于有规律的日常生活，叠加在“个人”的感觉之上。他们交换自传性的细节，逐渐生出一种压倒其他的集体意识。同时，还有一些不断变化的逆流，微妙的和不那么微妙的排斥与包容。共同感和争论并存，有此并不等于无彼。当然，如果我心里曾想到过徒步者共同体是没有问题的，“其乐融融”的——这些想法，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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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特米尔的第一个星期，有项活动是晚上和白天徒步过程中都在进行的。这就是交流拉丁语短语和词形变化，给人一种友好的高手炫技的感觉。每个人遥远或不那么遥远的教育背景突然暴露在明处。这项活动把群体分成了解拉丁语和不了解拉丁语的两拨。在潜意识中，知识起着社会定位或分类的作用（布迪厄1984）。那些“拉丁分子”（包括徒步领队和年龄在二十多岁和六十多岁的人）似乎没有察觉自己有一个没说出来的假设，即认为每个人都像他们一样在学校学过拉丁语。他们没有发觉这项活动使得群体中一小拨人只好沉默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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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小拨人沉默，这反倒说明了群体的相对同质性。归属感是对文化的体验（科恩1982）。那些没有接受过这种特别文化的人，无法显示自己的文化资本，就不属于这个群体。没有文化的人只是埋头自己徒步，该游戏结束后才能融入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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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断这种和其他格局的是马丁——群体通过马丁而凝聚在一起。马丁是一位退休的专业人士，五十多岁，未婚，据他自己说是一个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他挑起的社会活剧成为徒步周的副主题活动。近距离地生活在一起时，人们的品性和弱点很快暴露。马丁立刻毫不留情地对他们开火，引起一些激烈的交锋。[179]徒步周快结束时我找到机会问马丁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说他的煽动可以使人们凝聚在一起。他是否认为自己为了群体的利益做了自我牺牲？这是不是掺杂了利他主义的自我主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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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社会活剧的第一阶段，随着这个星期的过去我们步入第二阶段，“一种危机升级阶段”（特纳1974：38）。人们可以“注意到碰撞，偶然看见爆竹，但是很可能赶到某个点上——爆竹在你周边开始爆炸”（麦克唐纳1987：121）。马丁听我自我介绍是人类学家后，他马上把人类学的早期历史与法西斯主义和优生学联系在一起，提出今天“非洲部落”的骚乱证明了黑人智力本来就比白人低下，这种状况是由不同的基因造成的。我努力反驳他的观点，却遇到这样的回答：“我不会相信我和丛林中黑兔子的DNA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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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后，当我们都在安静地吃着三明治，欣赏着景色时，马丁说，我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当然应该“与土著人一起吃肉、啃骨头”。他抓挠着腋窝，嘴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叫声，接着又说：“我们是不是应该为你呜、呜、呜一番啊？”我用一种我自己听起来都非常愤怒的声音反击：“哦，但是你本来如此啊！”几秒钟的寂静无声，坐在马丁后面的一个人对我眨眼，顷刻间我成为一个局内人。这样在我周边爆炸的爆竹似乎触动了两个按键：对马丁刺耳的冒犯的厌恶，以及我作为“美国人”的访客身份。群体中的一些人说过，我作为英格兰的客人而且还是一个特别对徒步者感兴趣的人，他们非常希望我不要把马丁当作“英国人”或徒步者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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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事件以后，马丁不再对我进行言语攻击，我们还开始了交谈。我认为我是马丁唯一交谈而不是讲话的对象。马丁提到原型人类学的田野考察，使我注意到我的田野考察的地点选择/意识问题，以及某种焦虑：“真正”的田野考察应该发生在“别处”而非“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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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地方，越有文化的奇异性和地缘政治的争议性，越能成为恰当的“人类学”田野，而西欧……就不怎么适合做“田野”，许多在人类学系艰难寻找工作的欧洲人就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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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普塔和弗格森19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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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考察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础方法，被认为是（无论这观点是否错误）用之于小规模的社会。据说这是人类学界化和监督自己的学科疆界的主要标志（古普塔和弗格森1997）。然而近年的研究表明，田野考察/民族志也许并不是人类学家专有的会标（贝尔1994）。对于传统的田野考察的学科不安全感起因于质疑民族志文本的构建（克利福德和马库斯1986）、田野考察中的权力行为（克莱潘扎诺1980）、田野考察点自然化“纯度”背后的主观假设（古普塔和弗格森1997），以及这样一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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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群体身份的风景——族裔景观不再是熟悉的人类学研究对象，因为群体不再具有地理意义的紧密性、空间意义的边界性、历史意义的自我意识感和文化意义的同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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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帕杜莱199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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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徒步群体身份认同的风景中，围绕马丁上演的社会活剧进入第三阶段：“矫正行动”（特纳1974：39）。这一周的最后一个夜晚，马丁已激怒了每个人，实际上，对他的敌对情绪公然地表现为对饮酒“仪式”的违反。这一切只有男性介入，女性只是观望者。当全体人马聚集在离住地一英里半远的酒吧时，被马丁招惹的一位男士告诉马丁，他得给每个人买第一轮酒，这是他与他们一起前往酒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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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酒吧，男士们虽然脸带着微笑，却开始用精当的大实话教训马丁。气氛越来越紧张，令人尴尬。一会儿以后，灌了一肚子奎宁杜松子酒（“不是你们这伙人正在喝的垃圾啤酒”）的马丁回击了他所受到的羞辱。他对领队说，按惯例队员会凑份子给领队买个礼物的，但这次却无人出头，这下轮到男士们尴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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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没有人理睬马丁了。他显得很受伤，烦躁不安，不理解人们为什么作弄他。他转向我解释，大学时有一个游戏，就是“尽量把某人挑动起来，直到他们按捺不住，‘狼烟’大冒，他们怒火万丈——那时你就赢了”。在我看来，他未从大学游戏吸取的教训就是这个游戏显然只能和气味相投的人玩。他告诉我他是怎样艰难地（在我看来是孤独地）爬上经济阶梯的。“获胜”成为他游戏的主旨，无论游戏是在何种领域进行。如果说马丁与这个群体对抗，那么过去似乎是马丁与这个经济世界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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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一星期，一种形式更持久的竞争在巴特米尔继续进行，原因是在大的群体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小群体。这个小群体被描述为“摇滚狂人”，用通俗的话来说在别人眼里他们非常疯狂。他们这一群有十来个男人，身体非常健壮，年龄多在三十岁左右，每年到了这个时候都会在这个地方重聚。他们的目标是在最短的时间内走完多数景点。人们告诉我，这些摇滚狂人已经成为经理的铁哥们儿。他总是为他们带队，特地为他们安排一周活动，不管其他徒步者如何。我询问经理和当周领队是否能与他们同行，很快就得知我的这种企图不受欢迎，我只能自己单独徒步。就这样，我被排除在外——这一事实使我注意到占支配地位的亚群，更清楚而直接地意识到这个本来是学术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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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晚餐时，这群摇滚狂人占据最大的桌子，他们互相替自己人占座，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来就餐，他们都可以坐在一起。晚餐后聚会客厅，他们几乎只与自己人交谈，他们还一起到酒吧。与主要群体之间有条明显界限，不过我的这种奇怪的隔离感有所缓和——有个朋友搭救了我。既然只有在早餐、晚餐和晚上我才看到这些人，我的同屋伊丽莎白就成了我的信息渠道。她觉得摇滚狂人群的徒步速度快得难受，但她还能勉强跟上。徒步一天归来，在进入晚餐前的沉睡之前，伊丽莎白会提供一些摇滚狂人群与不能适应他们徒步速度的队员之间的争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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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狂人只顾自己赶路，任由跟不上他们的人掉在后面，不顾什么礼仪。当掉在最后面的人终于赶上来时，他们马上起身离开吃茶点的休息站；有一次，他们要一个外人“走开”，叫他别再想跟在这个团队里，然后就把他丢在后面。晚上活动，听见他们尖刻的取笑，就能知道谁在徒步中不受欢迎。我的同屋告诉我一些细节。这个星期中渐渐地，那些被摇滚狂人群接纳的人不再抱怨处境的悬殊之别，而开始拾人牙慧——“他们如果跟不上，就不应该在这儿”。在详细叙述当天的体力挑战时，他们就这么说。吃饭时，这些人还是没能坐上那张占支配地位的亚群的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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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狂人群的组织者叫琼，是这群人里少数女性之一，35岁，也是他们中年龄最大的。为了参加这种强度的徒步，她全年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参加一个小时的有氧锻炼，再加一个小时的游泳或打壁球。琼承认自己具有非常强烈的竞争意识，平时与丈夫一起出去散步时，“如果看见有人在我前面，我就开始快速行走，超过他们。我受不了有人走在我前面”。对于核心群体中的许多徒步者而言，徒步一周的活动之所以能使他们精神振奋，就是因为它能把不确定和怀疑转化为成就。摇滚狂人群几乎不怀疑自己的能力，总是自信满满。他们似乎通过对风景的掌握而获得了一种权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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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晚上，我解决了被他们排斥在外的问题。因此我被邀请与他们一起去酒吧。前往酒吧的那一英里半的路程更像是快步奔跑。最后，在原路返回的途中，一个来自曼彻斯特的社工罗伯特（也是摇滚狂人群的一员），以明确的阶级术语描述徒步者：“我总认为徒步是一种工人阶级的活动，但我发现徒步现在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的活动。依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我以为这肯定与生产方式的异化相关。”我有点震惊，牢牢地记住了他的话。我很高兴那天我没有喝得太多。他引用E.P.汤普森和雷蒙德·威廉斯、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来详尽解释他的看法。最后他以此结束谈话：“徒步是一种象征性地收复土地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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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周的徒步者中唯一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是乔治，一个七十出头的伦敦人，职业是印刷工，现在已经退休。乔治不是摇滚狂人群的成员，但每天和这群人一起出去。我得知他总是设法赶上他们。从他完成的问卷中，我获悉他平时进行慢跑，还参加马拉松竞走比赛。乔治非常安静，不善交际。晚上他坐在正高谈阔论的人群中看书。尽管他很友善，却很难让他开口说话。但是有一天他同我交流了几分钟，谈到了他早年的徒步旅行。他说年轻时没钱经常到湖区旅行，但是有机会时他会坐火车来这儿，每天散步，每晚住在不同的青年旅社。当谈到他多么热爱徒步——在野外逗留一天，登上山顶欣赏景色时，他的脸色富有生气，眼睛也变得炯炯有神。接着，就像一扇门关上了，他又埋头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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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晚的告别仪式——最后证明进展相当顺利，琼在科克茅斯（华兹华斯的出生地）一家相当昂贵的素食餐馆组织了一顿告别晚餐，餐馆距住处有半个多小时的车程。那晚，中心不供应晚餐。这就意味着被摇滚狂人群排除在外者和选择不参加“聚餐”的人不得不自己做出安排。这顿晚餐并不是一顿回到“正常的”生活之前的同乐宴，人人有份，而是显示了集体中存在的差别。摇滚狂人群不仅有自己专用的桌子，而且被单独安排在内间。那些能够跟上他们的人被当作名誉队员受到邀请。“因其排斥行为而形成的高等的、内部的和中心的”（斯塔利布拉斯和怀特1986：22—23）人们的笑声，传到那些低等的、边缘化的和外部的人群的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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