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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事件以后，马丁不再对我进行言语攻击，我们还开始了交谈。我认为我是马丁唯一交谈而不是讲话的对象。马丁提到原型人类学的田野考察，使我注意到我的田野考察的地点选择/意识问题，以及某种焦虑：“真正”的田野考察应该发生在“别处”而非“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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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地方，越有文化的奇异性和地缘政治的争议性，越能成为恰当的“人类学”田野，而西欧……就不怎么适合做“田野”，许多在人类学系艰难寻找工作的欧洲人就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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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普塔和弗格森19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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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考察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础方法，被认为是（无论这观点是否错误）用之于小规模的社会。据说这是人类学界化和监督自己的学科疆界的主要标志（古普塔和弗格森1997）。然而近年的研究表明，田野考察/民族志也许并不是人类学家专有的会标（贝尔1994）。对于传统的田野考察的学科不安全感起因于质疑民族志文本的构建（克利福德和马库斯1986）、田野考察中的权力行为（克莱潘扎诺1980）、田野考察点自然化“纯度”背后的主观假设（古普塔和弗格森1997），以及这样一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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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群体身份的风景——族裔景观不再是熟悉的人类学研究对象，因为群体不再具有地理意义的紧密性、空间意义的边界性、历史意义的自我意识感和文化意义的同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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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帕杜莱199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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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徒步群体身份认同的风景中，围绕马丁上演的社会活剧进入第三阶段：“矫正行动”（特纳1974：39）。这一周的最后一个夜晚，马丁已激怒了每个人，实际上，对他的敌对情绪公然地表现为对饮酒“仪式”的违反。这一切只有男性介入，女性只是观望者。当全体人马聚集在离住地一英里半远的酒吧时，被马丁招惹的一位男士告诉马丁，他得给每个人买第一轮酒，这是他与他们一起前往酒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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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酒吧，男士们虽然脸带着微笑，却开始用精当的大实话教训马丁。气氛越来越紧张，令人尴尬。一会儿以后，灌了一肚子奎宁杜松子酒（“不是你们这伙人正在喝的垃圾啤酒”）的马丁回击了他所受到的羞辱。他对领队说，按惯例队员会凑份子给领队买个礼物的，但这次却无人出头，这下轮到男士们尴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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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没有人理睬马丁了。他显得很受伤，烦躁不安，不理解人们为什么作弄他。他转向我解释，大学时有一个游戏，就是“尽量把某人挑动起来，直到他们按捺不住，‘狼烟’大冒，他们怒火万丈——那时你就赢了”。在我看来，他未从大学游戏吸取的教训就是这个游戏显然只能和气味相投的人玩。他告诉我他是怎样艰难地（在我看来是孤独地）爬上经济阶梯的。“获胜”成为他游戏的主旨，无论游戏是在何种领域进行。如果说马丁与这个群体对抗，那么过去似乎是马丁与这个经济世界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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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一星期，一种形式更持久的竞争在巴特米尔继续进行，原因是在大的群体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小群体。这个小群体被描述为“摇滚狂人”，用通俗的话来说在别人眼里他们非常疯狂。他们这一群有十来个男人，身体非常健壮，年龄多在三十岁左右，每年到了这个时候都会在这个地方重聚。他们的目标是在最短的时间内走完多数景点。人们告诉我，这些摇滚狂人已经成为经理的铁哥们儿。他总是为他们带队，特地为他们安排一周活动，不管其他徒步者如何。我询问经理和当周领队是否能与他们同行，很快就得知我的这种企图不受欢迎，我只能自己单独徒步。就这样，我被排除在外——这一事实使我注意到占支配地位的亚群，更清楚而直接地意识到这个本来是学术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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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晚餐时，这群摇滚狂人占据最大的桌子，他们互相替自己人占座，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来就餐，他们都可以坐在一起。晚餐后聚会客厅，他们几乎只与自己人交谈，他们还一起到酒吧。与主要群体之间有条明显界限，不过我的这种奇怪的隔离感有所缓和——有个朋友搭救了我。既然只有在早餐、晚餐和晚上我才看到这些人，我的同屋伊丽莎白就成了我的信息渠道。她觉得摇滚狂人群的徒步速度快得难受，但她还能勉强跟上。徒步一天归来，在进入晚餐前的沉睡之前，伊丽莎白会提供一些摇滚狂人群与不能适应他们徒步速度的队员之间的争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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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狂人只顾自己赶路，任由跟不上他们的人掉在后面，不顾什么礼仪。当掉在最后面的人终于赶上来时，他们马上起身离开吃茶点的休息站；有一次，他们要一个外人“走开”，叫他别再想跟在这个团队里，然后就把他丢在后面。晚上活动，听见他们尖刻的取笑，就能知道谁在徒步中不受欢迎。我的同屋告诉我一些细节。这个星期中渐渐地，那些被摇滚狂人群接纳的人不再抱怨处境的悬殊之别，而开始拾人牙慧——“他们如果跟不上，就不应该在这儿”。在详细叙述当天的体力挑战时，他们就这么说。吃饭时，这些人还是没能坐上那张占支配地位的亚群的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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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狂人群的组织者叫琼，是这群人里少数女性之一，35岁，也是他们中年龄最大的。为了参加这种强度的徒步，她全年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参加一个小时的有氧锻炼，再加一个小时的游泳或打壁球。琼承认自己具有非常强烈的竞争意识，平时与丈夫一起出去散步时，“如果看见有人在我前面，我就开始快速行走，超过他们。我受不了有人走在我前面”。对于核心群体中的许多徒步者而言，徒步一周的活动之所以能使他们精神振奋，就是因为它能把不确定和怀疑转化为成就。摇滚狂人群几乎不怀疑自己的能力，总是自信满满。他们似乎通过对风景的掌握而获得了一种权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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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晚上，我解决了被他们排斥在外的问题。因此我被邀请与他们一起去酒吧。前往酒吧的那一英里半的路程更像是快步奔跑。最后，在原路返回的途中，一个来自曼彻斯特的社工罗伯特（也是摇滚狂人群的一员），以明确的阶级术语描述徒步者：“我总认为徒步是一种工人阶级的活动，但我发现徒步现在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的活动。依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我以为这肯定与生产方式的异化相关。”我有点震惊，牢牢地记住了他的话。我很高兴那天我没有喝得太多。他引用E.P.汤普森和雷蒙德·威廉斯、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来详尽解释他的看法。最后他以此结束谈话：“徒步是一种象征性地收复土地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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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周的徒步者中唯一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是乔治，一个七十出头的伦敦人，职业是印刷工，现在已经退休。乔治不是摇滚狂人群的成员，但每天和这群人一起出去。我得知他总是设法赶上他们。从他完成的问卷中，我获悉他平时进行慢跑，还参加马拉松竞走比赛。乔治非常安静，不善交际。晚上他坐在正高谈阔论的人群中看书。尽管他很友善，却很难让他开口说话。但是有一天他同我交流了几分钟，谈到了他早年的徒步旅行。他说年轻时没钱经常到湖区旅行，但是有机会时他会坐火车来这儿，每天散步，每晚住在不同的青年旅社。当谈到他多么热爱徒步——在野外逗留一天，登上山顶欣赏景色时，他的脸色富有生气，眼睛也变得炯炯有神。接着，就像一扇门关上了，他又埋头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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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晚的告别仪式——最后证明进展相当顺利，琼在科克茅斯（华兹华斯的出生地）一家相当昂贵的素食餐馆组织了一顿告别晚餐，餐馆距住处有半个多小时的车程。那晚，中心不供应晚餐。这就意味着被摇滚狂人群排除在外者和选择不参加“聚餐”的人不得不自己做出安排。这顿晚餐并不是一顿回到“正常的”生活之前的同乐宴，人人有份，而是显示了集体中存在的差别。摇滚狂人群不仅有自己专用的桌子，而且被单独安排在内间。那些能够跟上他们的人被当作名誉队员受到邀请。“因其排斥行为而形成的高等的、内部的和中心的”（斯塔利布拉斯和怀特1986：22—23）人们的笑声，传到那些低等的、边缘化的和外部的人群的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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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得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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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过性别引起的各种竞争之后，我特地参加了一个女性徒步团队。浏览各类湖区网页，我的目光落在一个徒步团队上，我认出它的名字是个挪威女神。这是专为女性设计的假日徒步团队。同一群女性一起徒步一周（其中多数人是同性恋者），给我印象至深的是这个群体平和的理性，没有那种被什么特殊分子或亚群弄出来的隔离线。我们有时在幽美的花园里吃饭，享受精致的烹调，这一切令人难以忘怀。群体内部摩擦较少，包容和排斥因素彼此交织，却不那么尖锐。当然，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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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我的同屋莎拉，处于自我强加的既融入又排斥的复杂状态，她在群体其他人面前大谈与她的“伴侣”一起度假等等，而私下在我们的房间里，她却说起自己的“丈夫”来。后来我要求她解释这种用词上的变化。虽然以前已三四次参加这种假日徒步，但要让别人知道自己是一个异性恋，她仍觉得不舒服，她还突然生气地声称：“并非所有异性恋关系中女性都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为了融入其中，按她自己认为的那样，莎拉不得不压抑自己身份中的一个关键要素。这是面对真实或想象出来的同性恋群体压力而产生的一种反向“衣柜化”（closeting）[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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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谈话和布告栏上的告示中，从我们自己的徒步中（我们并没有沿着热门路线或给定的人行道徒步），我发现还有另一种走遍湖区的方式（在英国其他地方也是如此）。这种方式不同于CHA、摇滚狂人群和此前我碰见的所有徒步者的方式。在主要为女同性恋服务的徒步团体背后，一系列看不见的路线把女同性恋经营的旅馆、客店、茶屋、餐馆和酒吧联接起来。这个不同的隐秘的路线帮助女性在本来由男性作为参加者和领导者而支配的领域（徒步活动）里重新落脚，并帮助建构了定位在风景上的记忆的共同体，从而使那些通常被压制的人们获得了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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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身份认同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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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来自湖区之友（FLD）、漫游者协会（RA）、假日联盟（HF）和乡村假日协会（CHA）以及当地俱乐部的代表们进行的面谈和非正式谈话中，我们讨论了少数民族缺席的问题，每个组织的代表都提到了RA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发起的一个全国范围的项目，名为“让我们出发”。这一项目肇始于乡村委员会的“开门行动”实验（布兰登和科里1988）。开门这一意象背后的隐含意义当然使人联想到早期的看门人。研究包括的人群中没有黑人或亚洲人。除了路上碰到的一个黑人攀岩者和一对年轻的亚洲夫妇徒步者外，我能看到的少数族裔还是在学校队伍中碰到的，他们有些在峰区攀过岩，有些参加湖区举行的大型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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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的“让我们出发”项目主要是为了吸引那些“没有徒步传统”的人们进入乡村，但是这个项目没有产生预期效果，部分原因是“特别是亚洲女性没有男性亲戚陪伴就不出门，而且——如果她们穿上纱丽，更是难于爬过栅栏的梯蹬”（冈宁汉姆1996）。RA的另一个“家庭漫游日”的项目效果略佳。它所设计的短短的2—4英里的散步距离旨在吸引有小孩子的家庭，尽管“过去9年来有越来越多的非会员黑人和亚裔家庭参加……但仍只占一个小群体的很小部分。不过，数目在增加”（冈宁汉姆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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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徒步者同伴，在他们家乡的徒步俱乐部中是否有黑人或亚裔；而在“我们的”徒步周中一个都没有，我也问他们对此怎么看。除了能在学校队伍中见到少数族裔，徒步过程中我没有碰见一个。遗憾地承认他们家乡的徒步俱乐部中也没有少数族裔后，我的同伴还提到了RA发起的运动。至于少数族裔特别在湖区是缺席的，有些人解释说湖区不是一个有着“他们的”历史的地方。继续沿着这一答案追寻下去，我发现这意味着这样两件事情之一：他们没有在英国乡村徒步的历史，因为他们在孩提时或年轻时没有被带到这儿来；而且（或）他们也没有把乡村与早期定居、战役、文学、艺术和农业联想起来的历史。黑人和亚裔被认为是城市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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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被有些人当作“英国性”的堡垒体验着。对他们来说，风景的作用不仅是暂时逃离社会和经济变化的避难所，也是摆脱城市化了的英国人口现实的避难所。在回答是否参加过国外的徒步旅行时，人们不由流露出爱国主义。多恩，一个六十多岁的退休男性，活跃在地区RA俱乐部，与当地管理人行道的市政官员交往甚密，从来没有参加过国外的徒步旅行。他说，“我不会拿英格兰的四分之一英寸交换其他地方的一英亩，我才不会”。这句话是我在第三章里已经探讨过的意识形态的回闪。这种意识形态存在于风景与自然、本土和民族相关之时。这显示出民族/民族主义如何通过融入风景的文化方式，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形式的归属感，归属于更宏大的东西——不论是群体还是乡村（作为民族或风景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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