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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狂人群的组织者叫琼,是这群人里少数女性之一,35岁,也是他们中年龄最大的。为了参加这种强度的徒步,她全年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参加一个小时的有氧锻炼,再加一个小时的游泳或打壁球。琼承认自己具有非常强烈的竞争意识,平时与丈夫一起出去散步时,“如果看见有人在我前面,我就开始快速行走,超过他们。我受不了有人走在我前面”。对于核心群体中的许多徒步者而言,徒步一周的活动之所以能使他们精神振奋,就是因为它能把不确定和怀疑转化为成就。摇滚狂人群几乎不怀疑自己的能力,总是自信满满。他们似乎通过对风景的掌握而获得了一种权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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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晚上,我解决了被他们排斥在外的问题。因此我被邀请与他们一起去酒吧。前往酒吧的那一英里半的路程更像是快步奔跑。最后,在原路返回的途中,一个来自曼彻斯特的社工罗伯特(也是摇滚狂人群的一员),以明确的阶级术语描述徒步者:“我总认为徒步是一种工人阶级的活动,但我发现徒步现在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的活动。依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我以为这肯定与生产方式的异化相关。”我有点震惊,牢牢地记住了他的话。我很高兴那天我没有喝得太多。他引用E.P.汤普森和雷蒙德·威廉斯、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来详尽解释他的看法。最后他以此结束谈话:“徒步是一种象征性地收复土地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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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周的徒步者中唯一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是乔治,一个七十出头的伦敦人,职业是印刷工,现在已经退休。乔治不是摇滚狂人群的成员,但每天和这群人一起出去。我得知他总是设法赶上他们。从他完成的问卷中,我获悉他平时进行慢跑,还参加马拉松竞走比赛。乔治非常安静,不善交际。晚上他坐在正高谈阔论的人群中看书。尽管他很友善,却很难让他开口说话。但是有一天他同我交流了几分钟,谈到了他早年的徒步旅行。他说年轻时没钱经常到湖区旅行,但是有机会时他会坐火车来这儿,每天散步,每晚住在不同的青年旅社。当谈到他多么热爱徒步——在野外逗留一天,登上山顶欣赏景色时,他的脸色富有生气,眼睛也变得炯炯有神。接着,就像一扇门关上了,他又埋头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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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晚的告别仪式——最后证明进展相当顺利,琼在科克茅斯(华兹华斯的出生地)一家相当昂贵的素食餐馆组织了一顿告别晚餐,餐馆距住处有半个多小时的车程。那晚,中心不供应晚餐。这就意味着被摇滚狂人群排除在外者和选择不参加“聚餐”的人不得不自己做出安排。这顿晚餐并不是一顿回到“正常的”生活之前的同乐宴,人人有份,而是显示了集体中存在的差别。摇滚狂人群不仅有自己专用的桌子,而且被单独安排在内间。那些能够跟上他们的人被当作名誉队员受到邀请。“因其排斥行为而形成的高等的、内部的和中心的”(斯塔利布拉斯和怀特1986:22—23)人们的笑声,传到那些低等的、边缘化的和外部的人群的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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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得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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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过性别引起的各种竞争之后,我特地参加了一个女性徒步团队。浏览各类湖区网页,我的目光落在一个徒步团队上,我认出它的名字是个挪威女神。这是专为女性设计的假日徒步团队。同一群女性一起徒步一周(其中多数人是同性恋者),给我印象至深的是这个群体平和的理性,没有那种被什么特殊分子或亚群弄出来的隔离线。我们有时在幽美的花园里吃饭,享受精致的烹调,这一切令人难以忘怀。群体内部摩擦较少,包容和排斥因素彼此交织,却不那么尖锐。当然,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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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我的同屋莎拉,处于自我强加的既融入又排斥的复杂状态,她在群体其他人面前大谈与她的“伴侣”一起度假等等,而私下在我们的房间里,她却说起自己的“丈夫”来。后来我要求她解释这种用词上的变化。虽然以前已三四次参加这种假日徒步,但要让别人知道自己是一个异性恋,她仍觉得不舒服,她还突然生气地声称:“并非所有异性恋关系中女性都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为了融入其中,按她自己认为的那样,莎拉不得不压抑自己身份中的一个关键要素。这是面对真实或想象出来的同性恋群体压力而产生的一种反向“衣柜化”(closeting)[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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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谈话和布告栏上的告示中,从我们自己的徒步中(我们并没有沿着热门路线或给定的人行道徒步),我发现还有另一种走遍湖区的方式(在英国其他地方也是如此)。这种方式不同于CHA、摇滚狂人群和此前我碰见的所有徒步者的方式。在主要为女同性恋服务的徒步团体背后,一系列看不见的路线把女同性恋经营的旅馆、客店、茶屋、餐馆和酒吧联接起来。这个不同的隐秘的路线帮助女性在本来由男性作为参加者和领导者而支配的领域(徒步活动)里重新落脚,并帮助建构了定位在风景上的记忆的共同体,从而使那些通常被压制的人们获得了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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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身份认同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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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来自湖区之友(FLD)、漫游者协会(RA)、假日联盟(HF)和乡村假日协会(CHA)以及当地俱乐部的代表们进行的面谈和非正式谈话中,我们讨论了少数民族缺席的问题,每个组织的代表都提到了RA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发起的一个全国范围的项目,名为“让我们出发”。这一项目肇始于乡村委员会的“开门行动”实验(布兰登和科里1988)。开门这一意象背后的隐含意义当然使人联想到早期的看门人。研究包括的人群中没有黑人或亚洲人。除了路上碰到的一个黑人攀岩者和一对年轻的亚洲夫妇徒步者外,我能看到的少数族裔还是在学校队伍中碰到的,他们有些在峰区攀过岩,有些参加湖区举行的大型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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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的“让我们出发”项目主要是为了吸引那些“没有徒步传统”的人们进入乡村,但是这个项目没有产生预期效果,部分原因是“特别是亚洲女性没有男性亲戚陪伴就不出门,而且——如果她们穿上纱丽,更是难于爬过栅栏的梯蹬”(冈宁汉姆1996)。RA的另一个“家庭漫游日”的项目效果略佳。它所设计的短短的2—4英里的散步距离旨在吸引有小孩子的家庭,尽管“过去9年来有越来越多的非会员黑人和亚裔家庭参加……但仍只占一个小群体的很小部分。不过,数目在增加”(冈宁汉姆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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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徒步者同伴,在他们家乡的徒步俱乐部中是否有黑人或亚裔;而在“我们的”徒步周中一个都没有,我也问他们对此怎么看。除了能在学校队伍中见到少数族裔,徒步过程中我没有碰见一个。遗憾地承认他们家乡的徒步俱乐部中也没有少数族裔后,我的同伴还提到了RA发起的运动。至于少数族裔特别在湖区是缺席的,有些人解释说湖区不是一个有着“他们的”历史的地方。继续沿着这一答案追寻下去,我发现这意味着这样两件事情之一:他们没有在英国乡村徒步的历史,因为他们在孩提时或年轻时没有被带到这儿来;而且(或)他们也没有把乡村与早期定居、战役、文学、艺术和农业联想起来的历史。黑人和亚裔被认为是城市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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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被有些人当作“英国性”的堡垒体验着。对他们来说,风景的作用不仅是暂时逃离社会和经济变化的避难所,也是摆脱城市化了的英国人口现实的避难所。在回答是否参加过国外的徒步旅行时,人们不由流露出爱国主义。多恩,一个六十多岁的退休男性,活跃在地区RA俱乐部,与当地管理人行道的市政官员交往甚密,从来没有参加过国外的徒步旅行。他说,“我不会拿英格兰的四分之一英寸交换其他地方的一英亩,我才不会”。这句话是我在第三章里已经探讨过的意识形态的回闪。这种意识形态存在于风景与自然、本土和民族相关之时。这显示出民族/民族主义如何通过融入风景的文化方式,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形式的归属感,归属于更宏大的东西——不论是群体还是乡村(作为民族或风景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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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华兹华斯将湖区称为“一种国家财产”,在第三、第四、第五章论及的问题是:“谁的国家”?今天,种族掩盖住了阶级,而“谁的国家”的问题已经承载了更宽泛的涉及到人种和种族排斥的含义(吉尔利1987)。这个议题以昭然的视觉形式和文字形式由黑人艺术家英格丽德·波拉德表现出来。她的假日摄影,手工上色之后使人忆起旧明信片或水彩画,展示了英国风景中的波拉德和其他黑人。照片的文字说明涉及到权力与无权,占用和可能(不可能?)再占用。有张照片的文字使人想到华兹华斯的“我独自漫游,像一片孤云/……/突然我看到一大片/金色的水仙”,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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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黑人的体验只存在于都市环境里。我觉得我喜欢湖区,在此我独自漫游,我一张黑脸,在白色面孔的海洋里漂荡。游览乡村总是伴随着一种不安、恐惧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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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拉德1984;转引自金斯曼1995: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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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拉德的其他文字说明还讽刺性地提到威廉·布莱克的诗歌。波拉德的作品“表达了在英国的黑人集体经验”(金斯曼1995:306)。这种概括是否合乎情理,我不知道。我的研究对象中没有黑人,我本来是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不同视角的资料的。不过,正因为我不知道,本身倒可以证明波拉德的体验是有概括性的。然而,风景可以由少数族裔从经验的层面上重新解释、重新认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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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女孩在布雷肯山乘坐矮马拉的车旅行一天,“每个人都回想起她们曾居住过的克什米尔和米尔布尔。小小的村庄、溪流、绿色的田野……有时使你迷失:你感觉像回到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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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斯特尔1991;转引自丹尼尔斯19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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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与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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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世俗的或宗教的,在日趋扩大的徒步活动中,日常的问题很快显而易见。天气炎热时,为求舒适,男人脱掉衣服很方便,但对女性来说,哪怕是和一群女性徒步,也不容易这样做。天气酷热时,途中小憩,或者“蕨草地休息”变得尤其重要,由于需要新陈代谢,徒步者会大量饮水。在长着浓密的欧洲蕨丛的地方,一切都没问题。但是,不是总有欧洲蕨覆盖着地面,有些季节,找个方便的地方很不方便。[181]几乎是一种隔离和划界的象征性行为(道格拉斯1970),女性找个地方方便——跑到专门指给女性使用的一堵墙边或岩石丛里,即使真的能躲开自己那群人里的男性眼光,也会被其他上上下下的登山者看个一清二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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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徒步团队里,有个妇女来了月经,需要经常停下来。她不好意思向领队(男性)解释,队里的许多女性就在她有需要时一起要求小憩。徒步周结束时,男人们说他们从来没有与膀胱如此虚弱的女性一起徒步过。他们从来不知道真实原因。其他女性提到她们在徒步之前会服用避孕药以避免这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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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埃里克·朗缪尔那本简明扼要的《登山技巧和领队艺术》对月经问题也是回避的,不着一字。在一个徒步中心,一位正在接受领导能力训练的徒步者向我推荐了这本书。他认为这是登山领队的“圣经”。书中详尽地讨论了男女少年(15—18岁)和成年人(19—50岁)不同的卡路里需求,不同天气条件下这些需求的变化,以及不同年龄段的精神和体力状况,但却没有提及月经引起的不同需求。(也没有谈到50岁以上的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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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男性设置的能力、耐力和速度标准是另一种“男人的误测(mismeasurement of man)”(原文如此)。在男女混队中的女性,即使她们占多数,还是某种程度上的少数派。她们不去设定徒步速度,她们退到群体后面,而男性“自然地”被吸引到前面和领队一起走,和他一起核对路线等等。(当我们碰到单独徒步的夫妻时,即使他们不属于任何有组织的团队,也总是丈夫走在前面,查看地图。)男性是地图查看者、抉择者、领队——这种不言而喻的竞争优势使得很多男女混合团队中的女性说她们更愿意只与女性一起徒步。这里,她们指的是按照地区结成的女性群体。这样的群体气氛“更加放松”,而且“没什么竞争性”,能使女性“发展自信力”。但是她们还是放弃了参加专门为女性组织的假日徒步的想法,因为觉得这类团队“实际上”是同性恋团队,她们在里面不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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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礼仪可能具有性别区分意义,对此局外人看不见,只有在失礼的时候才会注意到。在给一个小群体中的每个人(其中一个是男性)买一轮饮料时,我问各人喝多少。一位女子要半品脱的当地啤酒,其他女子也要同样多。于是我点了那么多杯半品脱的啤酒,对此那个唯一的男性感到有些不自在了,他主动提出支付半品脱和一品脱之间的差价。显然,半品脱和男人的酒量是不匹配的。由这件事情我发现,男性总是一品脱一品脱地喝啤酒,即使他们喝了六七品脱后开始要半品脱时,也会小心翼翼地将那半品脱啤酒倒进前面用过的一品脱玻璃杯里。为女性准备的半品脱啤酒装在不同的玻璃杯子里(女人用弧形玻璃杯喝,而男人用直边玻璃杯喝),这样就绝对不会把男性的半品脱与女性的半品脱混淆。的确从很多细小的动作里看出差别的象征(道格拉斯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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