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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政治与文化总在相互交织。全民抵抗法国入侵的问题延续了几代；不仅限于短暂的某一阶段。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体现于对“不列颠人”的号召中（科利1992），就社会层面而言，贯穿整个18世纪，“大部分人都服过役，如果没有直接参战，就是作为士兵和水手的亲戚间接参战”（罗素1995）。战争不仅反映在经济方面，也反映在文化方面，英法之间的系列战争在诗歌、小说、戏剧、版画和抨击文章中得到表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同样的情形（罗宾斯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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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这也与20世纪最后几年的情形类似，超越民族国家的欧洲联盟的建构引发了复兴区域性和本地身份的运动（戈达德、利奥伯拉和肖尔1994；麦克唐纳1993）。当英国身份开始让位于更大的欧洲身份时，响起了权力下放到地方的呼声，正如我在后面章节将要探讨的，英国风景再一次成为民族身份情感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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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格雷的《游吟诗人》（1757）以最后一个幸存的威尔士游吟诗人为主题，后者不愿被英国人抓捕，手拿竖琴，跳下山谷而死。这种“诗人与国家权力的冲突……很快成为威尔士诗歌音乐比赛年会（复兴游吟诗的聚会）上的诗歌和随笔的主题”，后来被借用于推进马扎尔民族文学（摩根1983）。卢泰尔堡和保罗·桑德比两人都依据格雷的诗歌创作了油画。配乐的《游吟诗人》是20世纪50年代我在学校学习的一首多愁善感的歌曲的主题！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游吟诗人大卫”自己要跳下“白岩石”。当时对于一个孩童来说，这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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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面对同一种风景，不同的职业群体脑海中浮现的是不同的认知地图（弗莱克曼和洛夫格伦1987）；占有同样风景、使用不同语言的群体也各自描绘出自己的认知地图。写到格温内思郡操威尔士语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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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士这个角落的经济和政治历史已经使英国人、操着非威尔士语之人、说威尔士语的当地人的区分永远存在。当爱德华一世在13世纪打败最后的半独立的格温内思贵族们时，他建立了一个城堡和英国定居点的网络以便牢牢地控制威尔士。波玛里斯、康维、哈莱奇和克里克奇，这些在游客中非常受欢迎的爱德华式城堡城镇，直到今天依然是英国化的中心，许多操威尔士语的人故意视而不见。……德根维和多勒维德兰的威尔士贵族们的城堡、传奇英雄的坟墓和其他与著名的威尔士男女联系在一起的地方（它们很少出现在旅游线路图上），远非英国统治的象征，这些地方对威尔士人来说才是富有意义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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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伊1993：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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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专为18世纪英国游客而发明和美化的特有风景的传奇拿来看看，人们不免想知道它们与威尔士语人群的隐秘风景有多少相像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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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所谓的莪相作品是根据爱尔兰歌谣伪造出来的（后者随后被当作“真品”的低劣反映而忽略）。它成为揭示高地格子呢短裙古老习俗的“原始资料”。小格子裙实际上是在1720年左右由一位英国贵格派工业家设计的，改造了宽松的传统衣服样式，这样穿着可以使苏格兰铸造工人安全自如地快速工作。且不探讨格子呢短裙和紧身格子呢绒裤涉及的阶级议题，只需指出：当格子呢短裙成为反英情绪的象征时，它就遭到禁止，因为莪相的帮助使它带有古老的传统。一个例外是1745年后英国化的高地军团军装，就采用了格子短裙（特里弗—罗珀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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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寻味的是，从人类学角度而言，19世纪高地军团被派到南非，高地的小短裙进入了卡勒拉舞蹈，成为部落“自我”之间、以及部落“自我”与殖民“他者”之间的区分方式（米切尔1956）。当米切尔研究卡勒拉舞蹈之时，短格子裙不再是舞蹈比赛的着装，只是他的一个调查对象逝去的童年的记忆。那个时期缺乏对国内杜撰传统的历史研究垫底，所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值得米切尔注意的了。如今在建构抵制身份过程中，格子呢短裙是个加倍强化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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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在音乐术语中，burden指合唱或重唱的副歌或叠句（反复出现的主题）。第一次爱尔兰凯尔特复兴的高峰期，1792年的贝尔法斯特竖琴家节日同样重申了文化与政治的民族主义的副歌。节日期间，文化复兴与天主教解放的要求联系起来，而胜利纪念晚餐则成为对巴士底狱攻陷周年的祝贺（特林佩纳199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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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然而，甚至在英国语言范围，也存在着形式化的抵制。反对者以及该世纪后期出现的激进分子出版了“英语俚语和方言”字典（巴特勒198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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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斯蒂芬·戈顿是我1987年结识的一位湖区居民（达比1988），他在丘原高处的一所房子居住了许多年，这儿曾是他父母的避暑别墅。年已七十的他坚持说当地的方言。在厨房的餐桌边同我一起翻阅19世纪40—50年代陆地测绘地图，或一起出外散步，他会经常指出一些错误：地图上的一个山肩或卵石山坡的名字实际上应该属于山脊，或者相反；一个当地的名字即使出现在“恰当的位置”，如何已被糟蹋了一番；有些地名在地图上根本没有出现。对他而言，保留当地的知识——真正的记忆——而不是地图和地图绘制者的官方世界所强加的替代性知识，是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是，他坚持使用本地方言和有特色的本地词语。与本地出生的人们交谈时，他的发音有明显的变化，他使用一些本地词语，那是在同我和别的像他自己一样的外来者（不出生在该地区的人们）交谈时不会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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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琼·鲍姆（1994）分析了引起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关注的这些边缘人，揭示这些人身上所隐含的被奴役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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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华兹华斯的《湖区指南》经常使用如画风景语言，但更经常在散文诗领域书写，有时候没有明确说明就借用了多萝茜·华兹华斯的写作。《指南》起初是作为约瑟夫·威尔金森的《坎伯兰郡、威斯特摩兰郡和兰开夏郡景色选集》（1810）的序言匿名发表的。后来被重印，名为《英格兰北部湖区的地形描述》，附录在华兹华斯的十四行诗集《达顿河》（1820）后面。接着，1822年又以《英格兰北部湖区风景描述》为题单独发表。《描述》在19世纪50年代得到多次扩充，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继续再版（比克奈尔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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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可敬的查尔斯·汉密尔顿在1738年至1773年间持有佩因斯希尔的租赁权，在此期间，他设法通过贷款（有些从霍尔的银行）筹措他的200英亩景观建设项目的资金，结果导致自己的破产（萨克尔1989）。该项目包括一个凝灰岩结构的石窟岛屿、一处隐士居、一座有意做旧的“荒废的”修道院，以及一所存放真正古代文物的“荒废的”罗马风格凯旋门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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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制作平板玻璃的技术革新允许生产巨幅的长方形玻璃，如1704年用来建造伦敦肯辛顿宫的柑橘温室的玻璃。然而，是1845年取消玻璃课税才使得非贵族们也可以拥有绘画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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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进入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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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冯·毛雷尔（Von Maurer，1790—1872）是德国法学家和历史学家，其研究重点是作为早期德国社会单位的马克（Mark）；弗雷德里克·西博姆（Frederic Seebohm，1833—1912）是英国乡村农业和经济历史学家。亨利·梅因爵士（Sir Henry Maine，1822—1888）撰写的比较历史法学著作如《古代法律》（1861），对现代英国社会人类学颇具影响。通过对习俗和法律的发展过程的研究，他发现在这一过程中，“欧洲个人所有制的现代模式是由扩大领导者的权力、牺牲乡村共同体的公用地发展而来的”（斯托京1987：126）。尽管视角不同，正是习俗与法律的讨论与进入风景的问题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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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到了14世纪，人们穿越乡村旅行时需要出示官方的“通行信函”，而学生（被认为是乞丐之流）如果被发现在乡村漫游，可能会有牢狱之灾。普通旅行者，特别是步行者被看成形迹可疑，是可能的犯罪分子，而独自在乡村行走的女子还要加上性“游荡”的嫌疑。即使朝圣者也需要当局的信件，而仆人或劳工离开教区时需要携带证件，表明他们可以“自由地”到别处找工作（华莱士1993；威廉斯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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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掘地派（Diggers）一词指一宗教支派，他们要求开垦公用地上的荒地，“使得本属于公众的土地归还给个人”（希尔1992：144）。平等派（Levellers）一词源于反圈地的暴动分子，他们要拆除或“铲平”圈地的围篱（汤普森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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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制造业城镇的爆炸般发展部分依赖于早期奴隶贸易的资本积累。“在1701年至1810年间，英格兰从西非输入了200万个奴隶，其中三分之二是由奴隶贸易三巨头装船运输的”（沃尔夫1982：198）。取决于谁在进行该贸易，奴隶与用来“购买”奴隶的货物的价值比从4︰1到6︰1。1620年和1807年间，据估计奴隶贸易的盈利大约是1200万英镑，“也许其中半数都是在1750年至1790年间积累起来的”（克拉顿1974；转引自沃尔夫1982：198）。一个英国重商主义者在为奴隶贸易辩护时写道：“它是一切原则的原则，一切基础的基础，是驱动每个轮子运转的机器的主发条。”（波斯尔思韦特，原引文见于克拉顿1974：120；转引自沃尔夫1982：198）通过商人和银行家（如霍尔家族，见第一章，第27页）几代人的资本积累，奴隶贸易帮助英格兰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在商业资本主义制度内积累的财富给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必需的启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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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世纪中期，利物浦由于邻近工业化的中部地区，取代了布里斯托尔，成为英国主要的奴隶贸易港口（沃尔夫1982）。的确，伯明翰“因其棉纺工业不仅成为三角贸易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成为运往非洲的枪械的制造中心”（鲍姆1994：43）。难怪，柯勒律治在那儿宣扬反奴隶制时会受到冷遇。怀特黑文（Whitehaven，这个地名完全是个讽刺）成为专对牙买加的贸易港，而从牙买加每年输出四船奴隶。同时，经由这个坎伯兰郡港口之一，从国外运来的黑孩子被悄悄地运到湖区（鲍姆1994）。这个港口也是英格兰最繁华的煤运港口之一。一些家族如劳瑟家族（Lowthers）同时经营这两种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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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英国社会历史学界近期的争论涉及到“语言学转向”（乔伊斯1994；帕姆1990；斯特德曼·琼斯1997；弗农1994）。这一转向远离“‘主导性的社会关系’之类前话语范围的‘经验’而形成的正统思想史”（弗农1994：84），转向关注人们如何通过所知的文化叙事而生成意义，如“进步”或“自由”。在语言学转向的范畴里，社会（包括阶级的概念）是一个话语性的建构，而非生产模式的物质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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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奥海姆：英格兰西北部的一个自治市，位于曼彻斯特的东北。它是制造工业中心，并有纺织工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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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尽管普雷斯顿这类城镇具有远见——普雷斯顿在1834年封闭了沼泽地却仍保留了公众的进入权（坎宁安1980），但是旨在为工人阶级家庭提供可以进行“理性”娱乐的公共空间的公园运动，却赶不上城市敞地的消失速度。奥克塔维亚·希尔，风景保护运动的主要人物，也是城市住房改革的领导人物，她把休闲空间的需求列入住房改革计划之中。到了19世纪70年代，开放给伦敦贫穷工人的空间极度匮乏，这一问题导致城市的一些墓地的墓碑被清除，空出来的地面上布置上了花坛、草坪和人行道。为了争取更多清理墓地的资助，获得更多的敞地，她描述了居瑞巷周边地区的生存环境，她的描述其实就是华兹华斯的《怪物议会》和布莱克那些痛苦面容的散文表达（希尔1877：108）。对伦敦的一些贫穷工人而言，死后入土为安是一种不可得到的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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