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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在诺曼底开辟第二战场！萧乾当时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中国记者。任玲逊和徐兆墉因为要驻守中央社办事处，所以在前线活动的只有萧乾、余捷元、乐恕人、毛树清、丁垂远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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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伦堡大审纳粹战犯时，萧乾和我几乎是同时到达，故人异国相逢，兴奋可以想见。本来在随艾森豪威尔进军柏林时，我们就应碰头的。只是我被分在南路，由美军机护送，萧乾分在北路，由英军机护送，因而未能相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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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陆铿赴美定居。至于陆的文章中所提到的余、乐、毛、丁这四位在西欧战场活动过的中国记者，早在四十年代末就离开了大陆。所以，萧乾就成了采访过西欧战场的中国记者中唯一在神州大地落叶归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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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三年十月八日，台北的资深翻译家黄文范先生光临舍下，将他所译的《恩尼派尔全集》（共五卷）赠送给萧乾。恩尼派尔生于一九〇〇年，比萧乾大十岁，曾作为战地记者在欧洲战场上采访。但他没等到德国投降，就到太平洋战场去，日本投降两个月前，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八日在琉球的伊江岛英勇捐躯。黄文范在《访萧乾》（见《微笑着离去：忆萧乾》）一文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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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抗战那一代的心目中，在《大公报》上连续发表萧先生随着美军柏奇将军的第七军团，在欧陆战场上飙举霆击，长驱直入，作出一系列欧洲战场的写实报道，也像恩尼派尔一般，永远铭记在国人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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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范还寄来了《恩尼派尔与萧乾》一文。我把它也收在《微笑着离去：忆萧乾》里了。黄文范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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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驰名的记者，美国的恩尼派尔与中国的萧乾，有许许多多相同之处，一时瑜亮，可以相提并论。……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他们所受教育的时代，使他们具有相近似的世界观与采访着眼点。……他们都在欧洲战区，随了盟国登陆欧洲，尽管他们随军攻击的轴线成九十度，互不交集。恩尼派尔在美军巴顿将军的第三军团，从诺曼底登陆向东挺进；而萧乾则随了柏奇将军的第七军团，自法国南部登陆向北进。他们两人互不相识，但他们发出的战地报道脍炙人口，在东方与西方备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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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都以为，新闻报道只有一天的风光，翌日便会抛进历史的故纸堆里。但历史上，却有许多许多精彩的新闻报道，由于观察敏锐，文笔生动，具有文学杰作的生命力，而流传下来。以神来之笔持之以恒，作长期多篇的持续报道，并不因为时过境迁，而能在半世纪以后，还为人所津津乐道，从而续集出书，久销不衰的记者，放眼世界，就只有恩尼派尔与萧乾两人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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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〇年，萧乾八十岁时，在由十三篇组成的《我的旅行生涯》的最后一篇《历史的规律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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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战争，我很赞成‘一反对，二不怕’这句名言：态度既鲜明干脆，又饱含着历史的智慧。战争意味着破坏和死亡。……然而古今中外，隔一阵子总会出现个把或一批狂人或野心家（二者其实是一码事），妄想骑在旁人头上作威作福。……为了防止悲剧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个国际联盟。它成立于一九二〇年。实际上，一九三一年它就寿终正寝了。那一年，日本关东军一举粉碎了人类那个美好的和平理想。一九三七年，他们索性大干了起来。一九四五年在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记者席上，我一直在默默地思忖着：这回能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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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进程最终并不听大国的支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最大的变化就是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的风起云涌，第三世界的崛起。这绝对不是军事家如丘吉尔当年所能预料的。……八年侵略与反侵略战争，打出一个更加富强的中国。纳粹烧起的六年战火，烧出一个新欧洲。……无论国际上还是国内，芸芸众生都总像是在听任摆布。然而冥冥之中历史自有它的意志，它的规律。大国不能永远支配小国，大人也不能永远控制小人。这就是我的乐观主义的依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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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二月，萧乾在上海江湾编《人生采访》[6]时，在“前记”中写道：“这些文字涉及的地方虽然不同，……但我有的只是一个企图，那就是褒善贬恶，为受蹂躏者呼喊，向黑暗进攻。这企图可笔直地与我另外一个野心相冲突，那就是怎样把新闻文章写得稍有点永久性，待事过境迁后，还值得一读。……然后自己看看，这里的文字，事实有之，‘正义感’有之，缺少的却是点时间防腐剂。……”自从萧乾写了此文，一晃儿就是六十五年，足以告慰萧乾的是，他所写的小说、特写、散文，至今产生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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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二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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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萧乾全集》第四卷，第一五七页。湖北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十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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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见《微笑着离去：忆萧乾》，第二七〇页，辽海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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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见《微笑着离去：忆萧乾》，第二七一页，辽海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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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见《微笑着离去：忆萧乾》，第七十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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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见萧乾著《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北京三联书店，一九九五年五月第一版，一九九六年二月第二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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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见萧乾著《人生采访》，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五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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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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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第一章 伦敦大学的聘函与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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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兼任旅行记者的副刊编者有个苦恼：每逢外出采访归来，先得处理积压的信稿。早来的那些，办公室公务员还能给装进抽屉里，后到的就只好往桌上堆。倘若出去超过一个月，就能堆成一座小山。一九三九年我预编完副刊之后就去了滇缅公路工地，往返跑了将近三个月。回到香港皇后大道的《大公报》编辑部时，连桌底下也塞满了信稿。有本港的，有来自敌后的，有上海孤岛的，甚至有从陕北寄来的。这些，我都一封封拆开来，初读之后分了类。能用的马上就登记入册，按照字数编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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