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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范还寄来了《恩尼派尔与萧乾》一文。我把它也收在《微笑着离去：忆萧乾》里了。黄文范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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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驰名的记者，美国的恩尼派尔与中国的萧乾，有许许多多相同之处，一时瑜亮，可以相提并论。……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他们所受教育的时代，使他们具有相近似的世界观与采访着眼点。……他们都在欧洲战区，随了盟国登陆欧洲，尽管他们随军攻击的轴线成九十度，互不交集。恩尼派尔在美军巴顿将军的第三军团，从诺曼底登陆向东挺进；而萧乾则随了柏奇将军的第七军团，自法国南部登陆向北进。他们两人互不相识，但他们发出的战地报道脍炙人口，在东方与西方备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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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都以为，新闻报道只有一天的风光，翌日便会抛进历史的故纸堆里。但历史上，却有许多许多精彩的新闻报道，由于观察敏锐，文笔生动，具有文学杰作的生命力，而流传下来。以神来之笔持之以恒，作长期多篇的持续报道，并不因为时过境迁，而能在半世纪以后，还为人所津津乐道，从而续集出书，久销不衰的记者，放眼世界，就只有恩尼派尔与萧乾两人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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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〇年，萧乾八十岁时，在由十三篇组成的《我的旅行生涯》的最后一篇《历史的规律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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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战争，我很赞成‘一反对，二不怕’这句名言：态度既鲜明干脆，又饱含着历史的智慧。战争意味着破坏和死亡。……然而古今中外，隔一阵子总会出现个把或一批狂人或野心家（二者其实是一码事），妄想骑在旁人头上作威作福。……为了防止悲剧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个国际联盟。它成立于一九二〇年。实际上，一九三一年它就寿终正寝了。那一年，日本关东军一举粉碎了人类那个美好的和平理想。一九三七年，他们索性大干了起来。一九四五年在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记者席上，我一直在默默地思忖着：这回能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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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进程最终并不听大国的支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最大的变化就是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的风起云涌，第三世界的崛起。这绝对不是军事家如丘吉尔当年所能预料的。……八年侵略与反侵略战争，打出一个更加富强的中国。纳粹烧起的六年战火，烧出一个新欧洲。……无论国际上还是国内，芸芸众生都总像是在听任摆布。然而冥冥之中历史自有它的意志，它的规律。大国不能永远支配小国，大人也不能永远控制小人。这就是我的乐观主义的依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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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二月，萧乾在上海江湾编《人生采访》[6]时，在“前记”中写道：“这些文字涉及的地方虽然不同，……但我有的只是一个企图，那就是褒善贬恶，为受蹂躏者呼喊，向黑暗进攻。这企图可笔直地与我另外一个野心相冲突，那就是怎样把新闻文章写得稍有点永久性，待事过境迁后，还值得一读。……然后自己看看，这里的文字，事实有之，‘正义感’有之，缺少的却是点时间防腐剂。……”自从萧乾写了此文，一晃儿就是六十五年，足以告慰萧乾的是，他所写的小说、特写、散文，至今产生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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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二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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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萧乾全集》第四卷，第一五七页。湖北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十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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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见《微笑着离去：忆萧乾》，第二七〇页，辽海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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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见《微笑着离去：忆萧乾》，第二七一页，辽海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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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见《微笑着离去：忆萧乾》，第七十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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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见萧乾著《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北京三联书店，一九九五年五月第一版，一九九六年二月第二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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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见萧乾著《人生采访》，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五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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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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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第一章 伦敦大学的聘函与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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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兼任旅行记者的副刊编者有个苦恼：每逢外出采访归来，先得处理积压的信稿。早来的那些，办公室公务员还能给装进抽屉里，后到的就只好往桌上堆。倘若出去超过一个月，就能堆成一座小山。一九三九年我预编完副刊之后就去了滇缅公路工地，往返跑了将近三个月。回到香港皇后大道的《大公报》编辑部时，连桌底下也塞满了信稿。有本港的，有来自敌后的，有上海孤岛的，甚至有从陕北寄来的。这些，我都一封封拆开来，初读之后分了类。能用的马上就登记入册，按照字数编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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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赴英前，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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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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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来自伦敦的公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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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封公函是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寄来的。说一个月前他们曾有信致我，这第二封是催我的答复。这没头没脑的信自然引起我的注意，也使我感到困惑。我搜遍了书桌各个角落，也没找到最初的那封。好在那时香港同伦敦不但邮路畅通，而且往返只需一个星期。我立刻回了信，说第一封来函是在我离港期间寄到的，可能已遗失。请他们再补一封，把内容重复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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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回信我得知：该学院中文系有一讲师空额，在该校任教的于道泉推荐了我。一九二六年我参加C.Y.时，于道泉曾经当过我的领导。可从那以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我被捕后，他就进了雍和宫，同喇嘛们研究起藏文来了（他成了我国首屈一指的藏文学者，至今仍在中央民族学院执教）。我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去的英国，但他显然是《大公报》的读者，从报上得悉我的行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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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时我曾怀抱过远走南洋的梦想。我也盼望过去美国镀金，却又坚决拒绝了罗锤子[1]为我设计的那条路。去英国——我确实从未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