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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第一章 伦敦大学的聘函与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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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兼任旅行记者的副刊编者有个苦恼:每逢外出采访归来,先得处理积压的信稿。早来的那些,办公室公务员还能给装进抽屉里,后到的就只好往桌上堆。倘若出去超过一个月,就能堆成一座小山。一九三九年我预编完副刊之后就去了滇缅公路工地,往返跑了将近三个月。回到香港皇后大道的《大公报》编辑部时,连桌底下也塞满了信稿。有本港的,有来自敌后的,有上海孤岛的,甚至有从陕北寄来的。这些,我都一封封拆开来,初读之后分了类。能用的马上就登记入册,按照字数编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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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赴英前,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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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来自伦敦的公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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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封公函是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寄来的。说一个月前他们曾有信致我,这第二封是催我的答复。这没头没脑的信自然引起我的注意,也使我感到困惑。我搜遍了书桌各个角落,也没找到最初的那封。好在那时香港同伦敦不但邮路畅通,而且往返只需一个星期。我立刻回了信,说第一封来函是在我离港期间寄到的,可能已遗失。请他们再补一封,把内容重复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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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回信我得知:该学院中文系有一讲师空额,在该校任教的于道泉推荐了我。一九二六年我参加C.Y.时,于道泉曾经当过我的领导。可从那以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我被捕后,他就进了雍和宫,同喇嘛们研究起藏文来了(他成了我国首屈一指的藏文学者,至今仍在中央民族学院执教)。我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去的英国,但他显然是《大公报》的读者,从报上得悉我的行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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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时我曾怀抱过远走南洋的梦想。我也盼望过去美国镀金,却又坚决拒绝了罗锤子[1]为我设计的那条路。去英国——我确实从未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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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毕竟读过几年英国文学,老早就从狄更斯、哈代等人的作品中神游过英伦三岛。中国之外,那也许是我最熟悉、感情上最相通的国家。更何况在一九三九年,这趟远行对我还有着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当时我正陷入感情的漩涡中,无力自拔。撇下一切,一走了之,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只是伦敦大学信中开列的待遇未免太苛刻了:年薪二百五十镑,而且还只先签一年合同。尤其使我裹足不前的是:旅费自备。我上哪儿筹这么一大笔款子呢?即便筹到了,万一一年后合同不续订,我又拿什么偿还呢?何况了解英国情况的朋友都摇头说:“二百五十镑,还得交一大笔所得税,太狠了!”相熟的“英国通”,个个都给我泼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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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学时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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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大公报社长捉刀拍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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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料事情很快就给当时主持香港《大公报》的胡霖(政之)社长听到了。他在编辑部里必是安了耳目,对伦敦大学邀我的经过和细节,他都一清二楚。他特意把我叫到他那间办公室去,笑吟吟地朝我眨眨眼说:“这可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好事,你还犹豫什么!当然马上回他们一信,接下聘书。至于旅费,报馆可以替你垫上,靠你那管笔来还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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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占领苏台德区,希特勒在这里接受一个德国小姑娘的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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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看到我还迟迟疑疑时,就替我分析开了:“希特勒已经吞并了奥地利,如今又进占捷克。这小子胃口大着哪。他这么一点点蚕食,列强就能眼睁睁地望着?大战注定是非打起不可了。从咱们干新闻的这一行来说,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现在我就是想出钱派个记者过去,英国也未必肯让入境。如今,他们请上门来了,你还二乎什么?我通知会计科给你买船票,叫庶务科老徐给你办护照!”老板就这么拍了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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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就回了伦敦大学一信,接受了聘请。接着,英国内务部签发的入境许可证也寄到了。庶务和会计接到胡老板亲自的指示,立刻就忙活开了。那时手续真简便啊!不几天,护照、船票就都到手了。老板怕到了英国得等月底才发薪,还为我准备了几十英镑生活费和过境时使用的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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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第一次见到法郎英镑却失之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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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报馆宿舍设在半山坡的罗宾臣道。我住在那幢楼房的第五层,和相隔一条马路的一幢高楼遥遥相对。动身前一天的下午,我打点起行装,用的是一九三五年我在燕京毕业时斯诺夫妇送给我的那只贴满各国轮船公司标签的牛皮箱。里面,他们馈赠的那些书,在兵荒马乱的年月一股脑儿丢在汉口法租界了。我一边整理,一边好奇地端详那叠洋钞票:英镑上印着议会大厦,法郎上是艾菲尔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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