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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50844 我同这四十名公谊会救护队队员同吃同住,朝夕相处,大大增进了对英国的了解。我问过其中几位,为什么选择去中国从事救护工作,他们回答说:“中国人素来是爱和平的,是日本欺负中国,从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侵略,弱肉强食。我们愿意为中国做点事。”换句话说,是出自一腔侠义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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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50846 他们这种心情决定了我与他们之间不是一般的师生关系。我怀着感激之情,就中国的语言、史地、风俗习惯,尽我所能地介绍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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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50851 一九八六年二月重访英伦时,住在国际问题专家西尼·贝莱家中。贝莱三十年代曾参加滇缅抗日前线救护队。当时,萧乾为四十名救护队员开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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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50853 结业后,他们就前来我国,主要是在滇缅前线上。一九四六年我回国,住在上海江湾。公谊会的总部恰好也设在那里,因而同他们常有些往来,才知道为了协助我们抗战,他们曾冒了不少风险。四十人中间,有的牺牲了,有的终身染上重病。战后,有些人志愿留在我国,投入工合运动,其中还有去解放区工作过。一九四八年我就曾邀请其中的一位,去复旦大学我教的班上讲述解放区情况。因为讲者是英国人,用的又是英语,校方并未干涉,外间更不知晓。全国解放后,我在外文出版社工作时,彼得·唐森(他也是四十人当中的一位)还作为外国专家留在我国,一九五二年才回英,现在他是英国《艺术》杂志的主编。他们同宋庆龄女士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五十年代初,有一天《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译载了斯大林接见以邓肯·伍德为首的公谊会代表团的会晤记录。邓肯也是最初那四十名青年之一。从那个会晤记录中,我了解到这个非战组织在世界和平运动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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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50855 在拥护世界和平、反对战争这一伟大事业上,我们同公谊会是大有共同语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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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50860 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052]
1706350861 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弗莱女士告诉我的“另一个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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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50863 在公谊会成员中,和我最熟稔的是麦芝瑞·弗莱。可惜她在一九五八年去世了。她是英国社会改革家。一九四〇年冬,她曾邀我去她在乡间的茅舍度周末。晚上,她捧出一叠旧报刊来,对我说:“翻翻吧,你会发现这里有另外一个英国。”我在灯下一页页地看,那是一八四〇年前后英国下议院的记录。为了引起我的注意,她在一页上特别做了个记号。原来是她的曾曾祖父在议会辩论中大声疾呼地反对“对中国的不义之战”。他质问说:“为什么要把鸦片这种毒品贩到中国去?中国拒绝,为什么就悍然动武?”长篇的发言,真是慷慨激昂,令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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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50865 她问我读了有什么感想。我说:“我当然十分钦佩您那位曾曾祖父的仗义执言。只是他的发言并没能阻拦进攻虎门的英国炮手少发一颗炮弹,更没能制止整个那场侵略战争。”意思是说,议会只是个出气筒,而不是决定国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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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50870 一九四二年萧乾在伯明翰高兴地阅读重庆版《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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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50872 今天再回顾此事,就感到那位老“贵格”远在一八四〇年于英国议会里大声喊出的“不”字,正如“贵格”们在十七、十八世纪对贩卖黑奴所喊出的“不”字,是多么可贵啊!那一声“不”,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而在历史长河里,最终的胜利者总是那些坚持原则、富有正义感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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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50874 一九八四年和一九八六年两度访英,都曾与公谊会国际和平专家西德尼·贝利相聚,畅谈往事。公谊会还在伦敦组织了一个东西方外交官联谊会。贝利是主持人。他邀我去那里谈了一下近十年来中国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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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50880 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第四章 我的英伦公寓生活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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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50882 一九三九年年初抵剑桥时,我曾住在郊区弥尔顿村的一幢两层小楼里。老友于道泉住楼下,我住楼上。我只置办了桌椅和一张沙发床,屋子空荡荡的。窗外是一片树林,草地上牧放着牛羊群。远处可望见镇上教堂的尖塔,左近还有间酒馆,字号“金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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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50887 一九四〇年,萧乾(前右)刚到英国伦敦时与同公寓的各国朋友合影。站者右第一人为拉贾拉南,后成为新加坡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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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50890 我被逼进了一个政治观点截然不同的意大利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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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50892 后来为什么搬走呢?说来很泄气。那时于道泉兄正在研究鬼学。他书架上满是这类书籍,如《死后四十年与阳间的交谈》之类。我并不信鬼神,可我小时因受过惊吓,有害怕黑暗的毛病。我翻阅了几本鬼学书之后,本已毛骨悚然。后来夜间总听到楼下有些叽叽喳喳声。我怕他是在与鬼魂交谈,吓得在被窝里直打哆嗦,难以入睡,只好搬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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