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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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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第七章 伦敦大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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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七月底返回伦敦，八月间就开始了不列颠之战——通常所说的伦敦大轰炸——足足拖了九个月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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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二次”大战期间，伦敦先后遭受过两次大轰炸：上次是有人驾驶的飞机投下的炸弹，一次是无人驾驶的——当时也叫飞弹或导弹。我有幸一次也没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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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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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飞机火箭导弹与英伦的气球防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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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东方学院随同伦敦大学其他学院迁往剑桥，那正是“虚假的战争”期间。翌年我们迁回伦敦，刚好赶上希特勒那场旨在消灭英伦三岛的闪电战。一九四一年纳粹去闯莫斯科大门，西线战事只在北非和地中海转悠，伦敦却消停下来时，我去了剑桥。一九四四年夏，我告别剑桥到伦敦市中心的舰队街为《大公报》开办事处时，希特勒正朝英国抡起他那两大秘密武器：火箭和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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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英国的喷气式战斗机群和气球在空中组成天罗地网，白天敌机不敢进袭，一九四〇年的闪电战主要发生在晚上。天亮后，白领阶级照常去写字间，蓝领阶级照例上工厂下码头，主妇们则挎上篮子去买菜。一到黄昏，上千架卐字号轰炸机就隆隆地飞临到伦敦以及一些工业城市上空。倘若伦敦没有地下铁道，平民的伤亡真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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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空袭下的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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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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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地铁救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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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街道委员会带领，而且既不强迫，也不分组。太阳一落，居民们就各自携带简单衣被，秩序井然地钻进离得最近的“铁管子”——伦敦人这么称呼他们的地铁。站台很长，没有人为三姑六婆用席子占地方，所以总能找到一块栖身之所。伦敦的地铁尽管很深，可每逢附近中了弹，睡在站台上照样受到震动。次晨就看到多少人家又成为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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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轰炸那几个月，我为重庆《大公报》写得最是勤快，很少有一周不寄通讯的，而且有的通讯长得要连载几天才能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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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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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我和未来的新加坡第一副总理一道钻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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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阵子每晨从地铁钻出，把衣物放回住所后，我就踏着碎玻璃碴、断裂的管子，去采访挨炸后的伦敦了。救火车将胶皮管对准火海中的巨厦喷射着，义务防空队队员小心翼翼地挖着尸体——或者压在瓦砾下一息尚存的罹难者。圣翟尔教堂后边弥尔顿的墓碣和石像炸倒了，连圣保罗教堂周围也拦了起来，成为“危险地带”——附近大概有未爆炸的定时炸弹。保险公司也不能自保了，它的写字间屋顶被揭开，墙上还残留着“火险”、“寿险”的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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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没有地铁，等于光着身子挨打。可重庆地下当时大概也不会有伦敦这么复杂的管道网。尤其一旦煤气管道炸裂，就臭气熏人，随时都可能爆炸起火，方圆几英里都得禁止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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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也有过这样的经验：还没来得及拉警报，敌人已飞临上空了。于是，就得立即找掩蔽的地方。当时我同一个泰米尔青年拉贾拉南住一层楼。每逢遇到这种场合，我们就一道钻到公寓的一张大饭桌底下。那是座专门接待东方人的公寓，同住的有一位学提琴的锡兰（斯里兰卡）姑娘，以及几个中国人，有银行职员，也有学物理的。只有拉贾拉南和我是搞文学创作的——其实，他当时在学法律，但也写写小说。后来，同我一样也干起记者这个行当来。六十年代末，他当上了新加坡的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一九八三年我重访新加坡时，与他旧友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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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中的伦敦，人们终日被刺耳的防空警报环绕，房屋被毁，亲人离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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