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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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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我进了英国的皇家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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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三年在剑桥王家学院宿舍，架子上的小照（穿水兵服的女孩）系雪妮所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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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剑桥二十几个学院中，这是很不容易进的一家。它不但接纳了我，并且安排我住进它那建于十五世纪的古老校舍。在“D”（楼梯编号）字二号我的书房门楣上，事先就漆好了我的名字。书房、卧室宽敞舒适，家具一应俱全。壁炉两旁是书架，沿着三面墙是可以坐上十来位客人的沙发和软椅。最使我兴奋的是书房的位置：东窗正对着王家学院教堂——英国著名的古建筑之一。早晨，草坪上是它那被晨曦拖长了的影子。黄昏，在管风琴伴奏下，唱诗班那清脆嘹亮的童声歌唱传到我的耳际。二十几名十来岁的娃娃，身穿白色罩衫，系着红领带，每天列队从我窗下走过。站在北窗口可以眺望到剑河、草坪以及蠕动着的马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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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剑桥当然毫不生疏。它曾经是我一九三九年抵英后第一个落脚地。那时，尽管身份是从伦敦疏散来的客人，仍享受到不少大学的便利。很快就拿到大学图书馆的借阅证，并且被准许选了几门课旁听。然而客人毕竟是客人。那时我对英国这家高等学府的了解是隔了一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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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在剑桥大学王家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的萧乾（左），与来自马来西亚的留学生在剑河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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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和牛津两家大学的组织形式，有点像我国旧式的大家庭。它有个总的机构，叫大学评议会，但实权——特别是财权，却分别掌握在各学院手中；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各学院的底子厚薄不一。正校长只挂名而不驻校，副校长则由各学院院长轮流担任。评议会是大学的枢纽，是个立法机构，同时，掌握着学生的履历和成绩。所有正式生入学后都要到评议会来登记注册。毕业时，在这里领取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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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大学评议会登记注册是一次十分隆重的典礼。那天，我披上黑袍戴上方帽，随着旁的新生走进一间大厅。桌上放着一个羊皮封面的厚册。弥尔顿、拜伦、达尔文……所有历代剑桥学生入学时，都曾在这个册子上签过名，还要写上家庭简况。我们挨个儿虔诚肃穆地在册子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边写边感到传统所具有的特殊力量。同那些显赫人物列入同一名册，当然是无限光荣的，同时也是一种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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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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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黑袍、“斗犬”、“高桌”、酒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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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袍原来大有讲究。我那件研究生服好像比本科生多了一根飘带，教授的还镶了一道红边。两年间，除了睡觉或入厕，那黑袍就像蜗牛身上那个壳壳一样，总罩在我身上。这是中国古僧侣制度的遗留，也是有别于市井的大学成员的一种标志，像军人的风纪一样，看得十分认真。入晚，斋务长还派出一些稽查员（学生称他们“斗犬”）去大街小巷巡逻。倘若发现了某人未穿黑袍，就像交通警察那样掏出小本，记下姓名和所属学院，要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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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中央的大草坪也有讲究。未获学士学位的，不得走草坪。研究生可以斜擦着边走。只有教授才可以大阔步地从草坪中间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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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一九八四年重返英国，在剑桥与英国老朋友荡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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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十点学院就关上大门，来访的女客必须在那之前送出。在饭厅，每餐开吃前先得起立，诵拉丁祷文。然后才呼啦一声坐下用餐。教授们坐在高台上，称做“高桌”。饭菜同我们毫无二致，只是席间他们可以喝到葡萄酒。在战时，那可不是微不足道的特权。王家学院的酒窖是常为人妒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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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重访英伦时，我当年的导师瑞兰兹博士曾邀洁若和我去学院小住。这才知道战后剑桥有了不小的变化。如今男女合校了，姑娘们索性住进了学院。不少繁文缛节都减免了。黑袍方帽也改为只在举行隆重典礼时才披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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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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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高才生们本事高强的恶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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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有捉弄新生的坏风气。刚进剑桥，我本也有些担心。可他们并不欺生，甚至把我当作自己人。记得第一次用餐时，邻座的一位陌生同学就小声教我晚间外出迟归，遇到学院关上大门后，怎样爬进来的窍门。他说了近三十种爬法。可我告诉他，我从小就不会上房，也无意在这里惹是生非。学院的有些规则，还是上一世纪订的，从中可以窥见当年纨绔子弟的放荡，例如有一条是：“不得在学院内点放烟火或带进卖唱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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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恶作剧的传统依然遗留着，这也是由来已久了。据说当《墓园挽歌》的作者、诗人托马斯·葛雷（一七一六至一七七七）住校时，总担心宿舍失火，自己被困，就在窗框上拴了根粗绳，准备一有火警，立即顺绳爬下。一晚，同学们在他窗下放了只大木桶，盛满了水，然后鸣钟告警。只见葛雷在众目睽睽之下，照自己预想的爬出窗口，顺绳溜下。扑通一声，整个身子落入桶中，围观的同学大为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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