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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委婉地驳斥了那些劝阻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好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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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英文本Semolina and Others（《珍珠米及其他》），第五十九-六十一页，香港三联书店一九八四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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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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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瑞兰兹指引我文学研究的三个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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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导师瑞兰兹的指引下，我主要探索了三个英国小说家的作品。关于劳伦斯，我只有书本上的资料。在我抵英的九年前（一九三〇年），他已溘然长逝。我也无缘和他的戚友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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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在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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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妮亚·伍尔夫这颗英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明星是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八日陨落的。我本有可能见到她，而且我认识许多她的熟人。不幸她那时住在苏塞克斯郡的小镇上，由于神经怕受刺激，不肯到敌机威胁下的伦敦来。那里距英国南海岸不到五英里，对我这个“敌性外侨”来说是禁区。等我成了“伟大盟邦”之一员时，她又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我还是去了那幢“僧屋”，同她丈夫列纳尔德度了一个周末。那是秋季，正逢上苹果熟了的季节。我们一边在他那果园里摘苹果，一边谈着弗吉妮亚：他们婚后的生活，她那神经错乱的症候，以及她最后的投河自尽。晚上，他抱出一大叠弗吉妮亚的日记，供我抄录。清晨，我们一道怀着沉重的心情去踏访结束了她生命的那条小河。我木然地站在河畔，很想斥责那淙淙的河水，又觉得冤枉了小河。它只是那么流着，流着。也许它还真的为一具透明的心灵解脱了又一次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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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的另一研究对象——爱·摩·福斯特，我就幸运多了。当然，我曾大大辜负了这份幸运，关于他，至今我还什么也没写出，但每当我回忆起剑桥王家学院那段日子，我就不能不记起这位以“友谊至上”为人生哲学的已故英国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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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我进王家学院之前，我们就认识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是在他及汉学家阿瑟·魏礼的举荐之下，进的这家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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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五月九日，英国笔会在伦敦康伟厅为印度诗人泰戈尔举行了一次追悼会。出席那次聚会并演讲的，有当时苏联驻英大使迈斯基和英国小说家爱·摩·福斯特。那天我也应邀代表中国讲了话。同时坐在台上的金斯莱·马丁（《新政治家与民族》主编）知道我喜欢福斯特的小说，并曾为他在《印度之旅》中谴责英国殖民主义部分所感动，就介绍我们认识了。在笔会活动中，我就是这样通过介绍结识一些英国作家的，如当时笔会的会长赫·乔·威尔斯、约翰·莱蒙、斯蒂芬·斯潘德尔等；有的后来接着交往，有的握完手就算了。只有同福斯特，确实结下了友谊。令我抱憾终身的是，这一亲密的文学友谊是以悲剧为结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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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友谊其实也并非偶然。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相互间确实存在过一种吸引力。福斯特生平最要好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朋友是娄斯·高尔华绥兹·狄肯逊。福斯特曾为他写过传。狄肯逊于民国初年来过中国，回英后写了一本《中国人约翰来简》，他像十八世纪的英国作家哥尔德斯密斯在《世界公民》中那样，把中国写成乌托邦，用以讥讽英国。由于那本书以及他同狄肯逊的友谊，福斯特很早就对东方发生了兴趣。他立志要步他那位挚友的后尘，走向东方。他引以为憾的是平生只到过埃及和印度，而未能来中国。我呢，从三十年代就对狄更斯和哈代以后的英国小说发生了兴趣。我喜欢象牙之塔里的伍尔夫，但我更喜欢站在塔之外张望世界的福斯特。没想到，我们之间另外还有个共同兴趣：都爱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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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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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我与福斯特的“猫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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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从猫说起吧。因为在毁于“文革”中的福斯特给我的一百来封信中，除了文学或其他方面的讨论，猫也占了一定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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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结识后不久，他就写信提出要到汉姆斯苔德来，替他的婷卡和托玛（他的两只猫）来看望瑞雅（我的那只猫）。那天可狼狈了。当时，鱼在伦敦很不好买。福斯特进门之后，就解开一个手巾包，放在桌上，望着瑞雅说：“这是婷卡和托玛要我送给你的。”摊在桌上的是当时市面上为了应付养猫者的需求而制造的一种“人造猫食”，刚上市不久。于是，我就轻轻地把瑞雅抱上桌来。它带点怀疑眼光先抬头望了望来客，然后踱到人造鱼食前，嗅了嗅，不屑似的转身跳下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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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叫我尴尬了。我正责怪着自家的瑞雅太不识抬举，福斯特却微笑着把那份见面礼又用手巾包好，带点歉意地朝瑞雅说了声：“亲爱的，真对不起。”而且，从那以后，猫的近况就经常出现在我们的书信中了。他不是告诉我：“真急坏我了，婷卡身上成了虱子窝了！”就是在谢我圣诞节送去的糖食的信中说：“礼物要星期天才启封，请务必揣想我打开时的情景。我们将四人分吃——不，连女仆五个；不，再加上两位猫，一共七个共同享受。”（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听说瑞雅分娩生下一窝小猫后，就赶忙写信慰问道：“希望一切都安置得很妥帖。我多么想请瑞雅来我们这儿小住几天呀。我曾向托玛和婷卡暗示了一下，我不喜欢它们的反应。唉，两个都自我中心透啦。托玛好像还给了婷卡一个耳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在另一封信中说：“我写这信时，托玛正睡在椅子上。听说瑞雅病愈，我才放了心。托玛和婷卡托我问她好。它们也都高兴知道瑞雅康复的消息。我希望总有一天它们能相会。”（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一日）瑞雅生病时，他写信来慰问：“我很着急。是不是由于缺乏营养呢？托玛现在用龙须菜来补充了，而且吃得挺香。婷卡把胃口转向牛奶了。”（一九四二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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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瑞雅终于还是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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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那时我住的是一家公寓的地下室。由于猫食不好买，人们都不敢多养猫，以致瑞雅每生一胎，就给我出个难题：猫仔怎么打发。韩素音在回忆录《无鸟的春天》中提到的那只，就是我送给金斯莱·马丁的。[1]为了帮助瑞雅节育，我只好出门时把门窗统统关严。可当时那一带有八只公猫都在向瑞雅求爱，夜间嗷嗷叫个不停。我回家时，曾几次见到瑞雅正把身子贴在窗玻璃上，外边必是一只公猫，有时是黑的，有时是黄毛的。就这样，瑞雅还是又怀了孕——公猫色胆包天，竟从没有关严的窗户缝里挤进来。第四次分娩后，它就一命呜呼了。福斯特还写来一封十分动人的信，夸瑞雅是世上顶可爱的一只猫。“想不到一条生命就这么消失到黑暗中去了，真令我不胜悲伤。我母亲也因而难过不已。”（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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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特在伦敦西南郊柴撒克区有一套房子。是他进城时的落脚地。除了改革俱乐部，我还去过几趟那个公寓，并在那里会过他的几位最要好的朋友。另外，我还去过两趟他在萨里郡艾宾芝镇上他的家，那里住着与他相依为命的老母艾丽思。英国人喜欢给自己的家宅起个名字，他那幢叫“西赫克斯特”。福斯特是个孝子。一九四二年他已经六十三岁了，在母亲面前还像个戏彩娱亲的老莱子。晚上，婷卡睡在老太太膝上，托玛卧在我旁边，听他朗读艾略特写猫的一首诗。早餐前，他坐在古钢琴前弹起巴赫的协奏曲了，边弹还边不时扭过头来望望老母和我这东方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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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不但没有无线电，也拒绝任何程度的电气化。家里不点电灯，点的是煤油灯。为母亲的缘故，这位大孝子甘愿忍受种种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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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猫案真相》，收在《负笈剑桥》，一九八六年香港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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