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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的另一研究对象——爱·摩·福斯特，我就幸运多了。当然，我曾大大辜负了这份幸运，关于他，至今我还什么也没写出，但每当我回忆起剑桥王家学院那段日子，我就不能不记起这位以“友谊至上”为人生哲学的已故英国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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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我进王家学院之前，我们就认识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是在他及汉学家阿瑟·魏礼的举荐之下，进的这家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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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五月九日，英国笔会在伦敦康伟厅为印度诗人泰戈尔举行了一次追悼会。出席那次聚会并演讲的，有当时苏联驻英大使迈斯基和英国小说家爱·摩·福斯特。那天我也应邀代表中国讲了话。同时坐在台上的金斯莱·马丁（《新政治家与民族》主编）知道我喜欢福斯特的小说，并曾为他在《印度之旅》中谴责英国殖民主义部分所感动，就介绍我们认识了。在笔会活动中，我就是这样通过介绍结识一些英国作家的，如当时笔会的会长赫·乔·威尔斯、约翰·莱蒙、斯蒂芬·斯潘德尔等；有的后来接着交往，有的握完手就算了。只有同福斯特，确实结下了友谊。令我抱憾终身的是，这一亲密的文学友谊是以悲剧为结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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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友谊其实也并非偶然。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相互间确实存在过一种吸引力。福斯特生平最要好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朋友是娄斯·高尔华绥兹·狄肯逊。福斯特曾为他写过传。狄肯逊于民国初年来过中国，回英后写了一本《中国人约翰来简》，他像十八世纪的英国作家哥尔德斯密斯在《世界公民》中那样，把中国写成乌托邦，用以讥讽英国。由于那本书以及他同狄肯逊的友谊，福斯特很早就对东方发生了兴趣。他立志要步他那位挚友的后尘，走向东方。他引以为憾的是平生只到过埃及和印度，而未能来中国。我呢，从三十年代就对狄更斯和哈代以后的英国小说发生了兴趣。我喜欢象牙之塔里的伍尔夫，但我更喜欢站在塔之外张望世界的福斯特。没想到，我们之间另外还有个共同兴趣：都爱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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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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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我与福斯特的“猫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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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从猫说起吧。因为在毁于“文革”中的福斯特给我的一百来封信中，除了文学或其他方面的讨论，猫也占了一定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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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结识后不久，他就写信提出要到汉姆斯苔德来，替他的婷卡和托玛（他的两只猫）来看望瑞雅（我的那只猫）。那天可狼狈了。当时，鱼在伦敦很不好买。福斯特进门之后，就解开一个手巾包，放在桌上，望着瑞雅说：“这是婷卡和托玛要我送给你的。”摊在桌上的是当时市面上为了应付养猫者的需求而制造的一种“人造猫食”，刚上市不久。于是，我就轻轻地把瑞雅抱上桌来。它带点怀疑眼光先抬头望了望来客，然后踱到人造鱼食前，嗅了嗅，不屑似的转身跳下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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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叫我尴尬了。我正责怪着自家的瑞雅太不识抬举，福斯特却微笑着把那份见面礼又用手巾包好，带点歉意地朝瑞雅说了声：“亲爱的，真对不起。”而且，从那以后，猫的近况就经常出现在我们的书信中了。他不是告诉我：“真急坏我了，婷卡身上成了虱子窝了！”就是在谢我圣诞节送去的糖食的信中说：“礼物要星期天才启封，请务必揣想我打开时的情景。我们将四人分吃——不，连女仆五个；不，再加上两位猫，一共七个共同享受。”（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听说瑞雅分娩生下一窝小猫后，就赶忙写信慰问道：“希望一切都安置得很妥帖。我多么想请瑞雅来我们这儿小住几天呀。我曾向托玛和婷卡暗示了一下，我不喜欢它们的反应。唉，两个都自我中心透啦。托玛好像还给了婷卡一个耳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在另一封信中说：“我写这信时，托玛正睡在椅子上。听说瑞雅病愈，我才放了心。托玛和婷卡托我问她好。它们也都高兴知道瑞雅康复的消息。我希望总有一天它们能相会。”（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一日）瑞雅生病时，他写信来慰问：“我很着急。是不是由于缺乏营养呢？托玛现在用龙须菜来补充了，而且吃得挺香。婷卡把胃口转向牛奶了。”（一九四二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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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瑞雅终于还是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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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那时我住的是一家公寓的地下室。由于猫食不好买，人们都不敢多养猫，以致瑞雅每生一胎，就给我出个难题：猫仔怎么打发。韩素音在回忆录《无鸟的春天》中提到的那只，就是我送给金斯莱·马丁的。[1]为了帮助瑞雅节育，我只好出门时把门窗统统关严。可当时那一带有八只公猫都在向瑞雅求爱，夜间嗷嗷叫个不停。我回家时，曾几次见到瑞雅正把身子贴在窗玻璃上，外边必是一只公猫，有时是黑的，有时是黄毛的。就这样，瑞雅还是又怀了孕——公猫色胆包天，竟从没有关严的窗户缝里挤进来。第四次分娩后，它就一命呜呼了。福斯特还写来一封十分动人的信，夸瑞雅是世上顶可爱的一只猫。“想不到一条生命就这么消失到黑暗中去了，真令我不胜悲伤。我母亲也因而难过不已。”（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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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特在伦敦西南郊柴撒克区有一套房子。是他进城时的落脚地。除了改革俱乐部，我还去过几趟那个公寓，并在那里会过他的几位最要好的朋友。另外，我还去过两趟他在萨里郡艾宾芝镇上他的家，那里住着与他相依为命的老母艾丽思。英国人喜欢给自己的家宅起个名字，他那幢叫“西赫克斯特”。福斯特是个孝子。一九四二年他已经六十三岁了，在母亲面前还像个戏彩娱亲的老莱子。晚上，婷卡睡在老太太膝上，托玛卧在我旁边，听他朗读艾略特写猫的一首诗。早餐前，他坐在古钢琴前弹起巴赫的协奏曲了，边弹还边不时扭过头来望望老母和我这东方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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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不但没有无线电，也拒绝任何程度的电气化。家里不点电灯，点的是煤油灯。为母亲的缘故，这位大孝子甘愿忍受种种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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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猫案真相》，收在《负笈剑桥》，一九八六年香港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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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福斯特的中国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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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特对东方，对中国，有一种特殊感情。当我表示希望他有一天写一本《中国之旅》时，他说：“我连萧乾两个字，哪个是名，哪个是姓都闹不清，你就知道我对《中国之旅》是多么缺乏准备了。”我请他去中国餐馆吃了顿很平常的中国饭，他回家后写信来说：“太好吃了。打从自东方归来，我还没这么贪吃过。”（一九四一年十月四日）有一次他在信中还附了一张要由我签字后才生效的支票，嘱我代他转给中国红十字会，“用以向中国致敬”。一九四二年夏天，他想读读庄子的书。推荐他读庄子的是他的法国好友查尔斯·莫荣，“庄子”二字用的是法文拼法，在英国的图书馆里查不到。他要我告诉他英国的通用拼法，以便再去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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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年底，有个英国团体知悉他对中国的兴趣，居然要请他去演讲。他在信中告诉我，他多么想去讲，可惜实在一无所知。他还是谢绝了。但是当我在伦敦华莱士绘画馆讲《龙须与蓝图》时，他不但提前就来了，事后还给我写了一封信，夸我讲得引人入胜，听了也令人愉快。信中接着慨叹说：“听了之后，觉得像我这个年纪再去迷上中国太晚了。倘若我老早就迷上，那会比意大利（我首先迷上的）、印度或法国更好。”随后又十分俏皮地说，“你只能想象我写过一本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而且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可惜在印刷过程中，书页都沾到一起了，所以没法让人阅读。”我演讲时用龙须象征中国的古老文化，用蓝图象征工业化。我认为中国不能仅满足于祖先那份遗产，必须现代化，不然，文化遗产也保存不住。福斯特在那信里问我：“有了蓝图之后还能不能再回到龙须上来呢？过去人类历史上可曾有人找到过这条路子？”（一九四三年五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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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我在剑桥大学王家学院钻研福斯特的小说时，他对我研究他的工作，曾慷慨地给予支持。经过与他通信，我了解到他的许多见解、思想和事迹，这些是英国研究者未必都了解的。他还送给我一些他在埃及和印度发表而从未在英国问世的论文及小册子。除了读书笔记，我还有几本同他谈话的记录。可惜这些连同我多年的日记、大量卡片，全都毁于那十年红色火灾中了。也因此，我一直都未动笔去写他，我不知该从哪儿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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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代初期，我遇到过不少持有“大英帝国”优越感的英国人，但福斯特恰好相反。他的散文集《阿宾芝收获》中的不少篇幅都是挖苦英国的。福斯特基本上是个自由主义者——他曾任英国人权协会主席。一九三四年当希特勒在欧洲大肆嚣张时，他在巴黎开的一次国际笔会上曾大声疾呼：“倘若我年轻一些，我一定加入共产党。”他甚至说：“除了共产主义，今天的知识分子再也找不到含有希望的政治信仰了。”可是苏德协定签订后，他又彷徨了。当英国国防部解雇部内共产党员时，人权协会通过了抗议政府这一行动的决议，他却又因而声明辞去该会会长的职务。一九三九年他出了本小册子《我的信仰》，开头第一句就是：“我的信仰就是什么也不信。”其实，他所有的作品都在阐明着一个信仰，就是人际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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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在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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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特不是位多产作家。包括他在遗嘱中指定死后才发表的《莫瑞斯》，他一共只写了六部长篇小说——而培·戈·乌德豪思写了将近一百部。福斯特一直同伍尔夫、劳伦斯等被列为本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