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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三年在剑桥与李鑫（中国同学会会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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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承认我指出的一个情节“不真实”之后，他又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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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拥护艺术，有时我又反对它。现在我拥护它，并且觉得关在象牙之塔中的不是艺术家，而是这个世界。我认为那座塔是用最廉价而丑陋的材料筑成的。艺术家朝它走去，而它丢给艺术家的，有时是个铜板，有时是块砖头。无论它扔来什么，艺术家最好都以讥讽的态度来接受。我已经回到十九世纪波希米亚式的艺术家去了。（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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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大概在另一篇论文中还指摘他不了解下层人民，没尝过贫穷的滋味。他在信中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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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在思考你提出的贫穷与犯罪问题。我为什么一听这话就羞惭？并不如你所说的我为之而震惊，也不是由于我认为自己也应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体验一下，而是由于我想象不出贫穷是怎么回事，它暴露了我心灵活动中的一大缺陷。一下子好像看见了，接着又变成空洞的言辞而已：赤着脚，没东西下肚……尤其想到欧洲人的贫穷又与东方不尽相同。（一九四三年七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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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让我读了当时锁在保险柜里等待百年之后才问世的写同性恋的小说《莫瑞思》，也常谈起他喜欢和不喜欢什么书。例如，他十分崇拜法国心理小说家普鲁斯特，曾在信中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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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他下过工夫，正像旁人对巴尔扎克下工夫。也许正因为如此，我对他有所偏爱。但我确实为他那个梦所吸引。可惜他对人性的看法单调而阴暗。倘若他能像简·奥斯丁那样放开一些，更不用说托尔斯泰了，他一定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小说家。（一九四三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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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又告诉我，他的床畔读物是巴尔扎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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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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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我与福斯特的友谊与悲剧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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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文学青年同一个对东方抱有好感的英国作家由于在讲台上邂逅，从而结下友谊。青年刚好在研究这位作家的小说。于是书信往来频繁。作家加深了那青年对西方文化的了解，青年也增进了作家对中国的认识。这样一段美好的友谊，怎么会以悲剧结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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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九月离港来京之前，我曾主动通知国境以外的一切朋友，要求他们今后不要再写信给我，连贺年片也不要寄。因此，我和福斯特的通信也在那年初秋中断了。然而一九五四年英国文化代表团来我国访问时，福斯特还是委托访华团中的一个成员、他的一位挚友、诺丁汉大学哲学教授贾克·斯普劳特为我带来一本他的新著，并附了一封信——一封来自另一世界的信。我被破例邀请参加了为访问团举行的招待会，斯普劳特抓了个机会小声告诉我，一到布拉格他就向中国大使馆提出要见我。他又利用同我举杯相祝时对我说：“摩根有一本新著和一封信给你。我们单独见面时，我交给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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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从东方还是从西方礼节来讲，我都应招待一下斯普劳特。一九四三年我曾应邀去他在诺丁汉大学的住所过了一个周末。他是个单身汉，唯一的伴侣是一只老鹰。我记得吃饭时，为了表示尊敬，他让老鹰栖在我一边，他坐在另一边。我一边吃，一边战战兢兢地嘀咕，生怕老鹰什么时候一兴奋，扑过来。除了这，那周末过得还是挺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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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一九五四年，我在完全清醒自己的政治处境的情况下，敢来招待他一下吗？（“文革”期间我看到不少人就由于这么重视礼节而倒了霉，让他们交代私下里都同洋人谈过什么鬼话，有过什么不可见人的勾当，有的甚至因而送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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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人向来不敢冒险，尤其是政治方面的风险。我犹豫了几天，不敢向领导开口。接着，访问团去外地参观了，然后由广州出境，飞回英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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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特多次表示过自己的人生哲学：友情应放在国家之上。他没在专制下生活过。他不能理解我当时的处境。可以想见：斯普劳特回国后，必然讲了我这人多么无情无义，并把书和信原封不动地退给了福斯特。那对他可能不止是个打击，更可能是让他对人性丧失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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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福斯特书信集》（两卷本）在英美同时出版了，书里没收我一封信，我就有所察觉。及至一九八四年我重访英伦，并且承母校王家学院盛情，邀我回校小住时，学院档案负责人迈克·豪尔告诉我，在福斯特的遗物中，连一封我写给他的信也未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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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九月，萧乾应邀携文洁若重返母校剑桥，受到母校的热烈欢迎。图为萧乾与他当年的导师索尔特博士在王家学院的草坪上畅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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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呀，他在倾听了斯普劳特的话后，必是怀着满腔悲愤把信都撕毁了。我仿佛听见他在九泉之下嚷着：这就是中国人，这就是那个来自礼仪之邦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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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特给我的八十来封信，我却珍藏了多年，它们和我形影不离。一九四六年我把它们从英国带回上海，一九四八年又带着它们去了香港，一九四九年它们自然也跟着我来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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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初我从农场回城，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后，又可以阅览外国书报了。在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读到英国正掀起福斯特热。三年困难时期刚刚结束，反修就白热化了。我开始嘀咕起那批信的命运。我怕它们会像胡风那批人的私信那样被抄走，变成我的什么罪名。我就一再向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管外国文学的领导提议：我有这样一批信，如果拿到英国去，那里会视为珍宝。我不敢提赠送。我问可不可以拿它们去向英国图书馆交换些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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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位树叶子掉了都怕砸破脑袋的领导。对于一个右派分子的这种建议，他非但理也没理，而且还通知资料室，今后禁止借外国书刊给尚未摘帽的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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