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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英国的大选以及功臣丘吉尔的落选，给我很大的触动。对照当时国内的独裁政治，使我进一步对西方民主政治油然产生一种向往。盖座大楼要招标，原来治理国家也可以搞招标。我完全没料到一个领袖功劳再大，人民照样可以罢免他，另换旁人这种可能。丘吉尔的落选使我苦思了好一阵子。要谁不要谁的大权最终掌握在选民手里，这种可能是我始料未及的。也许这也就预先注定了我在一九五七年要交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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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在一九四〇年曾经是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人物。用东方人的惯用语，就是大救星。他领导英国人民扭转了危在旦夕的局势，最终取得胜利。在生死攸关的六年期间，他立下了汗马功劳，是个恩公，难道还能从唐宁街中被赶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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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丘吉尔在选举中败北，斯大林对丘吉尔说：“你打了胜仗，结果你被罢免了，你看，谁敢罢免我？”丘吉尔答：“我打仗的目的就是要保卫人民罢免我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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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竟然落了选，乖乖地卷起铺盖，把首相这把交椅让给了工党的毫不出色的艾德礼。直到检票时，这是世界以及英国报纸大都没料到的。但事情就是如此，这就叫“民意所向”。功劳簿扭不过一部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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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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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论丘吉尔与戴高乐不同的大选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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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也并不是毫无保留地为西方民主这番表演所陶醉。在写这段回忆录时，我曾翻阅一九四四年七月六日的重庆《大公报》，发现我在电讯中还写了这么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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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选举是现代广告术和拍卖行当的综合。谁有钱，谁就拥有宣传媒介；而谁有宣传媒介，谁就能左右选民的思想。有许多宣传讲的并不是政纲或就政治问题进行的辩论，而纯粹是催眠术。或用动人的照片迷惑选民。在竞选时，许多平时十分客观冷静的报纸，一下子满纸全是宣传，很少能保持正常。连丘吉尔那样的大人物，为了争选票也不惜在琐碎事上争执。相比之下，戴高乐的姿态就较高。他始终不陷入政党的纠纷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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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后一点当然是针对国内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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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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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一个农民和士兵可以和丘吉尔竞选，丘吉尔借草坪演讲竟被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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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守党同工党竞选过程中，我就留意到许多奇闻。一个叫汉卡克的北桑普顿农民出来以独立身份同丘首相竞选。此人说倘若他当上首相，要把日用品同必需品分开，必需品归公有。还扬言每人每日工作只消一小时。另外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开战前原是个铁路职员，开战后入伍，参加了第六装甲兵团。大选时，他正在澳大利亚，本来不准离职。丘吉尔政府的陆军部特别批准他回到英国来同丘吉尔唱对台戏。当丘吉尔在苏格兰竞选时，他想借格拉斯哥的乔治广场一席之地来发表演说。格拉斯哥恰好在工党势力范围。那里市议会一位女议员竟然以保护草坪为名，拒绝了丘吉尔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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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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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我亲睹的一个小镇的民选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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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那天，我特别跟了一位英国朋友去参观。票箱是放在一座教堂里。堂外有提皮包的商人，也有戴宽边黑帽的修女。各党派开着装有扩音器的汽车，向选民做着最后的呼吁：“某某当选后，将给居民提供更好的住房！”“某某当选后，将把抚恤金及养老金增加五先令。”这当然都是些小恩小惠，不过说明选民福利是竞选的焦点。选民们则交头接耳，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着意见。虽然只是一个小镇的选举，但严肃得有如结婚仪式。验过选民证后，选民挨个儿走进一间三面封闭的地方，他仰头望望天花板，似在做最后一分钟的抉择。然后拿起用绳子系着的公用铅笔，在自己中意者的姓名下面画个“√”。出来时，又得验一下选民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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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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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大选后英国四党致电信向抗战八年的“中国人民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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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党竞选失败后，各报都分析起原因了。一个因素是保守党过分依赖丘吉尔个人的威信，而工党却拿出一整套施政纲领：用国有化代替自由企业，同时，贝沃瑞芝的社会保险方案——公费医疗，社会福利，从摇篮包到棺材——也起了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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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时，执政的工党的艾德礼、克利甫斯以及拉斯基，保守党改革委员会主席昆顿·霍格，自由党的辛克莱以及英国共产党党魁波立特都纷纷写信或打电报给我的办公室，要通过《大公报》向抗战八年于兹的中国人民致敬。这一天，我一边庆喜兴奋，一边又对战后的中国政局担着心思。国共不真诚合作，早晚要变成东方的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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