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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在德国出任盟军随军记者的萧乾,在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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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完油,机身摇晃了一阵,就又由地面腾空而起了。上来的士兵一路上聊着布鲁塞尔姑娘多么热情,相互夸耀着自己“解放”——就是捞战利品——的成绩。萨勒河在机翼下出现了,我们已飞在苏占领区上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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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在柏林的滕珀尔霍夫机场降落,来到曾经是希魔的老巢,也是六年来盟军轰炸的主要目标了。这机场,当年迎送过多少轴心国家的大小傀儡,如今指挥塔上迎风飘扬着苏美英法国旗。机场大楼墙上原来的德文标语,早已被崭新的俄文标语覆盖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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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美军联络官已在机场出口伫候我了。我这黄面孔的记者很好认,随即同他上了等在机场外面的吉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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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好惨啊!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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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的街道真宽,真长,两旁炸得好惨啊。没炸毁的店铺也都关了门。街头巷尾,不时看见提了篮子或背着口袋的妇孺在觅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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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记者证,我马上领到配给:巧克力糖十包,刮胡刀一打,杜松子酒半瓶,威士忌半瓶,还有一条骆驼牌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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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柏林,人们开始清除战争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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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柏林的,少不得要去一趟威廉街的德国总理府,希特勒这个大本营位于苏联占领区内。我们一行记者分乘几辆吉普车前往。这条罪恶渊薮的大街早已被炸得七零八落了,总理府倒还在。把门的红军哨兵看了我们的证件就放行了。楼下的大厅里空空荡荡,枝形吊灯在轰炸中垮了下来。许多来访者拧下一个个灯泡作为战利品。楼上是希魔当年的办公室。此刻,家具七歪八倒,很像个拍卖行。守在那里的一名红军士兵见到我肩章上的“中国”字样,友好地向我敬了个礼。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纳粹勋章,给我作战利品。谁料到一九六六年“文革”抄家时,这也成了我的一项“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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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官对我们这群记者说:“诸位先生,今晚你们将睡在柏林唯一没挨过炸的一片乐土:泽林多尔夫。”这里很像伦敦的汉普斯特德或巴黎的布伦树林,是远离市区的幽静地带,最理想的住宅区。林立的咖啡馆和饭店,有的关了门,有的被征用了。我们住的地方也是被征用的。房主可能是位艺术家,这会子全家老少都挤到底层仆人房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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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向我给妻子要支烟的男人和换烟的小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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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上厕所时,我遇到一个中年德国人,说不定就是房主。他羞怯怯地伸手向我讨一支香烟。我给了他。接过来,他就放到鼻孔忘情地倒吸了一下,脸上露出感激和喜悦的神色。接着,他问我可不可以也送他太太一支,我随手又递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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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房后,正在整理行装,一个留着金黄色披肩发的十来岁姑娘由门口探进头来。她踌躇了一阵,才悄悄地踱到我跟前。她胸前捧着一幅水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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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万湖,”她指了水彩对我说,“是妈妈画的。您看值多少根香烟?要骆驼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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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得确实不错:蔚蓝的天空,湖面上白帆点点。远处丛中还露着一片屋顶。她指了说:“那就是波茨坦的无忧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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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下来倒是个有意思的纪念品。然而我记起盟军禁止同德国人往来的纪律,就给了她一包骆驼牌香烟,让她仍把画带回去,告诉她妈妈:“多少支香烟也不够买一件艺术品的,即便是骆驼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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