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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莱茵河畔的难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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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少诗歌和小说里，我读到过莱茵河的名字，仰慕过它那秀丽的风光。如果不是忽然奉召去美，三月间我本可以见到它——不过那时大概只能见到炮火下的它。如今，没有了隆隆的轰炸机，没有了耀武扬威的坦克。我是和平时期的一个巡礼者。这时，一位老者正倚杖望着一只风筝，河岸上栽着松柏，齐整得有如普鲁士的队伍。荒废了的码头周围正有几只海鸥在盘旋。“限乘一百九十人，请勿拥挤”的招牌显示着当年这里的繁荣。河浪不时冲击着多苔的岸边，汩汩作响。河身放射着暗淡的银光。当年熙来攘往的江滨旅社，这时大门已生了锈。临扛的阳台上悬起“美国红十字会”的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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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途，在街角遇到一位黄面孔的行人。我试着用中文招呼了声“你好”。果然是位徐姓青田商人。承他引路，带我去参观了他栖身的救济总署临时难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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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营由若干幢小楼组成。他指着一座白色的，说住的是波兰难民。旁边一座是希腊人的。难民们都把洗好的衣服晾在窗口。语言嘈杂，有如进了巴别塔。有的在吵架，有的也许在谈恋爱。总之，是个颇有生气的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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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君带我去看了他住的那幢。大部分是斯拉夫人。房里黑糊糊的，气味浓烈呛鼻。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妪正往面包上抹那才发下来的冷肉屑。几个小伙子边打闹，边烧着开水。房间凌乱不堪。厕所冒出的气味使我想到了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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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托将军还是米海洛维支？”我问一个正切着面包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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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刀一剁，跷起大指回答说：“当然是铁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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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进来一个会说英语的比利时年轻女人。她告诉我，一九四〇年纳粹抓她哥哥来此做苦工。她不放心，就硬跟了来。如今，哥哥死了，她嫁了个美国兵。她眉开眼笑地说，不久一有船，就把她接去俄亥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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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威巴斯登对注射毒剂害人的纳粹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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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斯巴登，我旁听了一次当地的纳粹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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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审纳粹时还准许律师出庭为战犯辩护，想不通的不仅仅是法制观念薄弱的东方人。英国律师会就发出通知，促请英籍律师拒绝受理这种在公堂上为歹徒辩护的委托。也许为了程序的完整，更可能是表现西方的司法尊严，审判还是在有辩护律师的情况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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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是五男一女，都是海得玛精神病院的管理员：主任一名，大夫一名，男护士一名，女护士一名。另外还有一名登记员和一名专管抬埋的。他们被控的罪行是：注射毒剂杀害了四千四百名苏联及波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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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九点，我就同美、法、波籍记者及一名摄影师由旅馆出发。审判在市政厅举行。台上已摆好六把椅子，背后是一面大幅的星条旗。台下分三排。最前面坐着六名被告的辩护律师，其中三个是穿长袍的德国律师，三个美籍律师穿的是军服，腰间挂着手枪。他们后面坐的是六名被告，虽然哆哆嗦嗦，还可看出点凶相。再后面是德籍记者。台左边前排坐的是正副审判官和检察官，我们这些盟军记者坐在他们后边。大厅中间靠台处有两名速记官，手中各捧着一架录音器。此外还有翻译官二人，旁听席里，最前排是美、英、法、苏占领军的长官，英国最高法院院长及联合国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主席——他是联军人员中唯一着便服的。再后就是美军官兵、红十字会及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人员。听众中间有不少德国人以及刚从集中营里放出的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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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辩护律师正在同被告低声谈着什么，摄影记者各自选着角度在拍照。广播员在试着音，朝麦克风嚷着：“纽约，纽约。”美国士兵一边嚼着口香糖，一边翘首望着那七名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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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点半，主审官偕五位上校级陪审官进入法庭。就座后，个子魁梧、腰挂手枪的主审官宣布审判开始。先由辩护律师一一介绍被告。主审官和律师同时举右手宣誓。接着，译员也举手宣誓。最后六位陪审官起立，举右手宣誓：“在上帝面前，大公无私；审判结果公布前，绝不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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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审判开始。检察官列举一连串事实，指控被告犯有杀人罪。律师则起立辩白被告无罪。主审官坐在台上面无表情地注视这一切，只偶尔为维持秩序而敲下桌子。那七名被告则用手拢着耳朵谛听着自己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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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检察官站起来控诉被告有预谋地杀害了四千四百名苏联及波兰籍苦工时，一名律师忽地起立反驳说，当前这个审判根本不能成立，因为：一、被告并未谋杀美国人。只有涉及美国人，才有权审理。二、苏联根本不是日内瓦国际公约签约国，因此，无权受该约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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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审官站起来说，一、倘若国际公法不能对谋杀四千四百人的案子进行审理处治，那人类的悲剧真不堪设想！除了国际公法，还有陆军战律，美国也曾签过字。该战律明文禁止虐杀战俘。二、贵律师说苏联未在《日内瓦公约》上签过字，但德国及俄国均是一九〇七年的《海牙公约》的签约国。根据该约第四十六条，对战俘的生命安全应予保证。如今，美国既是德国的占领国，自然有权审理谋杀与美国结盟国家公民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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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律师又起来反驳说，被告都不是军人，从司法立场看，他们不应对虐待战俘一事负责。接着又援引《纽约客》里的一段不大相干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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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审官说，他手边没有杂志可引，如有，他也不屑在这样场合来引。接着他厉声问被告：“是有罪还是无罪？”这里就表现出英美司法的一个特点：在罪证未成立前，被告原则上依然是无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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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名被告作贼心虚，又不懂得英美的司法传统，没敢吱声。他们的律师则站起来，替他们回答说：“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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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检察官揭露被告截至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止，曾分批给战俘注射毒剂，被注射者数小时即毙命。尸首运到地窖埋葬。他还证明送去的战俘根本未患精神病，该医院也没有医治精神病的设备。所有病历都是登记员一手伪造的，说住院十天或两周，其实当晚就被杀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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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控诉都由速记官记下，译员逐句译成德语。然后宣布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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