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鸽子不会像传递鸡毛信的红小鬼那样意识到绑在它们腿上的纸条对军事或民用的重要性。它们脑子里只有一根弦：不论路有多么遥远，多么崎岖和险阻，反正它们得回家。家就是它们的指南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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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信鸽的人，利用的也正是它们那股恋家的执拗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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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从上海到洛阳，或者从武汉到北京，得飞越多少江河湖泊、崇山峻岭和广漠无际的平原啊！一路上，晴天得挨烈日暴晒，遇上暴风雨还得经受疾雷霍闪的折磨。必然会有个别信鸽归途不幸给雷击中，栽到林间山谷里丧生的，然而那改变不了它们的本能——它们那种“我要回家”的强烈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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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苍鹰，鸽子并不以貌惊人。尺把长的身躯，圆圆的小眼睛，那咕——咕——咕得儿咕的啾声单调而且平淡。然而在那小身子儿里装着怎样的坚毅和果敢啊！它们的生活目标无比单纯：就是要回家。它们为之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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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前，一次春耕劳动中，我一锹下去刨出个老鼠窝。不论是四害还是五害，老鼠当然都跑不掉，它们偷吃谷物，十恶不赦。对于自然界的敌人，我向来没手软过。唯独刨出那个鼠窝之后，我并没举起锹把，立刻将它拍个粉碎。我被窝里井井有条的布置吸引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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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同旁处一样，也是黄中带黑，可没想到离地不到一米还有这么个“家”！细心的老鼠把窝分成几格，就像儿童玩“过家家”的那种雏形小房间。偷来的谷物并不乱堆，玉米呀，豆子呀，都分开放，而且好像还有间“婴儿室”（这时，大老鼠要么闻声吓跑了，要么外出找食去了）。称它“婴儿室”，是因为里边蜷卧着七八只初生的幼鼠：浑身光润，呈淡粉色，每只长仅寸许。我撂开锹把，蹲下来，忘情地端详着。心下不禁赞叹起老鼠的治家之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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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像是生命的定心砣。也不知“安居乐业”最早见于什么典籍，这四个字一针见血地点明了生活中的一个因果关系。世上也许有流亡者写出过了不起的作品，可我漂流在外的那七年，没写出什么像样的东西。不论徜徉在苏格兰的雷梦湖畔，还是眺望罩着积雪的阿尔卑斯山，我的心情都轻松不起来。俗话说相思使人消瘦，乡愁的滋味也苦不堪言哩。外在的景物越美，心里越是沉重，仿佛陷下个空洞，或有一只刺猬在里边滚爬。人家一过节，不管是圣诞还是复活，晶莹的彩色灯泡在枞树枝上闪亮着，个个穿起盛装跳舞，我却只能游离在那片欢乐气氛之外。对于游子，那不啻是火上浇油，越发勾起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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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年初，我曾站在生命的一个大十字路口上，需要做出决定自己以及一家人命运的选择。当时，我的母校剑桥大学要成立中文系，系主任何伦（Gustav Haloun）教授邀我去讲现代中国文学课。他不但函约，三月间还亲自来到香港。他从大公报馆打听到我的住址后，就气喘吁吁地来到九龙花墟道我家，苦口婆心地劝我接受大学的聘请。他说此行一则为新创办的中文系购置一批书籍，再就是促我去剑桥。这回和一九三九年那次大不相同。大学不但负担全家旅费，还答应给我终身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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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伦原是捷克人，三十年代中期他看到希特勒气势汹汹，估计凶多吉少，就入了英籍。他是位连鲁迅的名字也没听到过的《诗经》专家，夫人曾是柏林歌剧院的名演员。两天后，这位怕爬楼梯的老教授又来了。这回先声明不是代表大学，而是作为一位老朋友来规劝我。他提到战后捷克的玛萨里克死得不明不白，提到匈牙利出了红衣主教案之后，多少无辜的人受牵连。他伸出食指，颤巍巍地说：“知识分子同共产党的蜜月长不了，长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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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告辞，他说第二天早晨再来听回话，还逗了逗坐在婴儿车里吮着奶瓶的铁柱儿说：“为了他，你也不能不好好考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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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闻我要去北平，几位东方的“何伦”也上门来劝阻。有的说，“你别看共产党眼下对你这么笑眯眯，那张脸说变就变。共产党只容得下应声虫。像你这样好发议论，去了非栽跟头不可。在那里栽跟头可不是儿戏，会闹得家破人亡，六亲都不认你，更不用说旧时的朋友了。”有的为我出起主意：“上策嘛，还是接下剑桥这份聘书。中策？要求暂时留在香港工作，那样既可以保持现在的生活方式，受到一定的礼遇，又可以静观一下，反正这么进去太冒失了。进去容易出来难哪！别看这里的大党员眼下同你老兄长老兄短，进去之后人家当了大官儿，你当个普通干部的时候再瞧吧。有老朋友了解你？到时候越是老朋友越得多来上几句。冲你这个燕京毕业，在国外待了七年，不把你打成间谍特务，也得骂你一通洋奴。委屈吗？不会让你像季米特洛夫那样当庭慷慨激昂地讲一番的，碰上了德雷菲斯那样案子，也不会出来个左拉替你大声疾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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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也有我个人的顾虑。为了那篇“称公称老”的社评，我开罪了大权威。我已经预感到他在文艺界泰斗的地位。进去之后，平时日子不会好过，万一出点差池，他那些讨伐我的文章必然成为置我于死地的利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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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有时是位很爱拿架子的客人，心事有如门闩，有它横在门槛上，想合眼入睡是妄想。即便合上眼，也仍像坐在电影院的池座中心：黑白的，朦胧带点彩色的，一幕幕闪个不停。我似乎看到自己像小时见到的白俄乞丐那样，成了无家可归的白华，一个无国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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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了，窗外青山抹上一层赭色。摇篮里的娃娃仿佛也在做着噩梦，他无缘无故地在那里抽噎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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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了起来，头脑清醒了些后，就去马宝道了。临走，给何伦教授留了封短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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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抱歉，报馆有急事，不能如约等候。更抱歉的是，白白害你跑了三趟。正是为了这个娃娃，我不能改变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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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底的一天，一家人就登上“华安轮”，经青岛来到开国前夕的北平。现在回顾起来，当时促使我做出决定的就是“回家”这个念头。家，像块磁石，牢牢吸住我。我像只恋家的鸽子那样，奔回自己的出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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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可以说是从小就没有过家。母亲早逝后，就搬进了学校宿舍，十四岁上又摆脱了寄人篱下的环境。北京城就是我的家。在大轰炸中的伦敦，即便躺在地铁站台上过夜，我的心也驰向那座被护城河和垂杨柳围着的古城。一九八五年年底，我还在几篇《杂忆》里宣泄了自己对它的依恋。正如我在《梦之谷》中所描写的，一九二八年我在汕头买到几只“北京”彩蛋（松花），就曾把上面沾满稻壳的泥巴抠下来，供在书桌上，以慰乡思。那阵子我常在梦中亲吻北平的城墙。在汕头，我改名“一燕”、“若萍”，总是忘不了自己的游子身份。当时倘若真和那位潮州姑娘去了南洋，我估计也待不长。我的心好像早已深深地埋在北平的城角下了。所以不管我有多少顾虑，怎么犹豫，最后的抉择是注定了的。我要回到北平去，在那里，我要第一次筑起自己的家，一个稳定可靠的家，并力所能及地做点有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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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在这种本能的——是本能，而不是认识或觉悟——驱使下，谢绝了剑桥大学的邀请，做出终老于北平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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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踏上东车站的站台，我就长叹了一声：可回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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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东车站早已作废，改为铁路工人俱乐部了。这座位于前门箭楼东侧的车站曾在中国近代史上充当过重要的舞台。当年冠盖往来，车水马龙。它也是我个人经历上的一座里程碑。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我从这里去的潮汕，一九三五年七月，我又从这里搭车去的天津《大公报》。如今，又是从这里，我走上革命的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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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动机（为了安居）也许很不纯。对每个人来说，“解放”的意义都不尽相同。人到了三十九岁就不怎么喜欢漂泊下去了。我想，该打倒的，打倒了。今后，就跟在革命大旗后面，同大家一道，重整家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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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才认识到一九四九年的我，有多么无知，把“安家”想得多么轻而易举！折腾来折腾去，经过种种难以意料的风浪波折，三十四年后——也就是一九八三年，我才混上个可以安心放胆住下去的家，一个估计不至于再迁移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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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进这个地方后，由于它刚好同马路对面的两座“高知楼”遥遥相望，竟然还有朋友替我不知足起来，嫌我这儿没澡盆，没地板，没坐桶。其实，最初曾给我三处来挑。另外两处我连看也没去看。我说，中了，而且这回永远也不再搬了。因为我知道，还有多少三代人住一间斗室的，多少家还在睡着双层床，很多中国人还在排队上着公厕，我还有心思去挑挑拣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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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那天，我慨叹说：人生几何，哪能把那么多时间精力全花在搬家——特别是为搬家而合脸舍命去奔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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