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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才认识到一九四九年的我,有多么无知,把“安家”想得多么轻而易举!折腾来折腾去,经过种种难以意料的风浪波折,三十四年后——也就是一九八三年,我才混上个可以安心放胆住下去的家,一个估计不至于再迁移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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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进这个地方后,由于它刚好同马路对面的两座“高知楼”遥遥相望,竟然还有朋友替我不知足起来,嫌我这儿没澡盆,没地板,没坐桶。其实,最初曾给我三处来挑。另外两处我连看也没去看。我说,中了,而且这回永远也不再搬了。因为我知道,还有多少三代人住一间斗室的,多少家还在睡着双层床,很多中国人还在排队上着公厕,我还有心思去挑挑拣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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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那天,我慨叹说:人生几何,哪能把那么多时间精力全花在搬家——特别是为搬家而合脸舍命去奔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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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我还没有这么个窝,或者有了而仍不满足,还想更上一层楼,那我就不会写此文了。那样岂不别有图谋了吗?为了避嫌,我也得躲着这个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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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正是由于已打定主意老于斯死于斯了,我才来写此文。我个人搬来搬去本是微不足道的,不值得去费笔墨。然而个人经历中往往反映着社会的演变。正因为如此,野史才是正史的补充。说不定我的搬家史也能从侧面反映一下近三十几年来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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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鸽在归途中,也不免遇到风雨甚至闪电;然而一旦飞回故巢,就安顿下来了。我这只归鸽在飞回来之后,却又搬动了十几回,不少次搬动都和个人的政治命运分不开,而个人的命运又同时代是息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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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附录 萧乾和史迪威将军之女——建立在两条公路上的跨国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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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九三九年萧乾就写过一篇《印缅友谊值得争取》,发表在六月十五日、十六日的香港《大公报》上。文中描述了一个放弃在马来半岛上的一份产业,志愿到中国来驾驶汽车的印度青年。他告诉萧乾,自己是由于热爱中国文明,憎恨日本侵略者,才前来支援中国抗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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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约摄于一九二二年,史迪威夫妇在北京大方家胡同住所门前。一九二一年四月,史迪威担任总工程师,指挥一万二千名工人,修了一条从山西汾州府(现称汾阳)通到黄河的铁路。一九二二年来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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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还谈到,旅缅侨胞多至三十万,然而彼此不团结。日本人寥寥五百名,活动能量却极大,在驻仰光的日本使馆指挥下,挑拨民族关系,造成缅甸亲日反英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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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七日至十九日的香港《大公报》上刊载了萧乾在当年三月所写的《血肉筑成的滇缅路》。滇缅路是从云南省昆明经楚雄、下关、保山、潞西到中缅边境畹町的一条长达九百五十八公里的公路。一九三八年全线通车。这条横贯云南省的重要交通线一度成了我国的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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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十月,萧乾抵伦敦,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大公报》驻英特派记者,报道战时英伦形势。在洋山洋水面前,他心系浴血抗战的祖国。一九四〇年六月六日,他在伦敦执笔《滇缅路开放之前》,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七日)上。一九九五年把此文收入《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这部自选集里时,他加上一段按语,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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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约瑟夫·史迪威用毛笔签署中文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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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〇年,当东南沿海各省相继沦落后,滇缅公路成为我国与外界唯一的通道。是年七月十八日。英国首相丘吉尔为了保全其在远东的既得利益,悍然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封锁滇缅公路的协定,对我抗战极为不利。但是英国这一不义之举并没能改变其帝国在远东的命运。香港沦陷后,滇缅公路重新开放了。此文描述滇缅公路封锁期间,英国朝野的一些动态,从而可以看到所谓信义只是民间的事,政府在关键时刻,讲的只是利害——而且往往只是眼前的利害。从此文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年中国人民的命运,是如何操纵在强国手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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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于一九四六年回到阔别七年的祖国。一九四八年夏和一九四九年三月,他坚决谢绝母校剑桥大学力促他赴英任教的聘请,回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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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期后,萧乾应武汉作协邀请,参加黄鹤楼笔会。史迪威将军的大女儿南希(她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史文思)多次访华,也参加了笔会。她能说、能读、能写中文,与萧乾一见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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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史迪威在北京喜鹊胡同四号的四合院里。随后的四年中,史的任务是搜集日本侵华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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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八三年,约瑟夫·史迪威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九〇四年由西点军校毕业后,来到菲律宾。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在辛亥革命刚结束的中国逗留了十七天。这之后,他四次返回中国(其中三次带着家眷),统共在中国居住十二年多。一九二〇年七月,史迪威和妻子威尼弗雷德带着儿子小乔、长女南希、次女艾利森来到北京,住在北总布胡同三号的四合院里。他不仅在华北协和语言学校上课,还跟私人教师学中文,不出几年就掌握了一口标准的京片子。他受到蒋介石的厚待,由于蒋介石的乡音浓重,当众他就讲英文,请人口译,只有私下里才用中文跟蒋交谈。一九二一年四月,史迪威担任总工程师,在山西替美国红十字会修建了一条一百三十公里长的铁路,从汾州府(现称汾阳)通到黄河,以运输赈灾物资。入夏后,他还把全家人都接到山西。次年返京,他们住进大方家胡同一座有三间卧室、两个院子和一座花园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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