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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8月29日，温斯顿·丘吉尔和安东尼·艾登在从白厅前往下议院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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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尼科尔森（19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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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夫人（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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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安东尼·艾登在妻子与儿子的陪同下，乘飞机离开克罗伊登，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联盟理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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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9月8日，阿尔弗雷德·达夫·库珀赶去参加白厅花园的内阁紧急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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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30日，在慕尼黑会议后，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和夫人在唐宁街10号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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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暗时刻的反抗：辅佐丘吉尔并拯救英国的年轻人 [:170635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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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暗时刻的反抗：辅佐丘吉尔并拯救英国的年轻人 译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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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机会拯救生命，你会义无反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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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机会推翻强权，你会迎难而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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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机会入主内阁，你会当仁不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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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如果成就这一切，需要冒着身败名裂、众叛亲离、牺牲政治前途的代价，你还会奋勇向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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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会！无论是被戏谑为“魅力男孩”还是被抨击成“反叛分子”，都没能阻止他们战斗。这就是《至暗时刻的反抗》要讲给你听的故事，它将带你结识那些站在伟人背后、助普通人成为伟人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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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往关注二战的书籍或电影不同，《至暗时刻的反抗》带给我们另一个走进二战的视角。一战带给英国的记忆太痛苦了，所以在面对希特勒的野心时，张伯伦内阁还充满幻想，希望通过谈判明哲保身，甚至不惜牺牲欧洲其他国家。丘吉尔并不是最勇敢的人，他被束缚在张伯伦的政治羁绊和私人友谊中，如果不是那些年轻的“反叛分子”推了一把，他永远不会站在那个让他名垂青史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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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这些年轻的议员才是点亮了至暗时刻的光。他们多数出身贵族，从小便被隐形的集体荣誉和共性利益所约束。在这样的环境里，个人只有服从集体的意志，才能够赢得立锥之地。但是，当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被夺走时，个人得失已经微不足道。面对德国法西斯的暴行，他们从下议院的后排座椅中站起，成了反抗的主体，为了挽救时局背负着时人的非议，赌上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甚至赔上了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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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布思比帅的像是画中人，不仅深受女人喜欢，更成为党派内部的重点培养对象。如果没有成为“反叛分子”，他最大的人生困扰可能就是跟麦克米伦爱上了同一个女人。如果没有投票反对首相，奎尼汀·霍格在中东与德国人作战的时候，他的妻子不会在家中收到无数恐吓信。如果没有支持“反叛分子”，埃默里会一直被张伯伦视为自己人，前途不可限量……慕尼黑事件和苏伊士运河问题让“反叛分子”看到了内阁的私心，那些自公学时期就深谙集体规则的人，对个人政治安危的重视远超对家国命运的责任。更可怕的是，他们的意见左右了当时的整个英国社会。人们一方面盲目乐观，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受动荡的时局对生活带来的威胁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