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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或曾就读于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或毕业于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他们住在贝尔格莱维亚区和梅费尔区，周末会待在肯特、苏塞克斯和牛津的乡间别墅里。他们组成了统治英国社会的小圈子。1940年5月，这些保守党议员们正在谋划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们试图推翻本党领袖——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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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知道自己将万劫不复。这是在挑战一位强有力的独裁首相，张伯伦视批评他政策的行径为叛国，并使用了一系列肮脏的手段来排除异己。敌对的一方指责“反叛分子”不爱国。英国内政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Sir Samuel Hoare）斥责他们是“神经兮兮的人”[1]，并声称他们散布的警示和令人恐慌的言论阻碍了欧洲新的“宁静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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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前公学里的男孩一样，这一小撮后座议员从小被教导，要重视忠诚这一品质。但在当时的危机中，他们相信应该忠于自己的国家，而不是忠于所属政党或首相。英国与德国的战争持续了8个月，张伯伦和他的政府显然对这场战争毫无兴趣，正如一名保守党的“反叛分子”所说，这场战争“没有武器，没有信仰，也没有同情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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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保卫波兰是1939年9月英法两国向希特勒（Hitler）领导下的德国宣战的原因。但是波兰很快就被德国摧毁了，它的西方盟友不顾与这个破碎的国家签署的所有条约和许下的所有承诺，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拯救它。还有其他理由继续这场公认的冲突吗？如果有，张伯伦政府从来没有提过是什么理由。政府拒绝宣布其战斗目标，似乎更喜欢参与一场象征性的战争，认为战争的成本越低越好。英国军队的人员配备不足，装备落后，组织混乱。征兵动员会令人昏昏欲睡，身强力壮的男人们仍然在给伦敦的私人俱乐部和豪华酒店当司机或门卫。军备生产进展缓慢。民用制造业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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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英国充斥着怀疑、愤懑、冷漠的情绪和对他人的不信任感。当战争爆发时，英国人相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他们做好了承受冲击的准备。但当领导人对波兰置之不理时，这种使命感就消失了。一百多万城市居民被疏散到农村，政府实施停电政策，造成了巨大的混乱和危险。为什么发生这种情况？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是什么让每个人的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为什么富人在豪华的夜总会举办奢华的派对、喝香槟，工人们却因物资短缺和物价飞涨而苦苦挣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主持人爱德华·R.默罗（Edward R. Murrow）对美国的广播听众说，英国人民感到“列车失控了，我们都是高速列车上的乘客，列车穿过黑暗的隧道，驶向未知的命运。人们经常怀疑，这列火车上可能没有工程师，没有人能驾驭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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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希特勒对自己的目标十分笃定。他的军队充分利用了英法两国的惰性，在1939年秋天穿过了波兰，于1940年4月入侵丹麦，将英国陆军和皇家海军逐出了挪威。德国军队已经做好了向英吉利海峡进发的准备，他们要在西欧的中心地带发动闪电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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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交和军事上，英国处在灾难的边缘，岌岌可危。然而，英国似乎不可能改变。张伯伦决心继续执政，保守党在下议院的绝大多数成员似乎也决心支持他。英国广播公司（BBC）和全国的报纸也是如此。编辑们解释道，这种支持符合国家利益。他们宣称，战时批评政府是不忠，会进一步分裂国家，只会让德国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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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保守党内的“反叛分子”密谋推翻内维尔·张伯伦时所面临的问题。自从1938年2月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辞去外交大臣的职务，他们就开始了反对张伯伦对纳粹德国实施绥靖政策的斗争。斗争持续了两年，1940年达到高潮。这是一场充满愤怒与仇恨，又非常个人化的斗争。“反叛分子”正在挑战的那些人曾是自己的校友，曾与自己同属于一个俱乐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自己的家族成员。“反叛分子”违反了社会的绅士准则，为此，他们被诬蔑为党、政府、阶级和国家的叛徒。在“反叛分子”内部，也存在严重的分歧和争论。他们很难找到一个领导者，直到战争爆发后，一位资深的同僚才终于鼓起勇气，挺身而出，领导了这次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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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领导人不是温斯顿·丘吉尔。事实上，丘吉尔虽然曾是张伯伦绥靖政策的最主要批评者，但是保守党中的异见分子根本没有得到他的任何帮助。宣战后，丘吉尔作为海军大臣加入内阁。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尽管他在政府会议中极力要求更有力地应战，但他仍然忠于首相。让反对绥靖政策的同僚们沮丧的是，丘吉尔明确表示他不会做任何事来逼迫张伯伦下台。如果首相要被推翻，那一定是别人干的，而不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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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张伯伦运动的高潮出现在1940年5月初，一个吹着和煦的微风、映照着金色暖阳的春日下午，当时下议院的议员们正聚在一起讨论英国在挪威的惨败。这是首相和保守党内“反叛分子”之间的最后决战，“反叛分子”的盟友（新成立的工党、自由党和独立派）也加入其中。当“反叛分子”在辩论前疯狂地争取最后的支持时，他们意识到，大家都认为他们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据《时代周刊》（Time）报道，“在开始辩论的第一个下午，没有人认为张伯伦会被扫地出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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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3天后，内维尔·张伯伦下台了，温斯顿·丘吉尔当上了首相。本书讲述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还告诉你到底是谁促成了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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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丈夫斯坦利·克劳德（Stanley Cloud）此前合著了两本书，这两本书都涉及1940年夏天英国的这次斗争高潮，写《至暗时刻的反抗》的想法恰是源于对先前那两本书的研究。正是在那些可怕而又辉煌的日子里，温斯顿·丘吉尔的传奇才真正开始书写。“你想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5月13日，在取代张伯伦3天后，他向下议院宣布，“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那就是：胜利。”[5]这句话仍然是他的试金石，即使法国沦陷，英国军队撤退到敦刻尔克，德国对英国的入侵也隐约可见。那年夏末，当德国空军的轰炸机开始对英国发动攻击时，这位新首相让同胞们振作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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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温斯顿·丘吉尔在1940年的故事是现代英国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好戏之一。但是，当我对这段时期进行更详细的研究时，发现致使丘吉尔加入保守党的幕后故事——保守党的“反叛分子”反抗自己的政党和首相——在某种程度上同样意义重大、引人入胜。如果没有那些“反叛分子”以及那些参加关于挪威惨败的辩论的议会同僚，丘吉尔绝不会有机会如此高调地迎接挑战，而英国很可能已经与希特勒谈判争取和平，甚至走向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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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丘吉尔作为英国的救世主出现，几乎被视为命中注定的事情。他是一位不朽的伟人，把舞台中央的所有人一扫而空，使自己成为历史的焦点。人们很容易相信，就像许多人所说的那样，他独自在战前反对绥靖主义，他的崛起不可避免。这两种假设都不正确。正如历史学家保罗·艾迪生（Paul Addison）所指出的：“回过头来看1940年5月的危机，我们必须注意到‘不可避免’之事在当时看起来是多么不可避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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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在议会中占绝对多数的席位。他和他的手下们是下议院的主人，操纵并控制这个机构，就像他们控制政府的另一个传统监督者——媒体一样。张伯伦和他的下属使用了能在今天引起强烈共鸣的策略，他们限制记者接触政府的消息来源，要求英国广播公司和报纸遵循政府的路线，并声称在媒体和议会中对他们的政策展开批评是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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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张伯伦的地位看似坚不可摧，“反叛分子”在两年的斗争中屡遭挫折。他们中的一个人说道，反对绥靖政策“就像用脑袋撞石头墙”[7]。“反叛分子”被迫等待政府在军事上的重大挫折，然后再采取行动。但是，逆转一旦发生，抗争的基础就牢固地建立起来了。虽然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张伯伦在那场关于挪威惨败的辩论中垮台是“议会政治自燃”[8]的结果，但事实上，这是“反叛分子”行动的结果。正如传记作家凯瑟琳·德林克·鲍恩（Catherine Drinker Bowen）所说的那样，“‘反叛分子’并不是凭空出现的”[9]。保守党中持异见者强烈要求进行辩论，并敦促工党呼吁对张伯伦进行信任投票。正是他们的领袖，首相曾经的一位密友，在议会发表了又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说服了他的一些同僚，使他们确信张伯伦必须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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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入侵西欧前夕，在“反叛分子”的鼓动下，下议院重申自己是民主卫士，并朝胜利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反叛分子”的行动凸显了罗纳德·卡特兰（Ronald Cartland）言论的真实性，他是“反叛分子”中最年轻的成员，他本人也承受了政府未能妥善备战而带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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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政府能改变人们的思想，”卡特兰说，“而人们的思想会改变政府。”[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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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bert Boothby，Boothby：Recollections of a Rebel，London：Hutchinson，1978，p.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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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obert Boothby，Boothby：Recollections of a Rebel，London：Hutchinson，1978，p.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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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dward R. Murrow，This Is London，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41，p.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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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arlord for Peacemaker，” Time，May 20，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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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inston Churchill，The Gathering Storm，Boston：Houghton Mifflin，1948，p.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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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aul Addison，The Road to 1945：British Politics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Pinlico，1994，p.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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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obert Boothby，Boothby：Recollections of a Rebel，London：Hutchinson，1978，p.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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