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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丈夫斯坦利·克劳德（Stanley Cloud）此前合著了两本书，这两本书都涉及1940年夏天英国的这次斗争高潮，写《至暗时刻的反抗》的想法恰是源于对先前那两本书的研究。正是在那些可怕而又辉煌的日子里，温斯顿·丘吉尔的传奇才真正开始书写。“你想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5月13日，在取代张伯伦3天后，他向下议院宣布，“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那就是：胜利。”[5]这句话仍然是他的试金石，即使法国沦陷，英国军队撤退到敦刻尔克，德国对英国的入侵也隐约可见。那年夏末，当德国空军的轰炸机开始对英国发动攻击时，这位新首相让同胞们振作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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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温斯顿·丘吉尔在1940年的故事是现代英国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好戏之一。但是，当我对这段时期进行更详细的研究时，发现致使丘吉尔加入保守党的幕后故事——保守党的“反叛分子”反抗自己的政党和首相——在某种程度上同样意义重大、引人入胜。如果没有那些“反叛分子”以及那些参加关于挪威惨败的辩论的议会同僚，丘吉尔绝不会有机会如此高调地迎接挑战，而英国很可能已经与希特勒谈判争取和平，甚至走向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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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丘吉尔作为英国的救世主出现，几乎被视为命中注定的事情。他是一位不朽的伟人，把舞台中央的所有人一扫而空，使自己成为历史的焦点。人们很容易相信，就像许多人所说的那样，他独自在战前反对绥靖主义，他的崛起不可避免。这两种假设都不正确。正如历史学家保罗·艾迪生（Paul Addison）所指出的：“回过头来看1940年5月的危机，我们必须注意到‘不可避免’之事在当时看起来是多么不可避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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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在议会中占绝对多数的席位。他和他的手下们是下议院的主人，操纵并控制这个机构，就像他们控制政府的另一个传统监督者——媒体一样。张伯伦和他的下属使用了能在今天引起强烈共鸣的策略，他们限制记者接触政府的消息来源，要求英国广播公司和报纸遵循政府的路线，并声称在媒体和议会中对他们的政策展开批评是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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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张伯伦的地位看似坚不可摧，“反叛分子”在两年的斗争中屡遭挫折。他们中的一个人说道，反对绥靖政策“就像用脑袋撞石头墙”[7]。“反叛分子”被迫等待政府在军事上的重大挫折，然后再采取行动。但是，逆转一旦发生，抗争的基础就牢固地建立起来了。虽然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张伯伦在那场关于挪威惨败的辩论中垮台是“议会政治自燃”[8]的结果，但事实上，这是“反叛分子”行动的结果。正如传记作家凯瑟琳·德林克·鲍恩（Catherine Drinker Bowen）所说的那样，“‘反叛分子’并不是凭空出现的”[9]。保守党中持异见者强烈要求进行辩论，并敦促工党呼吁对张伯伦进行信任投票。正是他们的领袖，首相曾经的一位密友，在议会发表了又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说服了他的一些同僚，使他们确信张伯伦必须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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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入侵西欧前夕，在“反叛分子”的鼓动下，下议院重申自己是民主卫士，并朝胜利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反叛分子”的行动凸显了罗纳德·卡特兰（Ronald Cartland）言论的真实性，他是“反叛分子”中最年轻的成员，他本人也承受了政府未能妥善备战而带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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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政府能改变人们的思想，”卡特兰说，“而人们的思想会改变政府。”[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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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bert Boothby，Boothby：Recollections of a Rebel，London：Hutchinson，1978，p.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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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obert Boothby，Boothby：Recollections of a Rebel，London：Hutchinson，1978，p.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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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dward R. Murrow，This Is London，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41，p.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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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arlord for Peacemaker，” Time，May 20，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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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inston Churchill，The Gathering Storm，Boston：Houghton Mifflin，1948，p.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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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aul Addison，The Road to 1945：British Politics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Pinlico，1994，p.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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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obert Boothby，Boothby：Recollections of a Rebel，London：Hutchinson，1978，p.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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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Larry L. Witherell，“Lord Salisbury’s ‘Watching Committee’ and the Fall of Neville Chamberlain，May 1940，”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Novembe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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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Catherine Drinker Bowen，Biography：The Craft and the Calling，Boston：Atlantic Monthly Press，1968，p.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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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Ronald Cartland，The Common Problem，London：Hutchinson，1942，p.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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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暗时刻的反抗：辅佐丘吉尔并拯救英国的年轻人 第一章 “我们可能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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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灿烂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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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海德公园的蛇形湖上玩着玩具船，年轻的情侣们躺在附近的躺椅上晒着太阳。里兹饭店里，帽子上点缀着鲜花的中年妇女们享用着三文鱼和草莓。晚上，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聚集在骑士桥和贝尔格莱维亚区富丽堂皇的宅第外，有的穿着缎子或丝绸的衣服，还有打着白色领结、穿着燕尾服的年轻男子从出租车里下来，笑着冲进灯火通明的室内。在男管家关门前的短短几秒钟里，人们可以听到“亲爱的”耳语或“脸贴脸”的微弱声响。试着想象一下，在那一瞬间，年轻、有头衔、富有的他们在舞池里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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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伍德和阿斯科特有赛马会，罗德岛有板球比赛，温布尔登有网球比赛，亨利镇有皇家赛艇会。乡村有舞会、晚宴、夜总会和家庭聚会。但在那些有幸被邀请的人看来，1939年伦敦社交季最精彩的部分[1]是在布伦海姆宫为马尔伯勒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的女儿、17岁的萨拉·斯宾塞-丘吉尔女士（Lady Sarah Spencer-Churchill）举办的一场盛大的亮相舞会。宫殿巨大的石头外墙被泛光灯照亮，几英里[2]外的人都能欣赏到宫殿巴洛克式的美。在布伦海姆宫占地20英亩[3]的花园里，树木和灌木丛中闪烁着微弱的彩色灯光，湖水也被泛光灯照亮，似乎沐浴在金色之中。广阔的草坪上建了一座亭子，一支乐队在里面演奏着乐曲。男仆们戴着傅了粉的假发，身穿黄蓝相间的马尔伯勒制服，为700多位宾客分发香槟。温斯顿·丘吉尔是宾客之一，他出生在布伦海姆，是这位涉世未深却受人尊敬的少女的已故祖父桑尼·马尔伯勒（Sunny Marlborough）的表亲。在场的大多数人一直跳舞跳到天亮。一位看得眼花缭乱的客人说，这一幕“欢快、年轻、辉煌，简而言之，完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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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神奇的背景下，人们很容易忘记，在半个大陆之外，成千上万的德国军队集结在波兰边境，华沙的居民们正在公园里挖着弯弯曲曲的战壕，扬声器里发出空袭警报。欧洲处于战争的边缘。如果希特勒入侵波兰（当时看来很有可能是这样），英国承诺将拿起武器保卫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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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夏季的结束，在这个四面环海的国家的人们几乎没有表现出危机感。外国游客惊叹于英国人的冷静，他们在面对危险时表现得漫不经心。“出租车司机、服务员和搬运工都在忙着他们的工作，好像没有意识到自己很快就会被卷入一场世界上最大的风暴。”[5]弗吉尼亚·考尔斯（Virginia Cowles）回忆道。她是波士顿一位年轻的社交名媛，刚开始在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做记者。“你能从别人那里得到最多的，就是一句简短的评论，比如‘事情不太明朗，是吗？’然后你突然为自己的品位低而感到内疚，因为你提到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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