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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作为一名保守党议员，卡特兰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写道：“与政党领导人观点相左的人被称为‘反叛分子’，卑躬屈膝比具有创造力更重要。与党鞭步调不一致的成员受到被驱逐的威胁，并且政府试图动摇他们在选区的地位。政府采取措施阻止他们在下议院内外发表意见。”[27]卡特兰告诉一位朋友，下议院已经变成了“杜莎夫人蜡像馆和木偶秀的混合体”[28]。那年夏天，他在给选民的一封信中宣称：“这个国家每个公民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在下议院是否拥有言论自由和独立的判断力……”[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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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兰认为，在英国处于战争边缘的情况下，自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1937年，他加入了英国地方自卫队，这是一支类似于美国国民警卫队的兼职文职部队，1939年他是伍斯特郡和牛津郡义勇骑兵队的一名中尉。1939年8月下旬，他在训练营中待了两周，为战斗做准备，就像自卫队中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一样。下议院怎么能放弃对这些士兵和其他国民的责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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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兰觉得他已经听够了这场辩论。他一跃而起，与麦克米伦、前外交官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以及艾登集团的其他成员一起离开了会议室，到大厅去讨论如何应对首相的挑战。罗伯特·布思比（Robert Boothby）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是一位热情洋溢的苏格兰人，是温斯顿·丘吉尔的一小群追随者之一。过了一会儿，丘吉尔走近他们。“好吧，”卡特兰沮丧地对这位老人说，“我们对此无能为力。”[30]丘吉尔用手臂搂住了卡特兰的肩膀。“我的孩子，无能为力？”他大声说，“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现在是去斗争、演说和进攻的时候！”[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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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兰默默地站着，仔细考虑丘吉尔的话。就在这时，另一位持不同政见的年轻人冲到人群中。“你必须马上说，”他气喘吁吁地对卡特兰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32]那天卡特兰没有准备任何讲话，他很乐意让资深议员在当天的辩论中起带头作用。但是丘吉尔的话改变了他的想法，是时候进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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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急忙转身回到会议室。几分钟后，议长认出了他。卡特兰说：“我很抱歉耽搁下议院几分钟，但我想作为首相所属政党的后座议员说几句话。”[33]他补充道，张伯伦的演讲让他“深感不安”。然后，卡特兰直视张伯伦，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质问：“首相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被视为独裁者？”卡特兰说：“我不知道去年我开了多少次会，但是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否认（那种）想法。”他补充道，这一想法当然是荒谬的，但张伯伦“断然拒绝”考虑就休会问题达成妥协，“将会使我们更难去消除这种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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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议院的保守党议员大声呼喊，“胡说八道”和“不”，夹杂着工党议员们的欢呼声。长期以来，张伯伦的专横作风一直是人们在吸烟室和大厅里议论的话题，更不用说在伦敦的宴会桌上了。但这次是在公开辩论中，他自己党内的一名成员当面叫他独裁者。“卡特兰犯了最严重的忌讳，”哈罗德·尼科尔森后来写道，“他不仅敢于挑战党鞭，而且还敢于冒犯张伯伦这个神圣的名字。”[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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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兰无视周围不断高涨的愤怒情绪，继续说道：“一位正直可敬的绅士和强大政府的首脑拥有高票支持，他知道自己可以对任何议题进行游说……当整个国家试图团结起来抵抗侵略的时候，说他对这个民主制度充满信心，对他来说是多么容易的事。”[35]此时，保守党议员席上的嘲笑声和嘘声非常响亮，几乎盖过了卡特兰的话。卡特兰停了下来，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他提高了嗓音，让声音盖过喧闹声。卡特兰喊道：“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是：在一个月内，我们可能会开战，也可能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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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身后，来自伯明翰的保守党资深议员、张伯伦的热情支持者帕特里克·汉农爵士（Sir Patrick Hannon）高呼：“不！”汉农是卡特兰的叔祖父，他面色红润，满头白发，曾是被张伯伦家族控制的强大的政治机器中选拔年轻议员的关键人物。卡特兰回头面对他的前导师说：“这位令人尊敬的先生说‘不’，是再好不过了。现在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在训练……我们在这里至少能做的是……要表明我们对这个民主制度有巨大的信心。”[36]卡特兰转身看着张伯伦，接着说：“更重要的是……让整个国家都支持你，而不是在党内发表嘲讽、诡辩的演讲，这会造成分歧。”卡特兰继续说：“为什么首相不能要求人们将他作为首相和国家领导人一样信任，而不是作为政党的领袖去信任？坦率地说，当我听到像今天下午这样的演讲，我感到绝望。”说完这些话，卡特兰坐下了。几分钟后，他离开了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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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议院一片混乱。议员们期待戏剧性的一幕，但没人预料到事情会这样。在这场自慕尼黑事件以来最激烈的议会斗争中，议员们发表了诸多演讲，但那天没有其他演讲像卡特兰充满激情的演讲那样产生巨大影响。麦克米伦后来说，卡特兰的演讲出自一个对即将到来的厄运有所预知的人。哈罗德·尼科尔森在日记中写道：“它的影响是令人震惊的。我很少感到房间里的温度会上升得这么快。”[37]帕特里克·汉农涨红了脸，怒不可遏地站起来，谴责年轻人的“恶毒”言辞。他向英国首相保证，伯明翰的选民“对张伯伦先生深信不疑”[38]。帕特里克爵士补充道：“我与卡特兰被选为他所在选区的议员有关，为此我想向下议院明确表示，我感到遗憾和失望。”辩论结束后，丘吉尔兴高采烈地握住卡特兰的手，喊道：“孩子，干得好！”[39]在议员吸烟室里，一位内阁大臣做了个拇指向下的动作，从嘴里挤出一个名字“罗纳德·卡特兰”[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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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张伯伦一如既往地胜利了。近40名保守党人在这次信任投票中投票反对首相，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在慕尼黑会议之前就反对绥靖政策，但他们没有采取极端措施让自己在党内沦为“贱民”。他们以一种温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安——拒绝投票。就连卡特兰、丘吉尔、麦克米伦、布思比、尼科尔森、艾登和埃默里也投了弃权票。他们的行为对保守党支持首相的浪潮没有产生丝毫影响。张伯伦以245票对129票通过了下议院的信任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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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有关卡特兰的演讲和保守党内异见人士起义的报道，登上了英国主流报纸的头版。《每日镜报》（Daily Mirror）有一篇报道的大标题为“40名保守党人造反”。《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宣称“卡特兰先生被人嘲笑”。《旗帜晚报》（Evening Standard）的头条新闻是：“首相要求公布昨晚未投票的议员名单，他们都将被列入黑名单。”报道称，投了弃权票的保守党人对保守党极为不满，报道还称“他们的所作所为（将被）铭记”[41]。然而，除了来自党鞭的训斥，大多数人没得到官方的纪律处分。这篇文章的匿名作者写道：“然而，我理解的是，罗纳德·卡特兰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他批评了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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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兰遇到了政治生涯中最大的麻烦。演讲后的第二天早上，他收到另一位年轻议员的来信：“当然，有人会因为你说的话而试图毁掉你……我可以向你保证，政府的支持者会有组织地试图通过攻击你来证明他们自己的美德。你昨晚所说的第一部分将被很大程度上恶意歪曲。”[42]一篇《新闻晚报》（Evening News）的报道这样写道：“罗纳德·卡特兰，这位身材高大、肤色黝黑、相貌英俊的年轻保守党议员一夜成名，如果你愿意的话，或者也可以说他因对张伯伦先生非比寻常的攻击而声名狼藉。伯明翰选区政治团队的成员不能使用‘讥讽’和‘吹毛求疵’这样的词来形容他的领导人，也就是首相，然后完全逃脱惩罚。卡特兰先生是个勇敢的年轻人，他必须如此。”[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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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结束后不久，包括帕特里克·汉农在内的约20名保守党议员，要求党鞭对卡特兰采取“严厉措施”[44]。他们抗议说：“指望他们与卡特兰先生哪怕有名义上的同党关系，都是不对的。”伯明翰保守党的负责人与内维尔·张伯伦商议如何摆脱年轻的新秀。保守党在伯明翰选区的负责人在1939年8月5日写给张伯伦的信中写道：“罗纳德·卡特兰最近的一次讲话在伯明翰引起了极大的不满，人们强烈认为不应该放任他继续下去。8月5日上午我见到了保守党在金斯诺顿的主席，他也赞同寻找另一位候选人。”[45]就在同一天，张伯伦写信给他的妹妹说：“至于卡特兰，我希望他在金斯诺顿已经玷污了自己的名声，我正在采取适当措施激起当地的反对声音。他一直是保守党队伍里的不忠分子……结果我们可能会因此失去席位，但我宁愿如此，也不愿意让一个叛徒混入阵营。”[46]此后不久，卡特兰于1939年9月4日被传唤到他所在的选区协会，讨论作为下届选举的候选人，在下次选举中他是否应该被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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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政治生涯可能真的结束了，但卡特兰告诉他的姐姐：“我不后悔。我明天还会这样说，我坚信我所说的一切。当战争来临时——它会来的——首相将无法团结下议院，下议院的议员会永远放弃追随首相。没有一个统一的议会，就不会有一个统一的国家。”[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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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gela Lambert，1939：The Last Season of Peace，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89，p.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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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英里≈1.69千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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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英亩≈4047平方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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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obert Rhodes James，ed.，“Chips”：The Diaries of Sir Henry Channon，London：Phoenix，1999，p.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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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Virginia Cowles，Looking for Trouble，New York：Harper，1941，p.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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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elen P. Kirkpatrick，Under the British Umbrella，New York：Scribner’s，1939，p.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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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ngela Lambert，1939：The Last Season of Peace，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89，p.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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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Lynne Olson and Stanley Cloud，A Question of Honor：The Kosciuszko Squadron：Forgotten Heroes of World War Ⅱ，New York：Knopf，2003，p.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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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John Harvey，ed.，The Diplomatic Diaries of Oliver Harvey，1937-1940，London：Collins，1970，p.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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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Harold Macmillan，Winds of Change：1914-1939，New York：Macmillan，1962，p.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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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ir Edward L. Spears，Assignment to Catastrophe，Vol. 1，Prelude to Dunkirk：July 1939-May 1940，New York：A. A. Wyn，1954，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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