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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婚姻的结束，马杰森全身心投入议会工作。他曾经告诉时任首相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他把党鞭办公室当作自己的第二个家。“他从一开始就喜欢下议院，”马杰森的女儿回忆道，“对那里发生的一切都充满热情。政治是他一生的主要兴趣……”[13]马杰森经常一天工作超过12小时，他管理党鞭办公室，就像曾经领导一支不屈不挠的军队一样，让党鞭办公室遵从20世纪30年代他所服务的3位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斯坦利·鲍德温和内维尔·张伯伦。没有人质疑他的能力。事实上，在议会任职超过50年的劳合·乔治称他为最富技巧、最高效的首席党鞭。[14]他的女儿推测，马杰森的高效率可能是由于他的“局限和天赋，如果他有更强的求知欲，他就会更多疑。事实上，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政党的正确性”[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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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杰森是伦敦社交圈里很受欢迎的人物，下班后的他既迷人又善解人意。但在下议院，他表现出一种冷酷无情的态度，迫使保守党议员屈从于他和政府的意愿。一个纪律委员会的同僚说，在马杰森的眼中，“不是支持政府，就是反对政府，没有中庸之道”[16]。20世纪30年代初，年轻的保守党议员帕特里克·唐纳（Patrick Donner）因敢于投票反对一项政府法案而被召到马杰森的办公室。唐纳在首席党鞭的办公桌前站了一分多钟，马杰森和平时一样穿着整洁的黑色衬衣和黑白格子长裤，埋头写着什么，对他视而不见。最后唐纳说：“如果您忙的话，我在您更方便的时候回来。”[17]马杰森抬起头，问道：“你昨晚投反对票到底是什么意思？”唐纳吃了一惊，反驳道：“您现在跟我说这些，就像我是个混蛋一样，您什么意思？”由于他的冲动和鲁莽，这位年轻的下议院议员被“打入了冷宫”。有好几年，马杰森拒绝和他说话，唐纳的仕途晋升机会也就这样被剥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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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从小就把忠诚和共同掌权视为最高准则的人来说，想要反抗他们的政治上级需要极强的意志力，尤其是这种反抗不仅意味着失去未来的政治利益，而且意味着被同僚当作“贱民”来对待。下属们称马杰森为“头儿”，一位政治评论员曾写道：“他将公学的方法应用到了下议院的校友关系中。”[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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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其中一个“男孩”误入歧途，或者站错了队，其他人很快就会发现这个家伙有点被当作局外人。当然，在公学的准则中，一个局外人的朋友当然也被视为局外人。如果那个家伙还是不肯遵守“游戏”规则，好吧，那他就一定会被“打入冷宫”。其他的伙伴会避开他，唾弃他，当他走进房间时，大家就不说话了。这是对人性脆弱面的一个明显反映，即使是成年人也很少能“接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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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所谓的城里最好的且非常重视兄弟情谊和伙伴关系的俱乐部里，这种排斥尤其伤人。著名陶器世家的后裔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同时是一位反绥靖工党议员，他经常与两大政党中的同僚发生争执，但他喜欢下议院中“极强的兄弟情谊”[19]，他表示这种“兄弟情谊”在美国众议院或任何其他国家立法机构中都不存在。韦奇伍德说，大多数议员没有自己的议会办公室，所以他们“像一个家庭或俱乐部一样，在写作、吸烟或就餐的地方工作（或闲聊）”[20]。在美国众议院，每个议员都有自己的办公室，“没有‘家庭生活’，没有共同的话题。那不是社交，不是思想的延续，而是一门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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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理由认为，下议院中这么多人在一起，来自同辈的压力一直是防范叛乱的最有力保障之一。《笨拙》（Punch）杂志的编辑克里斯托弗·霍利斯（Christopher Hollis）曾在20世纪50年代担任保守党议员，他在马杰森执政多年后指出：“日复一日地与那些认为你像叛国者的人坐在一起，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不快的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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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卡特兰喜欢下议院中的兄弟情谊，但他根本无法强迫自己参与政治游戏。理查德·劳（Richard Law）说：“他完全蔑视那些雄心勃勃的年轻政客的获益手段（罗纳德也雄心勃勃），如果他愿意那样做，长辈们会庇护他。”[22]理查德是一位反绥靖政策的保守党人，是前首相安德鲁·博纳·劳（Andrew Bonar Law）的儿子，也是卡特兰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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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兰对政治的兴趣是由他的父亲伯特伦·卡特兰（Bertram Cartland）激发的，伯特伦·卡特兰是伯明翰一位富有的金融家的独生子。罗纳德出生前4年，[23]他的祖父宣布破产并自杀了。由于没有遗产来维持富裕的生活，罗纳德的父母被迫放弃了他们的房子、马匹、马夫和园丁，搬到伍斯特郡珀肖尔镇附近租来的一间小农舍里。在那里，伯特伦·卡特兰成为保守党的组织者。在1910年的大选中，他掌管当地保守党候选人的议会竞选活动，当他的候选人当选时，伯特伦·卡特兰成了新任威斯敏斯特议员的秘书。在妻子玛丽·卡特兰（Mary Cartland）的鼓励下，伯特伦·卡特兰有了自己的政治抱负：他计划在下次选举中竞选议员。但1914年战争爆发时，他自愿前往法国，最终晋升为上校。1918年，距离停战不到5个月，他在柏利奥巴附近的战壕中被杀。父亲去世时，罗纳德只有11岁。他认真听取了母亲的告诫：“我希望你从父亲倒下的地方重新开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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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玛丽·卡特兰带着孩子们——12岁的罗纳德、18岁的芭芭拉以及8岁的安东尼——一起搬到了伦敦。到达伦敦的那天晚上，芭芭拉和罗纳德在他们新入住的南肯辛顿社区散步。芭芭拉被首都的热闹和繁华景象所吸引，她惊呼：“我会认识每一个人，认识伦敦的每一个人。”[25]她问弟弟最想在伦敦做什么，12岁的罗纳德毫不犹豫地说：“我想做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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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芭芭拉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她成为20世纪20年代伦敦最杰出的年轻人之一。23岁时，这位金发碧眼的苗条女郎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说《拼图》（Jigsaw），号称“披露了梅费尔区的真相”。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位年轻女性在感受了伦敦社会疯狂的享乐主义之后，爱上了一个年轻英俊的同龄人的故事。《拼图》迅速成为畅销书，芭芭拉·卡特兰在她漫长而成功的浪漫主义小说家生涯中共创作了700多本书，《拼图》是第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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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成了一名记者，定期为比弗布鲁克勋爵（Lord Beaverbrook）旗下的《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撰写八卦文章。这位媒体大亨是英国最有权势、最具争议的男人之一，并且钟爱年轻漂亮的女子，他很快就把芭芭拉拉进了自己的社交圈。芭芭拉被邀请参加在勋爵的乡间别墅举行的小型宴会，客人包括温斯顿·丘吉尔和伯肯黑德勋爵（Lord Birkenhead）等与比弗布鲁克相交多年的密友。“我以前常常听他们的故事，现在请他们讲更多的故事，”芭芭拉后来说，“他们都对我关怀备至。我想他们把我当成吉祥物了。”[26]她回忆说，丘吉尔是最健谈的。他开始讲故事的时候，别人会打断他：“温斯顿，这个故事我们以前听过。”他则回答：“好吧，芭芭拉没听过。”然后他接着把故事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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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罗纳德被查特豪斯公学录取为拥有奖学金的学生，他在那里发表了一些进步言论，这些言论似乎与他成为保守党议员的壮志雄心极不相符。当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罗纳德陪着他的母亲在珀肖尔的贫民窟做义工。那里的极度贫困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摇摇欲坠的小房子、雨水从天花板滴落下来、衣衫褴褛的瘦弱儿童以及一脸绝望的憔悴妇女。17岁时，他从学校给母亲写信，说自己认为所有的工人都应该得到一份像样的工资，以保障基本生活。他说，他曾与在附近道路上工作的工人交谈，他们“差点让我相信，社会主义是正确的”[27]。罗纳德的进步主义让查特豪斯公学的高层有点担心。“如果（罗纳德）能抑制他的革命倾向，”查特豪斯公学的负责人告诉玛丽·卡特兰，“我希望他在下个季度能做得像个学生寄宿管理员一样好。”[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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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卡特兰有“革命倾向”，但在同学中很受欢迎，他确实做得很好，但并不以牺牲自己的信念为代价。当他成为学生寄宿管理员后，他放宽了一些使低年级男生的生活悲惨的规定。1926年，数以百万计的英国工人举行了大罢工，以支持全国煤矿工人与矿主之间激烈的劳资纠纷，罗纳德在与姐姐的一次激烈讨论中为矿工罢工辩护。[29]他问芭芭拉是否知道矿工们工作的环境是多么可怕和危险。他们下到地下半英里深的煤坑里，又黑又臭，就像下到地狱的深处。矿工们每天工作7个小时，蜷缩在狭窄的隧道里，吸入烟气和煤尘，他们的工资几乎无法让自己和家人免于饥饿。矿主们要求延长工作时间，降低工资。难道她看不出这是多么错误的做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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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芭拉·卡特兰坦率地承认，她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情。她的社交圈里的大多数人在伦敦梅费尔区豪华的夜总会里通宵跳舞，对伦敦以外的工业区存在的巨大贫困和普遍的失业状况一无所知，也不关心伦敦东区这方面的情况。正如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30]在他的小说《西比尔》（Sybil）中写的那样，英国的富人和穷人被一条巨大鸿沟隔开，以至于他们成为“两个国家：他们之间没有交流，没有同情，不了解彼此的习惯、思想和感情，仿佛他们是不同地区的居民，居住在不同的星球……”[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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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卡特兰热衷于社会公平，但他仍然忠实于家族世代信奉的保守党价值观：坚信个人自由至上，保护私有财产和企业。他反对工党拥护的社会主义：通过市政工程建设创造充分就业，并最终将包括铁路、煤矿和电力在内的工业行业国有化。“工党主张的社会主义会为了国家而牺牲个人，”他曾经写道，“保守主义代表……个人的不断成长，必然促进国家发展。一方的声望与繁荣与另一方息息相关。”[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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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兰的母亲没有钱供他上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所以离开查特豪斯公学后，他去了伦敦的保守党中央办公室工作。1935年，他想竞选议员，但他自己没有钱为竞选活动提供资金，因此他决定不接受中央办公室的资助。他告诉姐姐：“我必须独立，我永远都成不了政客……不能被捆住双手。”[33]最后，他在金斯诺顿举行的小型活动主要依靠芭芭拉小说的版税。他在保守党中以压倒性优势当选议员，保守党赢得了432个席位，而工党只有154个席位，这使斯坦利·鲍德温再次上台担任首相。自由党在19世纪晚期主导英国政治，其领导人包括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34]、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H. H. Asquith）[35]和大卫·劳合·乔治。与过去相比，20世纪40年代的自由党不过是昔日辉煌掩映下的一个可悲的影子。自世纪之交以来，由于激烈的内部冲突，该党力量已经日渐削弱，只获得了21个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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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议会时，28岁的卡特兰是下议院最年轻的议员之一，他孩子气的外表更加凸显了他的年轻。他通常会在舷梯下的第二个政府长凳上就座。据迪克·劳（Dick Law）回忆，舷梯下的第二个政府长凳是一个通常被“保守党中较年长、较严厉、较不妥协的分子”[36]占据的位置。其他议员与“罗纳德的优雅、孩子气相比……显得既滑稽又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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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下议院的时候，卡特兰给母亲写信说：“下议院里的大多数人看起来很年长，没有人看起来像我这么年轻，但我会成长的……我要慢慢来。”[37]他的决心只坚持了几个月。他的第一次违规是他违反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新议员的首次演讲应该仅限于致敬前任，赞扬自己的选区和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争议。如果新议员“很好，非常严肃”[38]，一向愤世嫉俗的杰克·麦克纳马拉写道，那么党鞭们就会“安排你谦虚地发表几句讲话……如果你把大部分时间用来为打扰他们而道歉的话，他们就会亲切地拍拍你的背，然后你就该满怀自豪地回家了，并满足于止步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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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5月，卡特兰第一次在下议院发表演讲时，几乎没有因袭传统模式。他尖锐地抨击了鲍德温的政府，批评它在援助政府委婉地称之为“贫困地区”的问题上表现出的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些地区的失业率超过了30%甚至40%，这些地区正经历绝望的经济萧条。随后在下议院的辩论中，当时41岁的哈罗德·麦克米伦对卡特兰的演讲表示了祝贺。他指出，卡特兰的演讲精神让他想起了自己和其他年轻的进步保守党人在12年前首次进入议会时发表类似演讲的热情。麦克米伦说：“恐怕我们没取得什么进展。”[39]他告诫卡特兰，抑制一下改革的勇气和热情，对他的政治前途可能会更好——只要“我们的政府仍然掌握在与过去40年相同的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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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卡特兰与大多数议员明显不同——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直言不讳。与许多保守党同僚不同的是，他既没有显赫的出身，也没有钱。作为一名虔诚的英国天主教徒，在一个以酗酒为傲的地方，他相对节制。（英国议会大厦不受酒类销售的常规限制，在下议院吸烟室和其他议会场所，人们不分昼夜地畅饮酒精饮料。）卡特兰没加入俱乐部——他没钱加入，也没钱维持会员资格——他不喜欢大型聚会，也不喜欢作为一名议员参加的许多其他社交活动。他宁愿把难得的空闲时间花在自己坐落在议会附近的小法国街上的公寓里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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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卡特兰并不是一个孤独的人。他享受来自下议院的友谊，有一大群朋友，其中许多人是议会议员。卡特兰是个很好的模仿者，他可以精准地模仿最新的社会和政治名人。卡特兰因他的魅力、机智和幽默感而闻名。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帅哥，他的五官太立体，耳朵太大，但他非常有人格魅力，以至有些人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许多认识他的人谈起他的活力和意趣。詹姆斯·P.L.托马斯（James P.L.Thomas）说：“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最快乐的，所以我知道，他有很多朋友。”[40]托马斯是一个身材高大、性格好的威尔士人，也是卡特兰议会朋友圈中的一员。罗纳德·卡特兰的姐姐回忆道：“没有人能对罗纳德无动于衷。当他参加聚会时，聚会的节奏就加快了，因为他在场，人们的精神都高涨起来。”[41]哈罗德·尼科尔森在日记中这样描写卡特兰：“当他离开派对时，仿佛灯光都变暗了。”[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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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衣冠楚楚的单身汉，一头黑发向后梳得很有型，也极受选区年轻人的欢迎，尤其是年轻女性。作家伊丽莎白·朗福德（Elizabeth Longford）回忆道，他被视为“身着闪亮盔甲的骑士，真心实意地为选民谋福利”[43]。朗福德在1936年被工党选中，在下一次大选中与卡特兰竞争。[44]实际上，那些不属于工党或自由党的女孩都爱上了他，甚至还有几个来自反对党的“迷妹”。一些选民亲切地称他为罗纳德·科尔曼（Ronald Colman），还把他比作电影明星，但他讨厌这个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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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议会生涯开始，卡特兰就被视为未来可能领导这个国家的人。在接下来的4年里，许多记者预测他甚至可能实现他很久以前在南肯辛顿向他姐姐提到的目标。1936年5月，《星期日快报》（Sunday Express）的一名记者写道：“卡特兰雄心勃勃。如果他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当上首相，我不会感到意外。他比我认识的许多有抱负的年轻人有更好的机会……我认为他是一流的下议院议员。”[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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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了获得更高的职位，卡特兰经常被警告说，必须学会遵守游戏规则，接受并服从本党和首相的命令。卡特兰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无法告诉你有多少人对我说，‘如果你这样攻击政府，你的仕途就不会顺遂，等等’，就好像这些人都没有自己的目标一样。”[46]无论如何，他对这些警告毫不理会。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末，他对鲍德温和张伯伦政府的批评从未停止过，批评他们在帮助英国下层阶级方面做得不够。保守党议员、温斯顿·丘吉尔的女婿邓肯·桑兹（Duncan Sandys）写道：“罗纳德以一种持续不断的十字军东征的精神对待生活。每当他看到压迫、不公或无能政府行为时，他就加以抨击。更重要的是，他享受战斗的每一分钟，在这一分钟里，他既不让步，也不指望被别人宽容。”[47]正如桑兹所观察到的，实际上卡特兰似乎很享受与大卫·马杰森及其副手之间的争斗。有一次，卡特兰将首席党鞭比作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中渴望复仇的角色，他冷淡地将马杰森描述成“数人头的德伐日夫人”[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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