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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罗纳德被查特豪斯公学录取为拥有奖学金的学生，他在那里发表了一些进步言论，这些言论似乎与他成为保守党议员的壮志雄心极不相符。当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罗纳德陪着他的母亲在珀肖尔的贫民窟做义工。那里的极度贫困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摇摇欲坠的小房子、雨水从天花板滴落下来、衣衫褴褛的瘦弱儿童以及一脸绝望的憔悴妇女。17岁时，他从学校给母亲写信，说自己认为所有的工人都应该得到一份像样的工资，以保障基本生活。他说，他曾与在附近道路上工作的工人交谈，他们“差点让我相信，社会主义是正确的”[27]。罗纳德的进步主义让查特豪斯公学的高层有点担心。“如果（罗纳德）能抑制他的革命倾向，”查特豪斯公学的负责人告诉玛丽·卡特兰，“我希望他在下个季度能做得像个学生寄宿管理员一样好。”[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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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卡特兰有“革命倾向”，但在同学中很受欢迎，他确实做得很好，但并不以牺牲自己的信念为代价。当他成为学生寄宿管理员后，他放宽了一些使低年级男生的生活悲惨的规定。1926年，数以百万计的英国工人举行了大罢工，以支持全国煤矿工人与矿主之间激烈的劳资纠纷，罗纳德在与姐姐的一次激烈讨论中为矿工罢工辩护。[29]他问芭芭拉是否知道矿工们工作的环境是多么可怕和危险。他们下到地下半英里深的煤坑里，又黑又臭，就像下到地狱的深处。矿工们每天工作7个小时，蜷缩在狭窄的隧道里，吸入烟气和煤尘，他们的工资几乎无法让自己和家人免于饥饿。矿主们要求延长工作时间，降低工资。难道她看不出这是多么错误的做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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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芭拉·卡特兰坦率地承认，她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情。她的社交圈里的大多数人在伦敦梅费尔区豪华的夜总会里通宵跳舞，对伦敦以外的工业区存在的巨大贫困和普遍的失业状况一无所知，也不关心伦敦东区这方面的情况。正如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30]在他的小说《西比尔》（Sybil）中写的那样，英国的富人和穷人被一条巨大鸿沟隔开，以至于他们成为“两个国家：他们之间没有交流，没有同情，不了解彼此的习惯、思想和感情，仿佛他们是不同地区的居民，居住在不同的星球……”[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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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卡特兰热衷于社会公平，但他仍然忠实于家族世代信奉的保守党价值观：坚信个人自由至上，保护私有财产和企业。他反对工党拥护的社会主义：通过市政工程建设创造充分就业，并最终将包括铁路、煤矿和电力在内的工业行业国有化。“工党主张的社会主义会为了国家而牺牲个人，”他曾经写道，“保守主义代表……个人的不断成长，必然促进国家发展。一方的声望与繁荣与另一方息息相关。”[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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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兰的母亲没有钱供他上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所以离开查特豪斯公学后，他去了伦敦的保守党中央办公室工作。1935年，他想竞选议员，但他自己没有钱为竞选活动提供资金，因此他决定不接受中央办公室的资助。他告诉姐姐：“我必须独立，我永远都成不了政客……不能被捆住双手。”[33]最后，他在金斯诺顿举行的小型活动主要依靠芭芭拉小说的版税。他在保守党中以压倒性优势当选议员，保守党赢得了432个席位，而工党只有154个席位，这使斯坦利·鲍德温再次上台担任首相。自由党在19世纪晚期主导英国政治，其领导人包括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34]、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H. H. Asquith）[35]和大卫·劳合·乔治。与过去相比，20世纪40年代的自由党不过是昔日辉煌掩映下的一个可悲的影子。自世纪之交以来，由于激烈的内部冲突，该党力量已经日渐削弱，只获得了21个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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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议会时，28岁的卡特兰是下议院最年轻的议员之一，他孩子气的外表更加凸显了他的年轻。他通常会在舷梯下的第二个政府长凳上就座。据迪克·劳（Dick Law）回忆，舷梯下的第二个政府长凳是一个通常被“保守党中较年长、较严厉、较不妥协的分子”[36]占据的位置。其他议员与“罗纳德的优雅、孩子气相比……显得既滑稽又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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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下议院的时候，卡特兰给母亲写信说：“下议院里的大多数人看起来很年长，没有人看起来像我这么年轻，但我会成长的……我要慢慢来。”[37]他的决心只坚持了几个月。他的第一次违规是他违反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新议员的首次演讲应该仅限于致敬前任，赞扬自己的选区和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争议。如果新议员“很好，非常严肃”[38]，一向愤世嫉俗的杰克·麦克纳马拉写道，那么党鞭们就会“安排你谦虚地发表几句讲话……如果你把大部分时间用来为打扰他们而道歉的话，他们就会亲切地拍拍你的背，然后你就该满怀自豪地回家了，并满足于止步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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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5月，卡特兰第一次在下议院发表演讲时，几乎没有因袭传统模式。他尖锐地抨击了鲍德温的政府，批评它在援助政府委婉地称之为“贫困地区”的问题上表现出的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些地区的失业率超过了30%甚至40%，这些地区正经历绝望的经济萧条。随后在下议院的辩论中，当时41岁的哈罗德·麦克米伦对卡特兰的演讲表示了祝贺。他指出，卡特兰的演讲精神让他想起了自己和其他年轻的进步保守党人在12年前首次进入议会时发表类似演讲的热情。麦克米伦说：“恐怕我们没取得什么进展。”[39]他告诫卡特兰，抑制一下改革的勇气和热情，对他的政治前途可能会更好——只要“我们的政府仍然掌握在与过去40年相同的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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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卡特兰与大多数议员明显不同——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直言不讳。与许多保守党同僚不同的是，他既没有显赫的出身，也没有钱。作为一名虔诚的英国天主教徒，在一个以酗酒为傲的地方，他相对节制。（英国议会大厦不受酒类销售的常规限制，在下议院吸烟室和其他议会场所，人们不分昼夜地畅饮酒精饮料。）卡特兰没加入俱乐部——他没钱加入，也没钱维持会员资格——他不喜欢大型聚会，也不喜欢作为一名议员参加的许多其他社交活动。他宁愿把难得的空闲时间花在自己坐落在议会附近的小法国街上的公寓里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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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卡特兰并不是一个孤独的人。他享受来自下议院的友谊，有一大群朋友，其中许多人是议会议员。卡特兰是个很好的模仿者，他可以精准地模仿最新的社会和政治名人。卡特兰因他的魅力、机智和幽默感而闻名。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帅哥，他的五官太立体，耳朵太大，但他非常有人格魅力，以至有些人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许多认识他的人谈起他的活力和意趣。詹姆斯·P.L.托马斯（James P.L.Thomas）说：“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最快乐的，所以我知道，他有很多朋友。”[40]托马斯是一个身材高大、性格好的威尔士人，也是卡特兰议会朋友圈中的一员。罗纳德·卡特兰的姐姐回忆道：“没有人能对罗纳德无动于衷。当他参加聚会时，聚会的节奏就加快了，因为他在场，人们的精神都高涨起来。”[41]哈罗德·尼科尔森在日记中这样描写卡特兰：“当他离开派对时，仿佛灯光都变暗了。”[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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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衣冠楚楚的单身汉，一头黑发向后梳得很有型，也极受选区年轻人的欢迎，尤其是年轻女性。作家伊丽莎白·朗福德（Elizabeth Longford）回忆道，他被视为“身着闪亮盔甲的骑士，真心实意地为选民谋福利”[43]。朗福德在1936年被工党选中，在下一次大选中与卡特兰竞争。[44]实际上，那些不属于工党或自由党的女孩都爱上了他，甚至还有几个来自反对党的“迷妹”。一些选民亲切地称他为罗纳德·科尔曼（Ronald Colman），还把他比作电影明星，但他讨厌这个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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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议会生涯开始，卡特兰就被视为未来可能领导这个国家的人。在接下来的4年里，许多记者预测他甚至可能实现他很久以前在南肯辛顿向他姐姐提到的目标。1936年5月，《星期日快报》（Sunday Express）的一名记者写道：“卡特兰雄心勃勃。如果他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当上首相，我不会感到意外。他比我认识的许多有抱负的年轻人有更好的机会……我认为他是一流的下议院议员。”[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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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了获得更高的职位，卡特兰经常被警告说，必须学会遵守游戏规则，接受并服从本党和首相的命令。卡特兰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无法告诉你有多少人对我说，‘如果你这样攻击政府，你的仕途就不会顺遂，等等’，就好像这些人都没有自己的目标一样。”[46]无论如何，他对这些警告毫不理会。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末，他对鲍德温和张伯伦政府的批评从未停止过，批评他们在帮助英国下层阶级方面做得不够。保守党议员、温斯顿·丘吉尔的女婿邓肯·桑兹（Duncan Sandys）写道：“罗纳德以一种持续不断的十字军东征的精神对待生活。每当他看到压迫、不公或无能政府行为时，他就加以抨击。更重要的是，他享受战斗的每一分钟，在这一分钟里，他既不让步，也不指望被别人宽容。”[47]正如桑兹所观察到的，实际上卡特兰似乎很享受与大卫·马杰森及其副手之间的争斗。有一次，卡特兰将首席党鞭比作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中渴望复仇的角色，他冷淡地将马杰森描述成“数人头的德伐日夫人”[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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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1月，年轻的“反叛分子”第一次受到了内维尔·张伯伦的仇视，接着是鲍德温的财政大臣。卡特兰猛烈抨击财政部，指责它以牺牲穷人为代价来平衡预算：“如果你想做点什么，你就得花钱。如果你什么也不做，我会请政府完全坦率地说出来。”[49]一份报纸在卡特兰演讲结束后宣称：“卡特兰烧了自己的船。”[50]他被传唤到马杰森的办公室，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首席党鞭警告他说，保守党不会容忍“反叛分子”。不久之后，伯明翰选区举行了补充选举，卡特兰是伯明翰唯一没有被邀请为保守党候选人发言的保守党议员。伯明翰的一家报纸推测，这种怠慢可能预示着保守党在下次大选中不再为卡特兰提供官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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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党鞭和保守党高层中越来越不受欢迎，这也源于他在20世纪30年代在另一个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即关于英国政府安抚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政策。卡特兰强烈反对绥靖政策，正如他反对政府未能实施社会改革一样。1935年8月，就在他当选议会议员前不久，他和姐姐去了德国，在那里他被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激怒了。[51]回到英国后，他警告说，希特勒准备向奥地利和其他中欧国家进军，德国迟早会对英国发动战争。与其他反对绥靖政策的议员一样，他的警告遭到了怀疑和嘲笑，他被贴上了危言耸听和“战争贩子”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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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议会中，卡特兰极力推行全民征兵制，并先后抨击了鲍德温和张伯伦对希特勒的安抚。在写给选民的信中，他说他打算“追随自己的良心”[52]，无论它将把自己引向何方。“我们必须清楚地表明，尽管我们憎恨战争，但我们将竭尽全力捍卫我们的自由，绝不能以任何方式动摇我们对民主原则的信仰。”[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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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卡特兰比党内大多数人更愿意勇敢地面对党鞭的愤怒，但在保守党议员维护社会正义和反对绥靖政策的斗争中，卡特兰并不是孤军奋战。议会有二三十名左倾保守党核心成员，其中大多数年龄在45岁以下，他们也曾反对政府的许多经济和外交政策。和卡特兰一样，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公学时代起就一直在试图打破排他的上层社团里受到的种种限制。例如，迪克·劳为保守党首相之子，毕业于什鲁斯伯里公学和牛津大学，拥有无可挑剔的资历。然而从牛津大学毕业几年后，被一位议员形容为“有独立性格和麻烦想法”[54]的劳，在美国当过报社记者，在《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和《费城日报》（Philadelphia Daily）上发表过文章。在20世纪20年代，记者几乎不是最有魅力、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年轻人寻求的职业。“在我看来，年轻人和顽固的老派保守党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卡特兰在给姐姐的信里写道，“‘左翼’保守党与‘右翼’社会主义者（工党成员）的关系，远比他们与老派保守党员的关系更为密切。”[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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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8月2日，在下议院大厅里，卡特兰与两位议员挤坐在一起，他们是哈罗德·麦克米伦和他曾经的密友罗伯特·布思比。在所有进步的保守党人中，很少有人比他们的观点更激进，或者说他们更敢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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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elen P. Kirkpatrick，Under the British Umbrella，New York：Scribner’s，1939，p.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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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Virginia Cowles，Looking for Trouble，New York：Harper，1941，p.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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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oel Annan，Our Age：English Intellectuals Between the World Wars，New York：Random House，1991，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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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rew Middleton，These Are the British，New York：Knopf，1957，p.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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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Quentin Crewe，Well，I Forget the Rest：The Autobiography of an Optimist，London：Quartet，1994，p.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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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蝇王》是英国现代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戈尔丁创作的长篇小说，也是其代表作，首次出版时间为1954年。故事发生于未来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场核战争中，一群6岁至12岁的儿童在撤退途中因飞机失事被困在一座荒岛上，起先尚能和睦相处，后来由于恶的本性膨胀起来，便互相残杀，导致悲剧性的结果。《蝇王》是一本哲理小说，借小孩的天真来探讨人性的恶这一严肃主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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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upert Wilkinson，Gentlemanly Power：British Leadership and the Public School Tradi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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