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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议会生涯开始，卡特兰就被视为未来可能领导这个国家的人。在接下来的4年里，许多记者预测他甚至可能实现他很久以前在南肯辛顿向他姐姐提到的目标。1936年5月，《星期日快报》（Sunday Express）的一名记者写道：“卡特兰雄心勃勃。如果他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当上首相，我不会感到意外。他比我认识的许多有抱负的年轻人有更好的机会……我认为他是一流的下议院议员。”[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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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了获得更高的职位，卡特兰经常被警告说，必须学会遵守游戏规则，接受并服从本党和首相的命令。卡特兰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无法告诉你有多少人对我说，‘如果你这样攻击政府，你的仕途就不会顺遂，等等’，就好像这些人都没有自己的目标一样。”[46]无论如何，他对这些警告毫不理会。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末，他对鲍德温和张伯伦政府的批评从未停止过，批评他们在帮助英国下层阶级方面做得不够。保守党议员、温斯顿·丘吉尔的女婿邓肯·桑兹（Duncan Sandys）写道：“罗纳德以一种持续不断的十字军东征的精神对待生活。每当他看到压迫、不公或无能政府行为时，他就加以抨击。更重要的是，他享受战斗的每一分钟，在这一分钟里，他既不让步，也不指望被别人宽容。”[47]正如桑兹所观察到的，实际上卡特兰似乎很享受与大卫·马杰森及其副手之间的争斗。有一次，卡特兰将首席党鞭比作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中渴望复仇的角色，他冷淡地将马杰森描述成“数人头的德伐日夫人”[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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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1月，年轻的“反叛分子”第一次受到了内维尔·张伯伦的仇视，接着是鲍德温的财政大臣。卡特兰猛烈抨击财政部，指责它以牺牲穷人为代价来平衡预算：“如果你想做点什么，你就得花钱。如果你什么也不做，我会请政府完全坦率地说出来。”[49]一份报纸在卡特兰演讲结束后宣称：“卡特兰烧了自己的船。”[50]他被传唤到马杰森的办公室，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首席党鞭警告他说，保守党不会容忍“反叛分子”。不久之后，伯明翰选区举行了补充选举，卡特兰是伯明翰唯一没有被邀请为保守党候选人发言的保守党议员。伯明翰的一家报纸推测，这种怠慢可能预示着保守党在下次大选中不再为卡特兰提供官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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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党鞭和保守党高层中越来越不受欢迎，这也源于他在20世纪30年代在另一个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即关于英国政府安抚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政策。卡特兰强烈反对绥靖政策，正如他反对政府未能实施社会改革一样。1935年8月，就在他当选议会议员前不久，他和姐姐去了德国，在那里他被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激怒了。[51]回到英国后，他警告说，希特勒准备向奥地利和其他中欧国家进军，德国迟早会对英国发动战争。与其他反对绥靖政策的议员一样，他的警告遭到了怀疑和嘲笑，他被贴上了危言耸听和“战争贩子”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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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议会中，卡特兰极力推行全民征兵制，并先后抨击了鲍德温和张伯伦对希特勒的安抚。在写给选民的信中，他说他打算“追随自己的良心”[52]，无论它将把自己引向何方。“我们必须清楚地表明，尽管我们憎恨战争，但我们将竭尽全力捍卫我们的自由，绝不能以任何方式动摇我们对民主原则的信仰。”[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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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卡特兰比党内大多数人更愿意勇敢地面对党鞭的愤怒，但在保守党议员维护社会正义和反对绥靖政策的斗争中，卡特兰并不是孤军奋战。议会有二三十名左倾保守党核心成员，其中大多数年龄在45岁以下，他们也曾反对政府的许多经济和外交政策。和卡特兰一样，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公学时代起就一直在试图打破排他的上层社团里受到的种种限制。例如，迪克·劳为保守党首相之子，毕业于什鲁斯伯里公学和牛津大学，拥有无可挑剔的资历。然而从牛津大学毕业几年后，被一位议员形容为“有独立性格和麻烦想法”[54]的劳，在美国当过报社记者，在《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和《费城日报》（Philadelphia Daily）上发表过文章。在20世纪20年代，记者几乎不是最有魅力、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年轻人寻求的职业。“在我看来，年轻人和顽固的老派保守党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卡特兰在给姐姐的信里写道，“‘左翼’保守党与‘右翼’社会主义者（工党成员）的关系，远比他们与老派保守党员的关系更为密切。”[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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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8月2日，在下议院大厅里，卡特兰与两位议员挤坐在一起，他们是哈罗德·麦克米伦和他曾经的密友罗伯特·布思比。在所有进步的保守党人中，很少有人比他们的观点更激进，或者说他们更敢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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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elen P. Kirkpatrick，Under the British Umbrella，New York：Scribner’s，1939，p.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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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Virginia Cowles，Looking for Trouble，New York：Harper，1941，p.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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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oel Annan，Our Age：English Intellectuals Between the World Wars，New York：Random House，1991，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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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rew Middleton，These Are the British，New York：Knopf，1957，p.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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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Quentin Crewe，Well，I Forget the Rest：The Autobiography of an Optimist，London：Quartet，1994，p.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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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蝇王》是英国现代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戈尔丁创作的长篇小说，也是其代表作，首次出版时间为1954年。故事发生于未来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场核战争中，一群6岁至12岁的儿童在撤退途中因飞机失事被困在一座荒岛上，起先尚能和睦相处，后来由于恶的本性膨胀起来，便互相残杀，导致悲剧性的结果。《蝇王》是一本哲理小说，借小孩的天真来探讨人性的恶这一严肃主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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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upert Wilkinson，Gentlemanly Power：British Leadership and the Public School Tradi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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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J.R.J. Macnamara，The Whistle Blows，London：Eyre & Spottiswoode，1938，p.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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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Christopher Hollis，“Parliament and the Establishment，” The Establishment，ed. by Hugh Thomas，p.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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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初级大臣（即国务大臣和议会次大臣）通常只负责特定的事务。——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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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J.R.J.Macnamara，The Whistle Blows，London：Eyre & Spottiswoode，1938，p.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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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Frances Leggett，Late and Soon：The Transatlantic Story of a Marriage，Boston：Houghton Mifflin，1968，p.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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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Gay Charteris to John Hill，November 1978，Margesson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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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Frank Owen，Guilty Men，New York：Stokes，1940，p.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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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Gay Charteris to John Hill，November 1978，Margesson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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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Sir Percy Harris，Forty Years in and out of Parliament，London：Melrose，1947，p.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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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Patrick Donner，Crusade，London：Sherwood Press，1984，p.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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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Frank Owen，Guilty Men，New York：Stokes，1940，p.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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