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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通常只在周末和家人见面。即使在那个时候，他也显得冷淡而矜持，因为他从小就认为流露情感或回应别人的感情是没有男子汉气概的。“当他试图表达爱意时，他可能会感到尴尬，”他的儿子回忆说，“他无法处理个人问题，不管是他自己的还是我的。”[72]和其他许多在男校读书的英国男性一样，麦克米伦早期很少与直系亲属以外的女性接触，似乎只有和志趣相投的男性在一起时才感到自在。他所在的社会充满阳刚之气，是一个“为男人而生、为男人而忙”[73]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女人几乎总是觉得自己是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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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20世纪20年代英国年轻女性的生活，芭芭拉·卡特兰写道：“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们的父母听到的都是‘女孩？没关系，祝你下次好运’。我们只好听天由命地接受这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得到的只是从男人们的桌子上掉下来的面包屑。男孩接受了更好的教育，我们只有足够幸运才能接受这样的教育。男性可以上大学，穿更好的衣服，吃得更好，过得更好，当然，还有更多的钱。美国人习惯把钱平均分给孩子，不管孩子是男是女，英国人对此感到难以置信。”[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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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萝西·卡文迪什从小就知道，作为一个女孩，她永远不会拥有兄弟们的优势，包括有机会继承父亲的公爵头衔和财产。她似乎不太介意，但处境相同的其他人的感受大不相同。例如，哈罗德·尼科尔森的妻子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Vita Sackville-West）。她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麦克米伦和布思比在议会的亲密伙伴。作为第三代萨克维尔男爵的独生女，萨克维尔-韦斯特从未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由于是女性，她无法继承克诺尔——她的家族在肯特郡的15世纪的宫殿诺勒，这座建筑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都铎王朝最好的建筑之一。在她的诗歌和书籍中，萨克维尔-韦斯特表达了她对女性地位低下的愤怒和痛苦。在小说《耗尽的激情》（All Passion Spent）中，她描述了在一段典型的婚姻中，丈夫如何“继续享受他自由的、多样的、男性化的生活。她丈夫的手指上没有戒指，名字没有什么变化，但他的财产发生了变化。每当他想回家时，他的妻子就必须在那里，放下她的书、文件或信……在这样一个充满假设的世界里，假定她有平等的权利是不行的”[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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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维尔-韦斯特拒绝以尽职尽责的妻子形象示人。她保留了娘家姓，有很多风流韵事，大部分是和别的女人之间的。她不为丈夫助选，也不和他一起出席伦敦的社会和政治活动。此外，据说，多萝西·麦克米伦是一位完美的政治妻子。她的丈夫也这么认为。她令麦克米伦的选民着迷，发表演讲，与选民握手，举办露天游乐会和乡村集市，供应没完没了的茶和晚餐。她一生致力于满足麦克米伦、她的孩子和婆婆的要求，更不用说斯托克顿的选民了。然而，哈罗德·麦克米伦和其他人似乎不太关心她想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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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养育孩子和对他事业的共同兴趣，哈罗德·麦克米伦和多萝西·麦克米伦几乎没有什么共同兴趣。虽然多萝西欣赏丈夫的知性与才识，但她自己并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事实上，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女性一样，她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从表面上看，麦克米伦对生活的态度是懒散的，多萝西却冲动、精力充沛、脾气暴躁。她的兴趣集中在户外，她热爱园艺、网球、游泳和高尔夫球。作为一个喜欢开快车的人，她以收集超速罚单而闻名，她曾表示有兴趣参加蒙特卡洛拉力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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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格兰那场决定命运的射击派对之前，她只见过鲍勃·布思比一次。他29岁，和多萝西一样大。性格与她的丈夫相反，布思比喜欢笑，也喜欢玩乐。他的一位记者朋友说，布思比机智、活泼、有魅力，是那种“女人会称之为可爱的”[76]男人。根据玛丽·里德的说法，布思比有“一种毁灭性的能力——无论和谁谈话，都能对对方全神贯注，尤其是女人”[77]。当他遇到多萝西的时候，他们之间立刻产生了一种吸引力，但是多萝西先迈出了第一步。她在荒原上抓住布思比的手后不久，他们就成了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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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熟人说，布思比有过很多恋爱关系。“他总是坠入爱河，向女人求婚。”[78]但这次不同，多萝西是一位密友兼同僚的妻子。当这件偶然的风流韵事变得严肃时，情况就更糟了。1930年，多萝西向麦克米伦提出离婚，想嫁给布思比。麦克米伦拒绝了。“我告诉她，我永远不会让她走，”麦克米伦后来说，“那将是灾难性的。”[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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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对他们的社会地位和麦克米伦的政治前途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婚外情在英国上流社会早就完全可以接受，甚至很流行。事实上，多萝西·麦克米伦的娘家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她著名的18世纪祖先乔治亚娜（德文郡公爵夫人）因她和丈夫还有她最好的朋友伊丽莎白·福斯特（Elizabeth Foster）住在一起的风流事而声名狼藉。19世纪晚期，多萝西的叔祖父、第八任德文郡公爵与曼彻斯特公爵夫人保持了一段长达30年的婚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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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们在公众场合行事很谨慎。当德文郡公爵和曼彻斯特公爵夫人不单独在一起时，他们总是用头衔称呼对方，甚至在知道他们的关系的朋友在场时也是如此。“社会戒律……非常清楚，”芭芭拉·卡特兰指出，“第一是‘你不能被发现’，第二是‘你不能有丑闻’。”[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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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顶级社交圈中，就像在政治领域一样，遵守不成文的规则很重要。风流韵事在伦敦社交圈里也许是人所共知的事，但通常对外界秘而不宣，除非当事人有了公开丑闻，否则报纸上的八卦栏里是不会刊登的。如果有离婚诉讼，丑闻就会接踵而至，离婚法庭上披露的每一个肮脏细节都会在大众媒体上被铺天盖地地重复报道。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离婚仍然被认为是公认的道德污点，不管谁是过错方，它给丈夫和妻子都带来了严重的社会惩罚。离婚的人不能出现在法庭上，也不被允许进入阿斯科特的皇家场地。他们被从许多社交名媛的邀请名单上除名。“社交圈就像一座有围墙的城市，有出口和入口，”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夫人回忆道，“你需要一张通行证才能进去，你也有可能被扔出去。”[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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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名议员来说，离婚通常意味着政治生涯的结束。麦克米伦雄心勃勃，他不打算让离婚毁了他的前途。他也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圣公会信仰——他曾经考虑成为一名天主教徒——用他孙子的话来说，“如果考虑离婚，那将是对信仰的彻底放弃”[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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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米伦反对离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仍然深爱着他的妻子。“除了她，我从来没有爱过其他人，也从来没有一个女性朋友，甚至不认识其他女人，”他告诉他的传记作者，“有些事情是暂时和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基本面……什么是肉体之爱？她想要的一切，她都有了。（一次）我开玩笑地说：‘现在你什么都有了，丈夫、孩子、家、情人，还想要什么？’像所有女人一样，她说这是我的错……但是，与可以分享的事情、兴趣和孩子相比，肉体上的爱又算什么呢？”[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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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许爱过她，但正如这番大段而不同寻常的倾诉所表明的那样，他似乎永远不了解她。就多萝西而言，在多次要求离婚后，她最终同意继续与麦克米伦生活在一起，管理他的家庭，并在斯托克顿帮助他竞选。安德鲁·德文郡公爵说：“尽管有这么一段闹得沸沸扬扬的风流韵事，在政治上，多萝西婶婶是个很好的妻子。”[84]与此同时，她公然蔑视社会习俗，坚持公开与布思比过另一种生活。“她非常爱他，”黛博拉·德文郡公爵夫人说，“她不顾一切。”[85]多萝西偶尔和布思比一起住在伦敦的一家旅馆里，一起去葡萄牙和巴黎度假，她几乎每天都给他写信或打电话。布思比的传记作者罗伯特·罗兹·詹姆斯爵士（Sir Robert Rhodes James）说，对多萝西来说，和布思比在一起就像“在天堂里”[86]。“你为什么要叫醒我？”当他们在葡萄牙时，她曾对她的情人大声说，“没有你，我将受到巨大的伤害。”[87]1930年，多萝西的第4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孩。[88]她告诉丈夫，这个孩子是布思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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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傲的、极重隐私的麦克米伦被击垮了，他和布思比决裂了。他的婚姻虽然表面上风光，实际上已成废墟。尽管报纸上没有提及这件事，但是全伦敦的人都在议论他们。比弗布鲁克勋爵的女儿珍妮特·艾特肯·基德（Janet Aitken Kidd）写道：“这场发生在社交圈的‘地震’影响深远……”[89]（据报道，当乔治五世听说他们的关系后，下令“保持沉默”。）[90]对于麦克米伦这个讨厌、惹人注意的人来说，被称为“戴绿帽子的人”是一个可怕的心理创伤。他的儿子后来说：“（我父亲）最介意的是被羞辱。”[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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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思比的情绪也很混乱。在他的政治圈和社交圈里，这件风流韵事本应该轻描淡写。上流社会的贵夫人埃默拉尔德·丘纳德曾经打趣道：“我所认识的最伟大的男人从来都无法忍受爱情。爱情太让人分心了，伟人的工作永远不应该被打扰。”[92]但布思比完全屈服于这种分心。多萝西是他一生的挚爱。1932年，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与她分离已经变得难以忍受。只有没完没了的痛苦‘道别’。没有人能使我相信，‘通奸’不是光荣的苦难，而是短暂的缓刑。”[93]他对另一个朋友说：“我深深地爱着她……有时候，我太想念她了，真想马上回去，带她去乡下，让所有的人和事都见鬼去。”[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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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思比以对朋友极其忠诚而闻名，但在这件事上，激情战胜了忠诚。尽管如此，他还是为这件事影响了麦克米伦的婚姻而感到苦恼。他也知道自己的政治前途岌岌可危。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有时候，那种血腥的权力冲动会占上风，我的头脑里有一个声音在说，‘傻瓜，如果你（把多萝西带走），你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或她’。但另一个声音说，‘舍弃它，狠一点……浪漫的爱情是一种幻觉。去做你该做的工作。走出去，完成你的使命’。”但他不像麦克米伦和其他许多议会同僚那样雄心勃勃，他从不让头脑支配自己的内心，他不能放弃多萝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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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三个人面对的是十多年的社交尴尬和痛苦。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封闭、排外的小圈子里，麦克米伦夫妇和布思比经常在聚会和晚宴上碰面。当麦克米伦在1931年的大选中赢得了议会席位，并再次成为布思比在下议院的伙伴时，他们更加尴尬。1930年末，哈罗德·尼科尔森描述了他在阿斯特勋爵和夫人的庄园克利维登参加的一次令人沮丧的周末家庭聚会。客人包括布思比和麦克米伦夫妇。尼科尔森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人们聚不到一起。”[95]客人们“说着杂乱无章的废话，一小群人希望自己单独待着”。这三个人的其他熟人在日记里也叙述了类似的令人不舒服的情况。自由党议员罗伯特·伯奈斯（Robert Bernays）在1933年写道：“我和哈罗德·麦克米伦在桦木林过夜。由于他和妻子处不来，那种冷淡和克制的气氛真叫人受不了。”[96]麦克米伦的保守党同僚卡思伯特·黑德勒姆（Cuthbert Hedlam）也参观了桦木林，他后来写道：“麦克米伦的阴郁有些可怕。他非常沮丧，完全不顾其他事情……即使在周末，他也不快乐。”[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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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次，布思比试图结束这段恋情，甚至和其他女人订了几次婚。他后来说：“我只是想从网里挣脱出来，不是因为我真的爱上其他人，除了多萝西，我谁都不爱。”[98]布思比中断了那些约会，但在1935年，他冲动地向多萝西的表妹、24岁的戴安娜·卡文迪什（Diana Cavendish）求婚。戴安娜是德文郡公爵兄弟的女儿，她在1929年的一次舞会上认识了布思比，也知道他和多萝西之间的风流韵事。不管怎样，她已经爱上了布思比，当他向她保证和多萝西的关系已经结束时，她接受了他的求婚，这使她的父母大为失望。他们于1935年3月21日在伦敦的圣巴塞洛缪大教堂举行了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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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前的麦克米伦一样，布思比通过与强大的卡文迪什家族联姻而在政治上获利。他与十几位下议院议员有姻亲关系，包括麦克米伦，还有很快就成为外交次大臣的罗伯特·博比提·克兰伯恩。如果布思比的婚姻成功，他可能弥补与多萝西的公开恋情给自己的声誉带来的损害，并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自己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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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就是不能让自己按规则行事。“我是个自我满足的年轻人，”多年后布思比承认，“我变得非常自负。”[99]他的一个朋友说：“他的个人魅力和英俊的外表当然使他能够避免一些离谱的大学生行为。在爱情和金钱上，他是天生的赌徒，这显然带给他一种危险生活的刺激。”[100]婚后不久，他又和多萝西有了婚外情。戴安娜发现后要求离婚。她和布思比一致认为这桩婚姻是个可怕的错误。多年后，布思比说：“如果你爱别人，你的婚姻就不会成功。”[101]1937年离婚后，戴安娜再婚了，但她与布思比终生保持着朋友关系。卡文迪什家族则是另一回事，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布思比感到愤怒。布思比因此树立了一些强敌，包括保守党的副党鞭詹姆斯·斯图尔特，他的妻子是多萝西的姐妹之一。在不久的将来，斯图尔特将尽其所能使布思比和其他反对绥靖政策议员的生活变得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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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思比混乱而轻率的私生活不仅冒犯了卡文迪什家族，他在下议院的声誉也一落千丈。罗伯特·罗兹·詹姆斯说，他的许多同僚“毫无意外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布思比是个无法形容的无赖，酗酒成性，生活过于奢侈，赌博过度，还偷了别人的老婆”[102]。布思比的批评者包括他早年的导师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指责他对待妻子的方式。“他很喜欢戴安娜，”布思比后来说，“他认为我表现不好。”[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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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哈罗德·麦克米伦来说，20世纪30年代初是一段地狱般的岁月。他极力掩饰自己的绝望，假装自己超然于一切之上，每当他与布思比见面时，他总是彬彬有礼。“对他很重要的一点是，既然他已经通过婚姻进入了那个家族，就得接受比较放荡的贵族习俗……带着些许的若无其事，”麦克米伦的研究助理安妮·格林-琼斯（Anne Glyn-Jones）说，“但我认为这种生活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痛苦。”[104]他并不是总能把痛苦隐藏起来。一个朋友看到这个平时很保守的人，极度痛苦地用头撞火车车厢的墙壁，感到很震惊。[105]麦克米伦对另一个朋友说：“我实在活不下去了。”由于精神衰弱，他在德国的一家医院住了几个月，有谣言说他企图自杀。然而，由于1931年斯托克顿的选民将他重新送回了议会，他终于找到了一定的心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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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工党击败保守党之后，事实证明拉姆齐·麦克唐纳领导的政府在遏制失业和重振经济方面的举措并不比鲍德温政府更有效。事实上，1931年，英国、美国和许多国家一样，正遭受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面对金融危机，麦克唐纳不顾党内高层的意愿，与保守党和自由党结成联盟。随后的选举对工党来说是一场灾难，工党仅保留了52个下议院席位，而保守党则赢得了473个下议院席位。名义上，选举后成立的政府仍然是一个联合政府，麦克唐纳仍然担任首相。实际上，鲍德温和保守党在发号施令，麦克唐纳被党内大多数成员视为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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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1年11月任财政大臣的张伯伦的指导下，联合政府开始实施严格的经济计划，削减公共开支，降低利率，并对外国商品征收关税。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英国或至少其南部地区，包括伦敦，开始施行一次试探性的经济复苏计划。北部工业区仍然是该国的经济黑洞，依旧处于萧条状态，一些地区的失业率接近70%。数百万人每晚饿着肚子睡觉，数百万儿童在没有足够的衣服、教育或基本保健的情况下长大。然而，正如社会学家理查德·蒂特穆斯（Richard Titmuss）当时所说，这种“极度贫困如此严重、如此普遍”，但“被英国人的坚忍和自满所遮盖和掩饰，以至于公众……拒绝承认这种贫困状况”[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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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麦克米伦是少数几个亲眼看到贫困带来的破坏，并试图对此采取行动的议员之一，他继续敦促政府进行根本的社会改革，以改善穷人的生活。事实上，他痴迷于为改革而斗争。由于在家里痛苦不堪，无论是在麦克米伦公司还是在议会，他都疯狂地投入工作。有一段时间，他、布思比和其他保守党自由派人士曾对奥斯瓦尔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的想法产生了不满。奥斯瓦尔德·莫斯利是一位富有的年轻工党议员，1930年支持国家干预经济的激进计划。但在莫斯利退出工党，于1931年创立他所称的“新党”，然后陷入法西斯主义之后，他们放弃了与莫斯利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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