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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多数英国人一样，布思比的听众没有心情去理会这些警告。当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去的人仍满怀强烈的悲痛时，他怎么能唤起人们对另一场战争的恐惧呢？1934年距上次英国的年轻人走上战场不过20年，同胞的欢呼声还在他们的耳畔回响。距离他们开始成千上万地倒在法国的战壕里也不过20年，到1918年大屠杀结束的时候，已经有70多万人死亡。这些并不是来自遥远的冲突中、模糊记忆中的战士。如果他们还活着，那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刚刚步入中年，也就是他们人生的黄金时期。许多人的父母还活着，为他们哀悼。他们的名字被刻在几乎每个英国村庄和城镇的纪念碑上，在伊顿公学、哈罗公学、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等学校的墙上，这些名字仍然清晰而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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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死去的年轻人为结束一切战争而战，现在活着的人必须维持和平。人们不允许这样的恐怖事件再发生。正如参加巴黎和平谈判的哈罗德·尼科尔森所指出的：“我们不仅在准备和平，而且在准备永久的和平。我们身上有某种神圣使命的光环。”[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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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和平的热切渴望不仅仅是出于确保所有生命不白白牺牲的决心。愤怒，尤其是年轻人的愤怒，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从战争中获利的军火制造商的愤怒、对无能的将军和他们拙劣的作战计划的愤怒，以及对安然无恙待在伦敦却未能阻止屠杀的老政客们的愤怒。20世纪30年代，诺埃尔·安南在剑桥大学开始了他漫长的学术生涯，他回忆道：“我们下决心再也不被愚弄，我们中的一些人认为，肯定有一种方法可以让我们不被愚弄。那就是拥护和平主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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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公众还担心，尽管上次战争很可怕，但下一次战争会更可怕。事实上，他们认为这将是世界末日。随着现代空中力量的出现，远在战场上的士兵将不再是唯一的受害者，平民也会成为目标。斯坦利·鲍德温曾警告英国人民，“轰炸机总会通过的”[10]。高级军官告诉人们，大规模的轰炸袭击能在几天内摧毁这个国家。空军部估计，在战争的前两个月里，将有60万人死亡，100多万人受伤。如果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这次战争也有毒气袭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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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在20世纪20年代写道：“如果可以的话，想象一下，战争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几天内，伦敦将陷入混乱，医院将被攻占，交通将瘫痪……威斯敏斯特的政府呢？它将被恐怖的‘雪崩’卷走。敌人会提出条件，而这些条件会像救命稻草一样，被快要淹死的人抓住。”[11]有了对即将到来的大灾难如此可怕的描述，难怪哈罗德·麦克米伦会在20世纪60年代写道：“我们当时对空战的看法，就像今天人们对核战争的看法一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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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乔治五世表达了他大多数下属的感受，他宣称：“我不会再参与一场战争，坚决不会。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我无关，如果还有另一场战争，我们面临被卷入其中的危险，我宁愿自己去特拉法尔加广场（进行反战争示威的场所），也不愿让这个国家卷入其中。”[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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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国王不喜欢的不仅仅是战争。人们认为，英国在下一次冲突中的敌人很可能还是德国。作为坚定的亲德派，乔治五世和他的家人坚信，一个强大的德国，不管是不是纳粹，都是抗衡共产主义苏联的必要力量。1917年俄国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杀害了国王乔治五世的第一堂兄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及其家人，对此国王仍然心有余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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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国的上层阶级来说，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在20世纪30年代更为明显。当时，英国北部的失业工人对政府漠视他们的困境感到愤怒，他们决定让伦敦人睁开眼睛，看看他们长期忽视的东西。在过去的十年里，成千上万的工人到英国首都参加示威游行和集会。最著名的一次游行发生在1936年10月，一群群穷困的矿工和船员从英格兰东北部的贾罗步行近300英里到伦敦，因他们和其他英国数百万失业者陷入困境而抗议。首相鲍德温拒绝接见游行者，政府对他们的要求几乎不予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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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上层社会的成员们紧张地意识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要么在萨沃伊酒店的大厅里，从一群“睡懒觉”的失业者的身旁走过；要么看警察在牛津街与示威者搏斗。英国的阶级制度使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所处的阶级，并一直待在相应的位置，它会分崩离析吗？英国也会发生革命吗？约克公爵（未来的乔治六世）造访伦敦东区，加剧了人们的恐惧。在那里，他被一群挥舞着拳头的伦敦人包围，他们高喊：“食物！给我们食物！我们不要皇家寄生虫！”[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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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索尔兹伯里侯爵夫人的姻亲内莉·塞西尔夫人（Lady Nelly Cecil）指出，几乎她所有的血亲都“对纳粹态度温和，对‘共产主义’的看法很愚蠢，对他们来说，共产主义的行动都得不到保守党中央政府的批准”[15]。有天晚上，哈罗德·尼科尔森在伦敦的一家叫普拉特的俱乐部遇到3个年轻的同僚，他们告诉他：“他们更愿意在伦敦看到希特勒，而不是（工党）政府。”[16]尼科尔森在日记中厌恶地写道：“我慢慢地躺在床上，思考着大英帝国的衰落和灭亡。”后来他写道：“统治阶级只考虑自己，并且仇恨红军。这使我们和希特勒建立了一种完全虚伪却最有效的秘密联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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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最直言不讳的支持者之一是威尔士亲王。1933年，他对一位德国王子说：“我们不应该干涉德国的内政，不管是（关于）犹太人还是（关于）其他任何事情。现在我们可能很快就会在英国找到一个受追捧的独裁者。”[18]事实上，亲王如此高调地支持纳粹，甚至有一次连他亲德的父亲都认为他做得太过分了，让他低调一点。支持绥靖政策的保守党议员亨利·钱农爵士（Sir Henry “Chips” Channon，别名为薯条）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未来的爱德华八世“将走上独裁者的道路……反对过度民主”[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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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王对德国及其政府的敬佩得到了英国建制派中相当一部分人的认同，其中包括许多著名的商人、政治家、前军事领导人、媒体大亨和贵族。1935年，德国驻伦敦大使馆鼓励一群德国社会和政府精英的纳粹仰慕者组成“英德联谊会”，加强英国与纳粹德国的关系。该组织标榜自己与政治无关，但根据历史学家伊恩·克肖（Ian Kershaw）的说法，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纳粹在高层进行直接宣传的工具，是德国在英国施加影响的工具”[20]。该组织的创始成员包括英国议会两院的50名议员，以及几位退役的将军和海军上将，其中包括加里波利英军司令伊恩·汉密尔顿（Ian Hamilton）将军，还有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前院长、海军上将巴里·多姆维尔（Barry Domvile）。英格兰银行的3名董事也在成员名单上，还有一些大型工业企业（如弗斯-维克斯、联合利华和邓洛普）的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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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组织的第一任主席是前保守党交通大臣，也是未来的蒙巴顿勋爵（Lord Mountbatten）的岳父坦普尔勋爵（Lord Mount Templ）。在一次团契晚宴上，就在餐后甜点（一种饰有纳粹十字和英国国旗的冰激凌甜点）上桌前，坦普尔勋爵在祝酒词中表示，希望英国能在下一场战争中与德国并肩作战。[21]许多贵族也支持坦普尔勋爵的亲德立场，包括德文郡公爵夫人的女儿多萝西的追求者巴克卢公爵、贝德福德公爵（Duke of Bedford）、洛锡安侯爵（Marquess of Lothian）、艾伦男爵（Baron Allen）、布罗基特男爵（Baron Brocket）、雷德斯代尔男爵（Baron Redesdale，米特福德姐妹的父亲）。米特福德姐妹是著名的纳粹同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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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另一位贵族拥护者是威斯敏斯特公爵（Duke of Westminster），他被认为是英国最富有的人，拥有梅菲尔区大部分的土地、贝尔格莱维亚区全部的土地，以及其他地区数十万英亩的土地。本多·威斯敏斯特（本多·威斯敏斯特的昵称来自他祖父的一匹获奖赛马的名字）是温斯顿·丘吉尔的朋友和远亲，温斯顿·丘吉尔是威斯敏斯特公爵第三次结婚时的伴郎，曾在法国的庄园和他一起猎杀野猪，被他的第三任妻子洛丽亚（Loelia）描述为“令人敬畏、反复无常的专横的人”[22]。公爵也是一个坚定的反犹太分子，他最珍视的财产之一是一本名为《犹太名人录》（The Jews’ Who’s Who）的书，他“严密”[23]地守护着这本书，声称它“准确记录了在英格兰贵族家庭的血脉中流淌着多少犹太人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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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希特勒与英国保持密切关系的最著名的贵族代表是伦敦德里勋爵（Lord Londonderry），他是丘吉尔的另一位亲戚，于1931年至1935年担任英国空军部长。1933年11月，当希特勒的非官方特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ontrop）为促进英德同盟而来到英国时，他受到了伦敦德里夫妇的接待。伦敦德里夫人是伦敦社交界的知名人物，以在伦敦德里大厦举办奢华派对和招待会而闻名。里宾特洛甫还受到其他几位著名的社会名媛的奉承，包括埃默拉尔德·丘纳德和苏格兰一位百万富翁啤酒商的女儿玛吉·格雷维尔（Maggie Greville），她们毫不掩饰自己对希特勒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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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希特勒在英国的宣传运动显然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在某些上层社会圈子里，亲纳粹不仅被认为在政治上是合理的，而且被认为很合时宜。一位首次进入上流社交场合的富家女回忆道：“在英国，有很多非常有权势的人……仰慕希特勒及其政权，不遗余力地与纳粹分子交往，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很不同。”[24]她补充说，贵族和富商经常在女儿未入社会前，把她们送到德国待一两个夏天。“我认识的女孩几乎都是在16岁或17岁时去过慕尼黑，那时就是这个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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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利用自己的声望，在他成为总理后邀请了许多英国社会和政治领袖来德访问。1936年3月，希特勒公然违反《凡尔赛条约》和《洛迦诺公约》（Locarno Treaty），占领了非军事化的莱茵兰，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他的英国客人。1936年8月，大批贵族和议员涌入柏林参加夏季奥运会。9月，又有数十人返回德国，参加在纽伦堡举行的一年一度的纳粹集会。历史学家唐纳德·卡梅伦·瓦特（Donald Cameron Watt）说，许多怀揣着“世界最美好愿望”[25]的游客在朝圣归来后，“成为德国和纳粹外交政策的无偿仆人”。在一次会面后，洛锡安勋爵（Lord Lothian）写道：“今天的核心事实是，德国不想发动战争，并把放弃战争作为解决它与邻国争端的一种方式。”[26]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Sir John Simon）把希特勒描写成“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奥地利‘圣女贞德’”[27]。从纽伦堡回来后，玛吉·格雷维尔深情地说：“我亲爱的棕色小衬衫。”[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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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英国贵族苦难的制造者——大卫·劳合·乔治——也曾一度迷恋希特勒。1936年，在访问德国后，这位前首相在《每日快报》上撰文，将希特勒与乔治·华盛顿相提并论，称他是“天生的领袖，一个有魅力、有活力、一心一意维护和平的人”[29]。后来，劳合·乔治宣称：“我只希望今天能有一个像他这样高素质的人来领导我们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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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并不是所有访问德国的政治人物都对他着迷。回国时，鲍勃·布思比和罗纳德·卡特兰对希特勒及其政权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芝加哥百货公司巨头马歇尔·菲尔德（Marshall Field）的外孙罗纳德·特里（Ronald Tree）也是如此。罗纳德在英国长大，1933年被选为保守党议员。特里在1934年和罗伯特·伯奈斯一起访问了德国。[30]由于伯奈斯曾在报纸上发表过批评纳粹的文章，因此他和特里被禁止会见希特勒或德国政府的其他官员。相反，他们秘密会见了纳粹政权的反对者，这些反对者还告诉他们，集中营当时是为“国家的敌人”而设立的。在那次访问中，特里还目睹了相当多的针对犹太人的街头暴力。他“被说服了，就像我的演讲证明的那样，……除非希特勒一早就知道我们将以武力对付武力，否则在他的领导下开战是不可避免的”[31]。不久之后，当杰克·麦克纳马拉去德国时，获准参观了一个集中营。在那里他看到挥舞警棍的党卫军卫兵威胁面无表情的囚犯。麦克纳马拉后来写道，在他的一生中，“我从未见过人类如此胆怯”[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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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小群反对绥靖政策的议员中，有两名议员对德国发生的事情有更广泛、更深入的了解。在1931年当选议员之前，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保罗·埃默斯-埃文斯（Paul Emrys-Evans）曾在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担任武官，后来又在外交部工作。进入下议院后，埃默斯-埃文斯继续频繁地在伦敦的别墅宴请前外交部同事，他们都坚信政府正在向独裁者屈服，“灾难即将降临”[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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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哈罗德·尼科尔森曾在外交部和外交界任职20年，并于20世纪20年代末担任英国驻柏林大使馆参赞。意识到德国在停战后不久就开始秘密进行非法军事集结，早在希特勒夺取政权之前，尼科尔森就警告过白厅，德国正在积聚力量。他说：“如果我们在具体事情上表现软弱，在我们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之前，我们将面对一个全副武装的德国。”[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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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和其他议会“反叛分子”遭受到巨大的挫折。他们预见了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正面临日益严重的危险，却无能为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到50岁，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和同龄人会进入政府，占据有影响力、有权威的职位。但这样的人太少了。他们是被战争摧毁的迷惘一代。其他的年轻人——“反叛分子”的兄弟、表兄弟、儿时的朋友、同学——可能会赞同他们进步的观点，反对与独裁者和解。这些人躺在散布于法国和比利时的坟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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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老一代政治家——拉姆齐·麦克唐纳、斯坦利·鲍德温、内维尔·张伯伦以及他们的同僚——继续紧握权力不撒手，就像他们自20世纪20年代初以来所做的那样。正如布思比所说，在这些“老派的平庸之辈”中，担任过两届工党政府首相的麦克唐纳最无足轻重。1931年至1936年，他是所谓的国家政府的名义首脑，实际上当时掌权的是鲍德温和保守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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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担任保守党领袖的最初几年里，斯坦利·鲍德温是布思比、麦克纳马拉、埃默斯-埃文斯和麦克米伦等年轻的保守党进步人士眼中的英雄。鲍德温是一个直率的人，生得敦实，是正派和诚实在公共生活中的代表。他是一个温和的调解人，对1926年总罢工的巧妙处理受到了广泛的赞扬。布思比曾称鲍德温和他的父亲是“我所认识的最好的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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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鲍德温性格温和、为人正派，但他在1935年再次成为首相时已经68岁了，与现代社会完全脱节了。他喜欢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淳朴的乡绅，喜欢回顾早已消失的英格兰宁静的乡村价值观。这位从未在军队服过役，也没有目睹法国和比利时大屠杀的首相，斥责年轻一代“焦灼且愤世嫉俗”[36]的观点。他敦促“坦然而快乐地”接受这个世界是一个有道德的地方。布思比挖苦地指出，对于那些在一战阴影下长大的人来说，听从鲍德温的建议“有点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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