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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希特勒上台3个月后，她在一次自由党会议上说：“在德国，我们所认为的自由似乎已经消失……转眼间，它几乎不做任何斗争，就被噩梦般的暴力统治所取代。”[62]她相信除非英国不只是口头上支持国际联盟，否则另一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她和她的好朋友布兰奇·达格代尔（Blanche Dugdale，也称巴菲·达格代尔）——前首相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的侄女，还有罗伯特·克兰伯恩勋爵的堂兄，成为反对绥靖政策的保守党和自由党年轻议员的心腹，不断敦促他们对政府采取更坚定的立场。当一个年轻的“反叛分子”因为鲍德温和他的手下在阿比西尼亚问题上没有勇敢地面对意大利，而犹豫是否要给他们投反对票时，维奥莉特夫人严厉地批评了他。她问这个年轻人，正如他在日记中沮丧地写道：“我的道德原则在哪里？这一切都非常困难。”[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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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由于维奥莉特夫人的推动，丘吉尔参与了一些反绥靖组织，包括一个名为“集中力量捍卫自由与和平”的组织，旨在动员所有政党的人民反对安抚独裁者。早期的保守党支持者包括布思比、卡特兰和埃默斯-埃文斯，以及备受尊敬的独立议员埃莉诺·拉思伯恩（Eleanor Rathbone）和强大的工会大会秘书长沃尔特·西特林爵士（Sir Walter Citrine）。作为这个组织的领导人，丘吉尔发表了演讲并撰写了文章，强调政府必须加快重整军备和加强集体安全，以应对德国的威胁。维奥莉特夫人也这样做了。她在一次集会上宣布：“除非世界上自由民主的国家……准备站在一起，为正义、和平和自由冒险，就像其他人准备为侵略的果实冒同样的风险一样，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失败，黑暗势力就会抢占地球。”[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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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地，这场运动的势头越来越大。参加反绥靖主义集会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的热情也越来越高。丘吉尔甚至开始给下议院留下印象。1936年11月，他设法让鲍德温政府处于守势，迫使其承认尽管鲍德温两年前曾承诺建立英国皇家空军，但英国的空中力量仍逊于德国。鲍德温政府对事实的承认激发了丘吉尔对首相及其政府最尖锐、最有力的攻击之一：“所以他们在奇怪的悖论中继续前行，决绝地犹豫不决，坚定地随波逐流，顽固地反复无常，拥有无上权利，却毫无作为。所以我们要继续为‘蝗虫’准备更多的时间——这些时间也许对伟大的英国来说至关重要。”[65]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不妙后，鲍德温哀怨地为自己争辩，却于事无补。他说如果他“到各地说德国正在重新武装，我们必须重新武装起来”[66]，那么保守党就会在1935年的选举中落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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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温承认他重视政治上的胜利，而不是国家安全后，他的声望就一落千丈，他的外交政策也被质疑。就连他最坚定的支持者也承认他遇到了麻烦。与此同时，丘吉尔、维奥莉特夫人和他们的盟友在英国发现了一种新的精神——英国人越来越有决心迫使他们的领导人直面独裁者。丘吉尔写道：“我们有一种感觉，我们不仅即将赢得人们对我们的观点的尊重，还将使它们占据主导地位。”[67]但后来，爱德华八世和辛普森夫人的事闹得沸沸扬扬，机会又一次溜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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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即使国王不是有意为之，他也常常帮到希特勒。作为威尔士亲王，他曾是英国最著名的纳粹德国的辩护者。1936年1月，在接替父亲乔治五世不到一年中，他明确表示打算娶他的情妇、一位再婚的美国人沃利斯·辛普森（Wallis Simpson）为妻。这让他的国家陷入了一场长达数月的宪法危机，这场危机暂时掩盖了英国重整军备和对抗希特勒的问题。更糟糕的是，国王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竟然是丘吉尔，他在爱德华退位问题上的拖延破坏了他在反对绥靖政策斗争中辛苦恢复的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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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显然不赞成国王的亲德观点，但他始终是浪漫主义者，是英国君主制的热情支持者，他的妻子曾说他是“国王神圣权利的最后一个信徒”[68]。公众和议会都认为，如果国王执意要结婚，他就必须退位，丘吉尔反对这种看法，他让爱德华坚持下去。然后，在1936年12月7日，他“满怀激情、一身白兰地酒气”[69]，恳求下议院不要急于做出判断，结果却被充满敌意的下议院压倒。第二天的《泰晤士报》（The Times）写道：“这是现代议会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挫败。”[70]鲍勃·布思比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一点。他说：“在那致命的五分钟里，丘吉尔反对绥靖政策的集中远征颓然溃败了。”[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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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和丘吉尔的其他盟友一样，布思比对丘吉尔的判断失误感到震惊。正如《旁观者》（The Spectetor）杂志所言：“没有人会否认丘吉尔先生的天赋，但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或者在错误的时间不做错误的事情，并不是天赋的一部分。”丘吉尔的大多数支持者能克制住自己，而暴怒的布思比却没能克制住自己。1936年12月7日下议院休会后，他立即给丘吉尔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信中写道：“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情让我觉得，那些对你最忠诚的人几乎不可能在政治上盲目地追随你（就像他们想做的那样）。因为他们不知道下一次会降落在什么鬼地方。”[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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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他平静下来，布思比后悔自己冲动地寄了这封信。“我真是太傻了，”多年后他说，“因为（丘吉尔）很清楚自己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我不应该再雪上加霜了。”[73]他为自己的指责向丘吉尔道歉，并解释说，他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为他坚信“在未来两年里，你是唯一能拯救这个国家和世界的人”[74]。丘吉尔后来承认，他严重误判了英国人的情绪，但他向布思比保证，他没有恶意。然而，正如布思比后来看到的，他和前导师的关系在这次事件中遭受了重大打击，今后将产生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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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哈罗德·麦克米伦的话来说，退位危机“削弱了当时最伟大、最具先见之明的政治家的声誉和政治地位”[75]，但恢复了斯坦利·鲍德温的声望，他娴熟、温和地处理了这场争议，受到了广泛赞扬。1937年5月，鲍德温将首相职位交给内维尔·张伯伦，退休并搬到位于伍斯特郡的乡间别墅。哈罗德·尼科尔森评论道：“没有人像他一样满怀深情地离开。”[76]与此同时，丘吉尔痛苦地意识到英国重整军备的“欠账越来越多”。但由于没有政治资本做任何事情，在193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不在聚光灯下，致力于撰写报纸和杂志文章，并完成了一本四卷本的传记，记述了他杰出的祖先、第一任马尔伯勒公爵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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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丘吉尔再次陷入政治荒野，反对绥靖政策的保守党希望另一位议会同僚来领导他们的事业。他就是40岁的外交大臣，也是为数不多的几位获得高职位的年轻保守党人之一。作为国际联盟和集体安全的倡导者，艾登被他这一代政治人物视为内阁中唯一一位坚定的重整军备和抵抗运动的拥护者以及内阁中优柔寡断的调解人。当然，他的支持者相信，他会意识到形势的紧迫性，并团结反绥靖势力。当然，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指望艾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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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bert Boothby，I Fight to Live，London：Gollancz，1947，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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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obert Boothby，I Fight to Live，London：Gollancz，1947，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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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illiam Manchester，The Last Lion：Winston Spencer Churchill：Alone，1932-1940，New York：Dell，1988，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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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obert Boothby，Boothby：Recollections of a Rebel，London：Hutchinson，1978，p.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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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obert Boothby，Boothby：Recollections of a Rebel，London：Hutchinson，1978，p.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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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obert Boothby，Boothby：Recollections of a Rebel，London：Hutchinson，1978，p.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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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obert Boothby，I Fight to Live，London：Gollancz，1947，pp.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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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Piers Brendon，The Dark Valley：A Panorama of the 1930s，New York：Knopf，2000，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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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Noel Annan，Our Age：English Intellectuals Between the World Wars，New York：Random House，1991，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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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William Manchester，The Last Lion：Winston Spencer Churchill：Alone，1932-1940，New York：Dell，1988，p.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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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tuart Hylton，Their Darkest Hour：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Home Front 1939-1945，Stroud，U.K.：Sutton，2001，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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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David Reynolds，“Churchill’s Writing of History：Appeasement，Autobiography and The Gathering Storm，”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series 6，Vol. 11，2001，p.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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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ndrew Roberts，Eminent Churchillians，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4，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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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Piers Brendon，The Dark Valley：A Panorama of the 1930s，New York：Knopf，2000，p.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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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Kenneth Rose，The Later Cecils，New York：Harper & Row，1975，p.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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